鞶囊考

<正>鞶囊,简称鞶,最早出现于周代,男女均可佩戴。一般附于腰带,悬于腰际,以盛手巾。周代男女所用材料不同,男用鞶革,女用缯帛[1]。周代鞶囊种类较少,用途单一,仅作为盛放手巾之用。汉至唐代,见于记载的鞶囊种类逐渐增多,出现了兽头鞶囊、虎头鞶囊、龙头鞶囊、兽爪鞶,盛装印绶或绶带,故又称绶囊,以别身份。而汉魏、北朝、隋唐时期的一些高等级墓葬     

唐代鞶囊使用考论

佩戴鞶囊是中国汉代以来的传统习俗,唐代发展到高峰,之后逐渐衰落。本文对唐代文物中的鞶囊形象进行了分类和探讨,依鞶囊形制将其分为马蹄形、半圆形、椭圆或圆形、长条形、云头形五大类,并论述就每一类鞶囊的源流及在唐代使用的情况。     

乾陵王宾像上的鞶囊考

鞶囊是我国古代传统的带饰之一,起源很早,使用较为普遍。但雕刻在乾陵王宾像上的鞶囊其造型结构、渊源来历等方面却与之不同,应是两种不同风格、不同造型的物件,把它雕刻在每尊王宾石像上有着不同的深刻含义。     

隐囊考

隐囊是一种源于印度的以织物为表、以织物或纤维为填充物的圆筒状卧具,南北朝时期由佛教徒和粟特人传入中国北方地区,之后传入南方地区,并成为士族阶层喜爱的晏佚用具。隐囊在南北朝时期和隋唐时期广为流行,宋代以后消失,仅作为名士的象征物在诗文和绘画中出现。     

中国古代织绣囊袋

一中国古代服装以其精湛的技艺、高档的面料和绚丽的色彩称著于世,然而却缺少一个重要的部件———口袋。一些必须随身佩戴的物品,如手巾、印章、钱币、针线等,只能放在囊袋内。古代的囊袋一般多用“韦”,即皮革作为制作材料,故有“囊”之称,它大概是中国最早的皮包...     

两汉时期胡人内附的特点

两汉时期,胡人内附持续时间之长、人数之多、地位之高、范围之广都是前代所不能比拟,通过对内附胡人资料的梳理分析可知,两汉时期胡人内附呈现出已被迫内附为主、内附总体规模较大、内附胡人具有反复性等特点。     

中古入华胡人墓志的书写

从北朝末年开始,入华的胡人开始采用中国传统的土葬方式埋葬,同时也开始使用墓志,到唐朝时这种做法已经非常普遍,因此流传下来大量的中古时期胡人的汉文墓志。但胡人采用这种中国传统的书写方式,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大体上来看,最初的胡人因为不具备写刻墓志的操作技能,因此是交给当地的汉人书者。随着自我民族意识的增强,有些胡人首领墓志也采用胡汉双语来书写,有些可能是胡人自己书写,以致有粟特语影响的写作痕迹。但入华胡人的主体发展方向是一步步汉化,所以书写汉文墓志遂成惯例,而且大多数是由所在地的汉人文士书写的,于是产生一些相互抄袭、内容雷同的墓志。到了盛唐时期,胡人后裔中出现了一些具有正规汉文化教育的人,由这样的人士来书写胡人墓志,成为一些胡人首领倾向的做法;而采用胡汉双语来书写墓志的做法又见行用,并且一直延续到晚唐。     

新出中古墓葬壁画中的下层胡人艺术形象

本文利用新出土墓葬壁画上的胡人图像,探讨中古时期下层胡人的生活状态,并藉以了解胡汉融合后的生活空间。这些壁画所表现的胡人,有现实的映照,也可能有虚构的成分,但其图像都是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为美术考古带来了新的思考。胡人形象在中古壁画中的集中涌现,说明墓葬壁画不仅仅是追祭纪念的媒介,也是审视中国中古时期胡汉融合、构筑国家形态的图像依据。     

青瓷堆塑罐上的乐器、胡人和佛教音乐初探

文章介绍了三国西晋时期浙江地区出土的大量堆塑罐及其上的乐器、胡人,初步分析了这些堆塑罐上的乐器、胡人与佛教音乐的关系。认为堆塑罐上的乐器、胡人与当时佛教和佛教音乐的传播有密切的关系,并认为这一研究对了解三国西晋时期浙江地区的佛教传播、佛教音乐、乐器发展、民族融合、民间风俗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车马出行——胡人”画像试探——兼谈汉代丧葬艺术中胡人形象的意义

汉代丧葬艺术中出现了许多胡人的形象,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需要将其放入所出现的场景中去考察。汉画像中的胡人经常出现在车马出行的场景中,可分为两类:一为胡人导引,一为胡汉交战。此类画像中车马出行的目的地是西方的西王母仙境。时人认为西王母在西域之西,居住于西域的西胡,一方面可以作为去往西方仙境的引导者,一方面又可以是阻碍者。所以他们一方面希望升仙路上能得到胡人的导引,一方面又希望打败阻碍的胡人,到达西王母仙境。汉代丧葬艺术中出现的许多胡人形象或许与此种对西方仙境的信仰有关。     

