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藏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题名系由伯希和首定说

依据慧琳《一切经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题名,是学术史上一大功绩,学界多将此首定之功归于罗振玉.本文认为敦煌本《慧超传》的题名首定者并非罗振玉,而是伯希和.本文回顾了伯希和研究慧琳《音义》及其中所记《慧超传》之经历,认为伯希和于1904年上半年发表的《8世纪末从中国入印度的两条线路》一文,显示他已熟知慧琳《音义》中所记《慧超传》的85个词汇.当伯希和于1908年3月23日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里第一次翻阅《慧超传》残卷时,当场确定了其内容.当伯希和于1909年9月在北京接待罗振玉等中国学者时,曾展示敦煌本《慧超传》残卷,并透露其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慧超传》的结果.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莫高窟石室秘录》两文中,均承认敦煌本《慧超传》题名系由伯希和根据慧琳《音义》确定.但罗振玉等编《敦煌石室遗书》中,在谈论敦煌本《慧超传》定名问题时,已不再提及伯希和之名.此后,学界一直误以为罗振玉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传》题名.本文认为,学术史研究应追本溯源,还原历史真相,尊重历史事实,确认伯希和是第一个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传》题名的学者.     

日本学者品评伯希和对汉学的贡献

伯希和在学术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欧洲东方史研究领域是出类拔萃的,而且他在日本都享有极高的荣誉.然而,大部分日本学者开始得知"伯希和"这三个字,仅仅是在伯希和从中亚凯旋归来之后.正如敦煌学界所普遍熟悉,伯希和先回到河内,并于1909年夏再次来到北京,此次他带着从敦煌莫高窟收取的一些写本,这次旅行也标志着中日两国敦煌学研究的开端.     

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相关事件杂考

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于1909年访问北京期间,与北京学界有过学术交往,直接导致中国“敦煌学”的起源.北京学界为了结社集资、影印、刊布法藏敦煌文献,曾在六国饭店公宴伯希和.但由于史料缺乏、混乱,关于伯希和访问北京、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等事件的相关日期和细节等,长期存在着争议和未解之谜.此文依据最近刊布的几条新资料,对作者以前曾探讨过的相关事件主要问题重新进行了考证,确证了北京学界于10月4日公宴伯希和、伯希和于10月11日离开北京等日期的正确性,确定了公宴参加者“宾主廿四人”中19人的姓名,并修正了以前的某些观点.     

伯希和西域探险与中国文物的外流

敦煌藏经洞的开窟、敦煌文献的发现和敦煌学的诞生,已经一百多年了。我国西域与敦煌历史文物和文献的外流,也有一百多年了。在西方和日本的科考、探险、考古学家们劫掠敦煌西域文物的狂潮中,法国探险家、语史学家、东方学家和汉学家伯希和的西域探险,则颇为引入注目。本文试对伯希和西域探险团在我国新疆和甘肃各站,尤其是在敦煌从事考察和劫掠文物的史事,略作钩沉。     

伯希和西域探险与中国文物的外流

敦煌藏经洞的开窟、敦煌文献的发现和敦煌学的诞生,已经一百多年了。我国西域与敦煌历史文物和文献的外流,也有一百多年了。在西方和日本的科考、探险、考古学家们劫掠敦煌西域文物的狂潮中,法国探险家、语史学家、东方学家和汉学家伯希和的西域探险,则颇为引人注目。本文试对伯希和西域探险团在我国新疆和甘肃各站,尤其是在敦煌从事考察和劫掠文物的史事,略作钩沉。一西域探险团的缘起自十九世纪下半叶起,西方列强在对海外殖民地分割完备之後,又掀起了一股中亚(西域)探险考古热潮。其实,俄、英、德、瑞典、美、芬兰等国进入西域并从事科考…     

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相关日期辨正

伯希和的1909年北京之行,直接导致中国、日本狭义“敦煌学”的起源,因而在近代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有关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的各主要日期,包括他到达、离开北京的日期,及其在京重要活动的日期,众说纷纭,迄今没有可信定论.日本人田中庆太郎在1909年发表的《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中记录了两个日期,即北京学界于1909年9月4日公宴伯希和、伯希和于1909年9月11日离开北京,百余年来经常被当作确切日期引用,但显然与其他史实不符.本文在现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涉及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的几个主要日期进行了考证和矫正,认为伯希和于1909年5月21日离开河内,应于1909年6月下旬或7月上旬抵达北京,于1909年10月4日参加北京学术界的公宴,应于1909年10月11日傍晚从前门站乘火车离开北京,最终于1909年10月24日回到法国巴黎.     

