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院校研学旅行人才培养策略研究

近年来,我国研学旅行市场发展迅速,迫切需要大量研学旅行专业人才。本文首先指出目前综合类高职院校在培养研学旅行人才方面存在的问题,其次分析研学旅行人才培养的特点,最后提出搭建“教、学、做、创、研”平台,构建打造研学旅行实训基地;深入了解地方旅游资源,打好研学课程开发基础;拓展旅游心理学、教育学知识;践行“三教”改革,打造研学旅行核心课程;鼓励学生考取“1+X”证书等策略,培养具有“旅游+教育”特色的研学旅行人才。     

辛亥革命后内藤湖南的中国认识

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以日本东京大学的“东洋史学”和京都大学的“支那学”为中心的“日本近代中国学”盛极一时,取代传统日本汉学占据了日本中国学的主流。与日本传统的中国学研究相比,日本近代中国学研究褪去了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敬畏,带有鲜明的帝国主义烙印。本文以日本“支那学”的创始人内藤湖南对中国的认识为切入点,从一个侧面考察知识分子与近代日本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关系,反思今日日本的中国认识中存在的问题。     

高职院校研学旅行人才培养策略研究

近年来,我国研学旅行市场发展迅速,迫切需要大量研学旅行专业人才。本文首先指出目前综合类高职院校在培养研学旅行人才方面存在的问题,其次分析研学旅行人才培养的特点,最后提出搭建“教、学、做、创、研”平台,构建打造研学旅行实训基地;深入了解地方旅游资源,打好研学课程开发基础;拓展旅游心理学、教育学知识;践行“三教”改革,打造研学旅行核心课程;鼓励学生考取“1+X”证书等策略,培养具有“旅游+教育”特色的研学旅行人才。     

临沂—台儿庄红色研学旅游产品开发研究

伴随国家由“旅游大国”到“旅游强国”战略的持续推进,研学旅游以“旅游+教育”模式,迅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山东省是重要的革命历史纪念地,应充分利用其红色文化的教育价值,将红色文化与研学旅游相结合。本文探讨临沂——台儿庄红色研学旅游产品开发存在的问题、并从政府、旅游企业及各级各类学校三个维度提出为红色研学旅游产品开发提出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后源村研学旅游产品开发探析

近年来,“研学+乡村”已经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也成为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在国家与地方政策的支持下,乡村研学教育类的旅游产品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产生了良好的教育与经济效应。但在产品开发过程中仍存在“只学不旅”“只旅不学”等突出问题。本文试图通过SWOT态势分析法总结福建省武夷山市后源村研学旅游产品开发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以期促进研学旅游和乡村振兴的有机融合。     

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子史关系——以国粹派“诸子亦史”说为中心

“诸子亦史”说是清末时期国粹派提出的重要创见,是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表现形态之一。该说的提出,一方面,基于清代学者章学诚、龚自珍等关于诸子与史关系的思考;另一方面,缘于在晚清经今古文之争的情境中,反思康有为对孔子及诸子的宗教化阐释。章太炎、邓实、刘师培虽对子史关系的论证方式存在差别,但皆主张“诸子亦史”。就其内涵而言,“诸子亦史”说是“六经皆史”说的延伸和深化,是“诸子出于王官论”的另一种表述,是“尊史”意识下的诸子学重构。此后,老辈学人张尔田、孙德谦、江璨皆有类似的学术主张,反映了清末民初诸子学发展中的学术共识。从学术转型的角度来看,“诸子亦史”说扩展了史学的范围,提升了史学的地位;增强了诸子学的社会角色,进一步推动了诸子学的复兴;提供了诸子学的史学化之内生转型路径。     

