山下奉文案探析——以抗战胜利后的新闻报道为中心

马尼拉特别军事法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军在远东设立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开端,法庭判处山下奉文死刑。山下奉文案不仅在法庭授权、审理程序、确立战争罪名等方面,为东京审判积累了审判日本战犯的经验,而且与中国关系密切。它既反映了战后军事法庭追究日本战犯罪责的合法性、正义性,以及其个别方面的不彻底性,又因其所引发的法律问题而受到法学界的广泛关注。     

跨越国界的历史认识——顾若鹏《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战争罪行与中国审判》读后

正战后盟国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审判,其中包括设立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甲级战犯的审判,以及盟国在亚太地区设立的法庭对乙丙级战犯的审判。除此以外,还包括与上述审判不在同一法理体系和框架的日本战犯审判,如苏联主导的伯力审判和1949年后新中国政府主导的沈阳和太原审判。(1)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由于涉及战争责任的确定和国际正义的实现等"大义名分"问题,一直以来都被视为中日两国"历史纠葛"的源头。相对而言,学界对各盟国主导的乙丙级战犯审判的关注,远不如对甲级战犯的国际审判。此外,相对于中日两国学界,西方学界对战后     

倪征威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自1946年5有力的证据支撑,形势逐渐对中国十分不利。国际检察局因此将对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的主控权交给菲律宾检察官,从而使中方丧失直接指控这两个侵华元凶的机会。危急时刻,中国检察官向哲浚返国搬救兵,点名让刚从美国考察回来的倪征以检察顾问的身份,加入到审判之列。在向哲浚和倪征的积极争取下,中方从菲律宾检察官手里夺回部分主控权。与此同时,他们又在日本陆军部已被盟军封存的档案库里找到了有用证据。“谈虎色变”被美国律师理解成“谈老虎”1947年9月10日,东京审判的第三个阶段,即个人辩护…     

太原审判日本战犯

1956年6月10日至20日,我作为在太原组织的特别军事法庭宣传组负责人和新华社记者,参加了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审判日本战犯的新闻报道工作,有幸目睹耳闻了这次审判战争犯罪分子的全部过程。     

国民政府审判侵华日军战犯略论

国民政府审判侵华日军战犯略论李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盟国在纽伦堡和东京设立军事法庭,对轴心国主要战犯进行了一次国际性大审判,影响巨大,意义深远。此外,许多被侵略国家还单独审判了其他一些战犯。迄今为止,国内外有关欧洲（纽伦堡）和远东（东京）两个国际军...     

中国境内自杀亡命的侵华日军最高将领

上海提篮桥监狱始建于1901年,启用于1903年5月。最初主要有两幢监楼,占地面积10亩左右,后来陆续进行过扩建、改建,直到30年代中期才形成如今规模。由于其建筑精良,规模宏大,又大于日本的巢鸭监狱和印度的孟买监狱,所以又号称为“远东第一监狱”。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提篮桥监狱的部分监舍曾辟为上海军事法庭和战犯拘留所,对日本战犯进行关押和审判。当时的典狱长叫江公亮(安徽旌德人,南京法政学校、北京中华大学毕业)曾兼任过一个时期的战犯拘留所所长。     

30万南京同胞被屠杀的史实岂容否定

一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攻陷南京后,进行了一场惨绝人寰、震惊世界的大屠杀。1947年中国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认定,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设于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作出了大致相同的判     

1940—1941年两次印度支那危机与英美远东关系的转变

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年两次印度支那危机与英美远东关系的转变曹大友自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以来,英美两国在对付日本侵略扩张的问题上基本上是各行其是。英国竭力遵循对日妥协的方针,以保证其远东殖民地的继续存在;美国则执行一种“非纵容不抵抗”政策,防止日本过...     

东京审判：丧钟为谁而鸣

1946年5月5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同盟国,在日本东京开设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与此同时,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在德国纽伦堡也正进行着一场清算德国纳粹的军事审判……     

日本战犯沈阳受审前后

1956年6月至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审理日本前陆军第117师团师团长、中将铃木启久等36名日本侵华战犯,至今已经半个世纪了。审判遗址是坐落在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旁的一座融中国古典与苏联风格于一体的古老建筑。审判结束后改做北陵电影院,     

法日英在南沙群岛的角力与法国南沙政策的两次调整(1933—1938)

1933年7月26日,法国宣称占领南沙“九小岛”,国民政府的抗议被法国忽视,而日本的非法声索却受到法国的重视。出于对远东政策的贯彻以及对日本“恫吓外交”的屈服,法国被迫于1934年对南沙政策作出调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法国派舰前往南沙群岛巡视,试图重新进行“有效占领”,针对日本非法占领经营太平岛,法日在东京和太平岛进行多轮交涉。英国亦几次试图伺机攫取南沙部分岛礁,盘算落空后则竭力怂恿法国登岛以抗衡日本。1938年,法国再次调整其南沙政策,并派兵登上太平岛。法国南沙政策的两次调整主要基于远东局势的变化,亦是对其“印度支那”安全、利益等因素权衡的结果。     