清宣统元年(1909年)北京学界 公宴伯希和事件再探讨

伯希和于1909年访问北京期间,向京师一批学者展示其随身携带的部分敦煌文献,北京学界随后公宴伯希和,达成今后影印、刊布法藏敦煌文献的口头协议。日本人田中庆太郎在1909年11月发表的《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中,记录这次公宴时间为1909年9月4日。数十年来中外论著多采用此日期,但该日期明显有悖于其他相关史实。恽毓鼎在1909年10月4日日记中记录了公宴之事,为确定公宴日期提供了另一个选择,但仍属于孤证。2012年12月刊布的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1909年10月5日)恽毓鼎致沈曾植信,再次将公宴时间锁定在1909年10月4日,并提供了更多的相关信息,从而最终解决了公宴时间问题。本文对这封恽毓鼎致沈曾植信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研究,讨论了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前因后果,论证了公宴伯希和日期为1909年10月4日的正确性,揭示了这封恽毓鼎致沈曾植信在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研究中所具有的史料价值。     

关于伯希和在丝绸之路发现的唐代货币

从1906年到1909年，保罗·伯希和（PAULPELLIOT：法国著名的汉学家）一直在丝绸之路的中部即新疆喀什到敦煌之间这个地区从事考古研究和挖掘工作。在这四年中，伯希和发现并收集到各式样的象半两、西汉五铢、东汉五铢、汉二体五铢钱和有铭文的小龟兹钱以及晋、六朝、唐朝、五代及大量的北宋、清朝的货币等，但是有许多发现的货币被遗弃在挖掘现场。对于度卢度尔阿古尔的窖藏（Duldur－Aqur）来说："只有一些相当完好的货币才被带回来"①。伯希和所带回的货币被存放在两个地方：法国吉梅博物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货币博物馆内，其中有塔…     

敦煌词辑校四谈

本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重见天日,约五万件敦煌遗书为中国的古籍整理提供了极其珍贵而丰富的资料。其中,敦煌曲子词的搜集整理工作自朱孝臧校刊《云谣集杂曲子》(伦敦藏本,斯1441,十八首)入《疆村丛书》(1922年)始,至今也有六十五年了。《云谣集杂曲子》最早引起人们的注意,除《疆村丛书》本外,尚有罗振玉据伯希和摄影(伯希和本,十八首)印入《敦煌零拾》(1924年),刘半农校录本(巴黎藏本,伯2838,十四首)印入《敦煌掇琐》(1925年)。1932年,龙沐勋又据伦敦、巴黎两本合     

敦煌孟姜女曲子的写本情境

传统的敦煌写卷研究,往往忽略具体的写本情境。2010年,由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公布了敦煌伯希和残卷的原件照片,使得敦煌写本的情境研究成为可能。现存四种敦煌孟姜女曲子,写手和抄写情境各异,既有乐工的演出用写本,也有寺院僧人、学郎的练习抄本。写手身份的多样性给写本带来了个人书写习惯、书写次序、语调音韵、讲述场合、装帧形式等变异性,有助于我们理解孟姜女故事在写本时代的口头传播,以及孟姜女曲子在晚唐五代的流行程度。     

魂系敦煌──新版“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选载(一)

新版《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是常书鸿先生的自传体著作。作者以亲切质朴的笔触,记述了他学习绘画、留学法国、任职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人生历程;特别是他为保护、研究、弘扬敦煌艺术而经历的坎坷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感人至深。全书共八章,本期选载的第二、三章主要写常书鸿留学法国和回国后从事艺术教育的情况。     

敦煌宝藏 海外寻访

时值藏经洞发现百年之际,甘肃文物考察团于春节前夕赴海外收藏敦煌文物最多的两个国家——英国和法国考察。考察期间,他们除参观了流失英、法的敦煌文物原件外,还征集到许多十分珍贵的资料。这些资料不仅对举办藏经洞百年纪念展览不可或缺。而且对敦煌艺术的进一步研究和弘扬有着重要作用。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始末

40年代初,张大千在莫高窟考察和研究敦煌艺术3年,曾呼吁将莫高窟收归国有,以保护其珍贵文物。1941年,于右任视察西北,参观莫高窟之后,正式提出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提案;1943年,原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组建筹备机构。该所于1944年1月1日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负责开展敦煌艺术的管理、保护、研究工作。     