论“敦煌学”一词的词源

自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于1930年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写的序言中首创的,该序中5次出现“敦煌学”一词。本文则认为,“敦煌学”一词应该是日本人首创的。日本敦煌学家石滨纯太郎于1925年在大阪出版发行的《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中,15次使用了“敦煌学”一词,并且对国际敦煌学的起源、发展、研究范围、问题、广义敦煌学和狭义敦煌学的区分等做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本文认为,“敦煌学”一词是明治末年、大正年间日本敦煌学蓬勃发展的产物,是在日本出现“敦煌派”、“敦煌家”、“敦煌党”等一系列词汇的基础上产生的。本文强调,陈寅恪虽然不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敦煌学”一词的人,但应该是在中国第一个使用“敦煌学”一词的人,或者说是第一个将“敦煌学”一词引入中国的人。     

陕西“一带一路”研学旅行产品设计与开发

自2017年以来,作为“丝路起点”的陕西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推进研学旅行发展。但因我国研学旅行起步晚,发展不规范,导致存在一系列问题。本文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重点探讨陕西研学旅行产品的设计原则与设计思路,对于促进我国研学旅行产品的特色化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孔子家语通解》读后

近代兴起的“辨伪学”曾经给中国史学的变革带来了极大动力,但也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出土文献的问世,人们开始在方法论层面对传统辨伪学进行质疑和检讨,使中国史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作为古代伪书“典型代表”的《孔子家语》,其“伪书”案也随着这一学术潮流的勃兴而得以“终结”。     

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一个缩影——以“浙东学派”概念的构建为中心北大核心

“浙东学派”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初,迄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关于其命名、性质、内涵及定义的研讨从未中断。清末,梁启超最早揭橥了近代学术意义上的“浙东学派”概念。((1))民国时期,又有章太炎、傅斯年、陈训慈、姚名达、周予同、张其昀、刘咸炘、何炳松、邓广铭、蒙文通、宋念慈、张寿镛、钱穆、李源澄、金毓黻等著名学人先后论及“浙东学派”。((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持续深化了对“浙东学派”的研究。纵观“浙东学派”百年学术研究,一方面成果斐然,粲然可观;另一方面,“浙东学派”研究史本身的积淀也殊为丰厚,作为学术史与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具备了多维的学术意义与价值。中国近代史学呈现复杂多样化的状态,中西史学碰撞、新旧学问争锋,彼此相互渗透、磨合,在缤纷融合中完成了近代化。“浙东学派”是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以后建构的一个概念,同时,因为“浙东学派”承载了诸多传统史学的学理与内涵,抱持不同治学取向的民国学者通过对“浙东学派”的研究来表达各自的学术主张——新文化的拥趸者希望以“浙东学派”为理,沟通中西,改造文明;文化保守主义者则试图以“浙东学派”为名,钩沉绝学,寻求传统学术的近代出路。无论贬斥抑或表彰、谬误抑或精准,各派学者的尝试与努力在客观上都促进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转型。     

敦煌古迹旅游景点与《周易》

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敦煌,法藏本《敦煌二十咏》记载的三个古迹旅游景点都蕴含有《周易》哲理性,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深刻的教化性:贰师泉景点蕴含乾卦艮卦哲理,李暠庙天水景点蕴含咸卦哲理,瑟瑟新疆和田玉景点蕴含渐卦哲理。特别指出西夏王朝对此传播方式,亦曾作出贡献。     

敦煌刺绣《灵鹫山说法图》的年代及相关问题

本文对敦煌刺绣作品《灵鹫山说法图》的制作年代根据相关的资料作出判断,指出当在7世纪末的武周圣历年间;同时结合中国刺绣的历史,就敦煌古代刺绣作品研究的价值意义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读《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随感

享誉世界的敦煌学专家、中国油画艺术的开拓者、著名艺术教育家常书鸿先生,一生执着于艺术,为保护敦煌文物、弘扬祖国文化而奋斗不息。通过常先生自传体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可以解读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程,使后来者获得有益的思想启迪和精神养料。     