陕北地区汉代“胡人”墓考察

特殊的历史进程和地理位置造就了两汉时期陕北地区多个游牧民族在此长期融合的事实,本文统称其为“胡人”。通过对陕北地区241座汉墓的考察,可以辨析出29座“胡人”墓葬。随葬带孔陶罐、戳记陶器、铜镜残片和骨箸、骨刷、骨勺等骨器及装饰有波浪纹、弦纹的小口弧腹罐是匈奴族的常见做法,在墓道中用盛肉的陶罐来献祭可能是羌人的葬仪,随葬动物是这两支“胡人”墓葬的共同特征。29座“胡人”墓中,既有文化内涵较为单纯的“胡人”墓,又有两者共存一墓的情况,对墓主族属的辨析有利于我们深入地解读墓葬。     

陕北汉代画像石中的“胡人”形象

陕北汉代画像石中出现的胡人形象大致可以归为胡商、胡兵、胡奴(随侍、门吏)、杂耍艺人、羽人五大类,其中胡奴出现最多,这或许与其地处边郡,战事频发,战后俘虏转化为奴仆有关。汉代民众看待胡人是一种非理性、不平等的态度:一方面将其贬斥为"夷""戎狄""虏""胡"等少数族裔;另一方面因胡人异于汉人的奇特外貌将之视为"祥瑞",与瑞兽一起受到民众的崇奉。胡人被赋予某种超越现实的神灵属性,以神仙的身份跻身于仙界,体现了汉代民众复杂矛盾的心理。     

新出土中古有关胡族文物研究

正2016年12月出版/98.00元本书辑录陕西师范大学周伟洲教授自21世纪以来发表的,新出土中国中古时期胡族文物研究的论文13篇。其中北朝、隋唐北方胡人墓志的考释文章4篇;隋唐时出土相关胡人的文物、"六胡州"及丝绸之路起点研究的文章4篇;相关胡人墓葬出土的"乐舞图像"中研究唐代音乐、舞蹈的文章2篇;全书附录则收入了笔者多年研究魏晋南北朝时北方诸胡族及其相互关系的文章1篇。     

拉萨囊玛

“囊玛”一词的由来说法颇多,藏族专家一般认为是“内廷歌舞”的意思,还有一种说法囊玛一词系外来借用语,是南亚次大陆巴基斯坦一带的“呐嘎玛”（歌曲之意）的谐音,从拉达克传入西藏。而学者陈重等认为“囊玛”这个词本身含有囊玛乐的起源、演变和发展的内容。     

略论南阳汉墓中的“胡人”形象文物

河南南阳地处中原,数年间出土的汉画像砖石和陶俑中有大量的胡人形象,有歌舞者、射猎者、为奴为俾者,或站或跪或骑,姿态各异。这些胡人的形象出现在汉代的中原地区,反映了当时西北少数民族和中原的文化交流。     

建一个“百宝囊”

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常常幽默地对别人讲,他有一个贮藏万物的“百宝囊”。他的“百宝囊”就是笔记本。他从来不离开自己的“百宝囊”,日积月累,厚积薄发,从中变幻出一个又一个动人的形象。为了描写1813年战争时期的俄国社会现象,他翻阅摘抄了70多种共几百卷的历史著作,连自己的家也变成了一个藏书万卷的图书馆。无独有偶,俄罗斯著名作家果戈理也有一个“百宝囊”——一本大型笔记簿,厚达490页,封面上有他的亲笔题字“万宝全书”,里面记下的内容十分广泛,有历史、地理知识,有民间种种有趣的传说,还有俄罗斯人及乌克兰民族的风俗习     

唐代狩猎俑中的胡人猎师形象研究

在唐代狩猎俑造型中,有不少满脸须髯、膀大身强的胡人形象,他们就是经常以"猎师"身份陪侍主人狩猎的扈从,这些胡人受过调教猎兽猛禽的训练,是一种专业的驯技师,他们或是随外域进贡助猎动物一起来的"贡人",或是为谋生移民入华的"蕃口",与汉人一般猎户不同,他们凭驯化鹰鹖犬豹技艺特长依附达官贵人,成为随从参与狩猎活动。胡人猎师的出现进一步刺激促成了唐代狩猎风气的兴盛。     

唐墓壁画中的胡人形象

唐墓壁画中出现的胡人形象包括蕃将与文职官员、使臣或朝贡者、胡商、宗教人士、译语人、胡人马夫驼夫车夫、歌舞伎、仆从、驯兽师及其他类别,他们是生活在唐朝不计其数胡人群体中的一部分,在唐朝社会生活中享有一定自由,对唐朝社会生活各方面有所贡献,但也受到唐朝主流社会的歧视、偏见与排斥。     

西藏囊色林庄园

囊色林(又写作朗色林)庄园位于西藏山南地区泽当西面30公里雅鲁藏布江的南岸,今属扎囊县(又作札朗县)。囊色林意为"财神之地",相传这座庄园的高楼外形,很象囊色林神的宫殿,因而得名。囊色林是西藏地区一家古老的贵族,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资料证明是何时形成的。但根据囊色林出嫁的女儿央京说:"囊色林贵     

巴蜀"胡人"图像札记

四川、重庆两地汉墓陆续出土几种类型之“胡人”或日“非华夏族”图像,过去之研究有所涉及,以为与佛教早期传播有关。本文试对此类图像资料加以分析,讨论其主要发现情况及一般表现形式、“胡人”图像研究之核心问题（图像辨认与身份鉴定）、“胡人”与“胡人”图像之间关系以及巴蜀地区“胡人”图像之特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