提篮桥监狱内枪决的第一个日本战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投降签字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美国军舰上举行。11月6日当时的中国政府依据有关规定,成立了“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从12月中旬起,陆续在北平、上海、太原、济南、沈阳、徐州、武汉、南京、广州、台北等10个城市设立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和战犯拘留所,对各地拘捕的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由于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交通便捷,通讯完备,当时不少日本战犯曾在上海关押和审判。建筑精良的提篮桥监狱是上海地区最早关押日本战犯的一个重要场所,那里曾先后关押过几百名将、佐、尉级的战犯。那里不仅是上海地区,而且是中国境内最早审判日本战犯的地方。据现有资料看,抗战胜利后至少有13名战犯被处决于提篮桥狱中,其中处绞刑的有5     

《侵华日军战犯徐州审判档案汇编》问世

<正>徐州市档案局(馆)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1800元本书将徐州市档案馆所藏的徐州绥靖公署军事法庭审判(简称"徐州审判")档案按原样影印出版,并编制了详细的目录,内容包括:(一)徐州绥靖公署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档案,包括徐州绥靖公署成立的档案,检举战犯通告,军事法庭审判长、检察官履历,关于侦查、搜集、检举、呈控日本战犯罪行的起诉书、判决书等;(二)徐州审判剪报资料,主要内容是当时报刊上刊登的有关徐州审判的新闻;(三)战     

评“一亿总忏悔”与“天皇退位论”

战后初期,日本“战后处理内阁”为了维护天皇制的“国体”,相继抛出了“一亿总忏悔”和“天皇退位论”,旨在把战争责任转嫁在1亿国民的身上,从而掩盖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逃脱联合国军事法庭的正义审判。本就这两个谬说提出的目的、实质、影响及其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部的“太平洋战争史观”予以剖析。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及“对日战犯审判文献丛刊”出版

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伸张正义,惩处战争罪犯,重建战后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同盟各国依据《波茨坦公告》,在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由中、美、苏、英、法等提名的11名法官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自1946年5月3日开始,至1948年11月宣判终结,共开庭818次,出庭证人达419人,庭审记录长达4.9万余页,判决书长达1213页,审判吸引了近20万听众,其规模超过了纽伦堡审判,堪称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东京审判(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详细审查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经过,确认了日本侵略战争的犯罪性质,裁定了日本的战争责任,是战后日本和远东国际关系新格局的起点。     

公审南京大屠杀罪魁谷寿夫目击记

1946年2月15日,中国政府建立了“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开始调查侵华日军在南京的罪行。这年夏季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到南京新民报采访部工作。采访主任浦熙修对我说,现在军事新闻很重要,让我去。一间大办公室外面挂着“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牌子,我便走了进去。从此,我常去军事法庭采访,随时报道他们的工作进展,有时随他们去现场,发掘死难者尸骨,他们开调查庭,有时也通知我。1947年2月6日,中午刚过,南京中山东路307号原励志社大门前,聚集了大量围观者,他们都想能到里面,去亲眼看看这个杀人魔鬼谷寿夫的嘴脸,但是,临时布置成法…     

1956,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实录

1956年4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签发命令,宣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议:审判、处理关押在中国的最后一批日本战争罪犯。紧接着,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太原开庭,进行这一历史性的审判。审判结果令世人瞩目:全体受审战犯各个谢罪,无一赖罪,国际审判史无前例。这既是对昨日侵略者的正义审判,也是对今日战争狂人的严正警告。     

中英关于英日同盟延续问题的交涉

英日同盟是英、日两国为对付俄国在远东的扩张而于1902年结成的军事攻守同盟。1905年续签,1911年再次续签,期限10年,1921年7月13日到期。英国借助该同盟,将自己在远东的利益交给日本照看,代价是默认日本在中国和朝鲜拥有的特殊利     

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概述(1945-1949)

1945-1949年,国民政府对侵华日本战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审判。作为东京审判的组成部分,中国设置了十个军事法庭,对两千多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本文依据历史档案和记载,从前期准备、审判经过、重要个案审判、特殊案件的审判等方面对审判的全过程作了回顾和再现,首次披露许多具体史实。对国内政治因素导致的缺陷和冈村宁次案的重大误判,也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南京大屠杀殷山矶遇难同胞遗址的发现与考证

2005年在南京城西南约5公里处发现一座“大坟”,据当地村民口述和当年参与此处埋尸的老人现场指认及回忆,并查阅中日两国有关军事档案资料,以及中国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谷寿夫案审判资料等史料,查明侵华日军当年在此处的加害部队、加害暴行实例和当地居民、中国被俘军人等受害实况,确认此处为原始实态形状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殷山矶遇难同胞丛葬地遗址。该遗址为现仅存的三处呈原始实态形状的遗址之一,故对于证明南京大屠杀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