试论敦煌本《文选》的语言文字价值

《选》是中国学史上现存最早的学总集,“选学”研究由于敦煌宝藏的发现,在今天获得了新的发展。本试图从藏于各国的敦煌写卷入手,阐述写本在《选》研究上的语言字价值。     

华尔纳及其敦煌考察团述论

1923年7月,以华尔纳为首的美国哈佛大学考古调查团来到中国,并于同年秋开始西行。一路考察、挖掘了甘肃泾川王母宫、内蒙额济纳等,于1924年1月到达敦煌。他们用胶布剥去了一些墨画,拿走了尊彩塑。1925年初,华尔纳考察团再次来到中国,其主要目的就是剥离莫高窟第285窟的全部壁画。同时还代表哈佛大学与霍尔基金会在中国特色一姊妹学校共同研究中国文化。后由于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涨,华尔纳在敦煌一无所获,燕京大学最终得以入选,遂后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目前,美国共收藏有敦煌壁画10方、彩塑2件、绢画2幅、文书22卷。另外,还有哈拉浩特（黑城）壁画3方、泾川王母宫石窟石雕7件。     

甘肃藏敦煌汉文文献巡礼

在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年之际 ,甘肃人民出版社对甘肃境内收藏的敦煌汉文文献进行普查、鉴定、整理、拍摄 ,结集出版了《甘肃藏敦煌文献》一书。本文对书中文献来源及特点 ,与混其中的疑伪品未收入此书的赝品作了述论。     

敦煌佛爷庙湾墓伯牙弹琴画像之渊源与含义

在早期墓葬图像系统中,同一题材的图像反复地出现,构成了一种社会习俗,其背后当蕴涵着能为当时人所普遍认可的观念,该观念决定了此图像在墓葬中应出现的位置以及与之相配置的图像系统,是图像进入墓葬的内在依据和动力。本文以敦煌佛爷庙湾出土的伯牙弹琴画像为例,依据文献记载、铜镜铭文和图像自身的逻辑,着重考察了佛爷庙湾伯牙弹琴画像的渊源及其背后所蕴涵的观念,即图像的含义。作者指出,敦煌佛爷庙湾伯牙弹琴画像与四川、湖北及浙江等地区的图像联系紧密,认为该画像实际上起着调和阴阳的作用,暗示着升仙的必要条件,是升仙的辅助手段。     

A reexamination of the reasons for the closure of the Dunhuang Library Cave

Abstract

Cave 17 or the cave library is located on the northern wall in the hallway of Cave 16 in Mogao Caves, Dunhuang. The murals on the cover layer of Cave 16 a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reason why the cave library was sealed. The transformation tableaux of the thousand Buddhas on the cover layer of Cave 16 seems to reflect the thought of the Final Dharma, which could be dated in the late Guiyijun period when Dunhuang was ruled by the Cao family. In 1052, the trend of the Final-Dharma thought flourished in the Liao Dynasty. With the frequent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he Guiyijun regime and the Liao, this trend came to Dunhuang and merged with the original thought of the Final Dharma in this region, which tremendously impacted the Buddhist community in Dunhuang. So the local Buddhist community made the transformation tableaux on the mural of Cave 16 and also transformed Cave 17 for storing Buddhist texts as a response to the coming Final Dharma. These activities seem to have led to the eventual sealing of Cave 17.     

建国后毛泽东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毛泽东一生熟读史籍,具有深厚的历史学素养。建国后,毛泽东关心历史科学的研究,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他高度重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指导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提倡百家争鸣,厚今薄古,古为今用;参与了相关的史学论争,并影响和左右着论争。但是,所谓的“史学革命”、“文革”史学也受到了毛泽东“左”倾错误论点的影响。     

敦煌莫高窟早期雕塑源流

敦煌的雕塑是敦煌石窟艺术的主体部分,而其早期彩塑被认为从我国源远流长的雕塑艺术传统中获得了坚实的造型基础,形成了概括、含蓄、富有装饰性的鲜明风格。敦煌早期艺术家在本土文化语境中,以积极的姿态吸收并融合了外来佛教艺术的技法,开启了灿烂辉煌的敦煌莫高窟雕塑艺术的序幕,开创了新异而又民族化的风格。敦煌莫高窟早期的雕塑像莫高窟其他艺术一样,是一部中西艺术交流史,是中国民族艺术早期向西传播的图像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