魂系敦煌──新版“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选载(二)

常书鸿先生40年代只身前往敦煌 ,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 ,对敦煌莫高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保护 ,并开展了临摹研究等一系列工作 ,终于迎来了敦煌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了事业 ,他吞下了妻离子散的苦果 ,心血沥沥 ,饱尝艰辛。他以牺牲个人幸福为代价 ,保护了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全国解放初期 ,中央即决定在北京举办“敦煌艺术展览” ,周总理亲临参观指导并对他进行了亲切表彰勉励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为敦煌文物研究所颁发了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先生亲笔书写的奖状。     

敦煌古迹旅游景点与《周易》

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敦煌,法藏本《敦煌二十咏》记载的三个古迹旅游景点都蕴含有《周易》哲理性,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深刻的教化性:贰师泉景点蕴含乾卦艮卦哲理,李暠庙天水景点蕴含咸卦哲理,瑟瑟新疆和田玉景点蕴含渐卦哲理。特别指出西夏王朝对此传播方式,亦曾作出贡献。     

魂系敦煌──新版“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选载(三)

新中国成立后 ,常书鸿先生随中国文化代表团前往印度、缅甸访问 ,尔后考察了麦积山、炳灵寺和新疆石窟。在社会主义新政策指引和中央的关怀重视下 ,敦煌莫高窟得到了全面维修加固 ,研究所的人力、物力、财力也得到了加强。常书鸿先生满怀对敦煌艺术的热爱 ,带领全所人员展开了大规模的临摹和研究工作 ,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为敦煌艺术的保护和弘扬做出了重要贡献。     

Taming the Minotaur: Bertrand de Jouvenel on Liberty and Authority

Bertrand de Jouvenel remains one of the most original and elusive thinkers of twentieth-century France. Known for the most part as a “conservative liberal,” his ideas represent a merger of political liberalism with a strong emphasis on communal and public association as means of expressing and sustaining individual freedom. Jouvenel's work is also characterized by a complex treatment of the question of political authority: he is wary of the notion of authority as a means of organizing and planning societ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he opposes its reduction to a merely technical legal instance. As this article argues, Jouvenel's complex ideas on freedom and authority remain entrenched in the tradition of French liberalism, which since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advanced the conception of the dual nature of power and politics.     

唐代石雕刘萨诃瑞像初步研究

刘萨诃瑞像除了敦煌莫高窟唐至宋代的塑像与壁画以及刺绣作品外,甘肃永昌圣容寺现存的摩崖立佛被确定为北周时期的石雕刘萨诃瑞像,且为刘萨诃所预言在北周时期出现的凉州番禾郡御容山石像.笔者在参阅各种图录以及实际的调查中,又发现了五处分属于初唐、盛唐和晚唐的单体石雕或石窟中的刘萨诃瑞像.本文即对之进行考证,并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敦煌资料中所见讲究卫生爱护环境的习俗

敦煌文献及壁画中珍藏着一批讲究公共卫生、爱护环境的史料,生动地体现了唐宋时期人们对良好卫生习俗追求。这些习俗包括爱护水源、注重水质,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勤洗衣着、梳头刷牙,沐浴健身,修建厕所、禁止随地便溺,禁止随意食用野味和生肉等。揭示、探析这些习俗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今天培育人们良好的卫生习惯、防止疫病传播、增强人民体质健康、营造美好的城乡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亦具有积极的史鉴意义。     

Geography of contestation: A study on the Yellow Vest movement and the rise of populism in France

The rise of a geography of discontent highlighted in recent studies points to a strong association between voting for populist parties and territories with socioeconomic difficulties. While discontent has primarily been address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populist votes, we provide additional elements of analysis by comparing these populist votes to the Yellow Vest movement, and we distinguish the populist votes coming from the far-left party from those coming from the far-right party.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Yellow Vest movement cannot be confused with French populist supporters and that their sensitivity to territorial dimensions also differs from that of the latter, especially in terms of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s. Their behavior highlights that the geography of protest takes multiple shapes and cannot be reduced to a simple opposition between urban and mostly rural or peripheral areas. This raises serious concerns about the dynamics of territories and the deleterious effects of metropolization and the closure of public services in peri-urban and rural territories that are not specific to Fr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