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谁陈述敦煌史 也话发现藏经时

本文对敦煌藏经洞封闭年代、原因和发现过程,以及敦煌文物的流散、收藏情况进行了简要陈述和列举,为敦煌学的研究提供了线索和资料。     

伯希和西域探险与中国文物的外流

敦煌藏经洞的开窟、敦煌文献的发现和敦煌学的诞生,已经一百多年了。我国西域与敦煌历史文物和文献的外流,也有一百多年了。在西方和日本的科考、探险、考古学家们劫掠敦煌西域文物的狂潮中,法国探险家、语史学家、东方学家和汉学家伯希和的西域探险,则颇为引入注目。本文试对伯希和西域探险团在我国新疆和甘肃各站,尤其是在敦煌从事考察和劫掠文物的史事,略作钩沉。     

1907年斯坦因与王圆禄及敦煌官员之间的交往

本文是作者2007年5月在英国伦敦召开的"纪念敦煌学一百年(1907-2007年)国际会议"上提交并宣读的论文中译本.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其第二次中亚考察(1906～1908年)过程中,于1907年春、夏两季到甘肃省敦煌县考古.当时,敦煌县农民正在进行抗缴采买粮的运动,敦煌一带又流行瘟疫白喉.斯坦因乘敦煌县局势不稳定之际,利用敦煌县文武官员全力处理官民矛盾、无暇顾及文物保护的机会,在莫高窟与王圆禄道士秘密交易,骗购大批藏经洞文物.随后,斯坦因又利用敦煌县农民暴动后甘肃西部政局混乱之机,将藏经洞文物运出甘肃,造成敦煌文物的第一次大规模外流.     

全球博物馆里的敦煌艺术

自从敦煌藏经洞和莫高窟被发现后,来自世界各国的探险队和寻宝者就将其所藏的艺术源源不断地带往自己的国家,因此,如今有不少国外博物馆保存着相当数量的敦煌艺术。British Museum英国 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藏有敦煌相关文物一万多件,是世界上收藏敦煌文物最多的地方。1906至1908年,英国人斯坦因进行了他的第二次中亚...     

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纪念币发行

为配合“敦煌藏经洞文物发现暨敦煌学百年”纪念活动,中国人民银行于２０００年６月３０日发行“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１００周年”纪念币一套（一枚）。 该套纪念币面额为１元,直径２５ｍｍ,材质为钢芯镀镍。该套纪念币正面主景图案为敦煌莫高窟最具有代表性的古建筑——九层楼;衬景图案为遍布石窟的陡崖峭壁,内缘上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下方依次为“壹元”字样及２０００年号;背面主图案由敦煌石窟文物中生动传神的精美彩塑及敦煌壁画图案构成,内缘右中方为“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１００周年”币名及“１９００—２０００”字…     

1913年狩野直喜、泷精一调查英藏斯坦因搜集品之经过考补

日本学者狩野直喜与泷精一于1913年同赴大英博物院,调查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所获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本文作者曾依据狩野直喜、泷精一等人的调查报告,在《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一书中列专节对此事件加以介绍.本文利用欧洲藏斯坦因考古档案中与此事件有关的新资料,对此事件的前因后果与详情细节进行补充性考证,可为国际敦煌学史增添新的内容.     

敦煌莫高窟藏经卷档案

敦煌莫高窟开凿于敦煌城东南25公里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南北绵延16侣米。1900年5月在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公元4～14世纪的经卷和文书等文献材料等文物5万多件,世称“敦煌遗书”。敦煌遗书所具有的重大学术文化价值,     

莫高千佛

敦煌莫高窟：敦者,盛大也;煌者,辉煌也;莫高窟,即大漠高处盛大辉煌的洞窟。1900年5月26日,在这里发现了一处“藏经洞”。洞内藏有从公元4世纪到公元14世纪10个世纪的各种历史文本、绢画和刺绣等文物五万多件。简直是一座内容丰富的古代博物馆。从此,敦煌的名字响遍全球,每年来敦煌考察参观的中外学者和游客络绎不绝。     

丝缕中的装饰艺术——敦煌藏经洞刺绣艺术品再识

敦煌藏经洞文物除了4～14世纪初的5万余件文献之外,还有一部分珍贵的艺术品,如丝织品、纸画、木版画、剪纸、粉本等。其中精美的刺绣丝织品是藏经洞出土的一种佛教装饰艺术品。刺绣丝织品因为材料的相似性、特异性以及不可分割性,使其具备了作为纺织、印染、刺绣工艺独立的研究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敦煌刺绣丝织品艺术与敦煌石窟壁画一样是敦煌佛教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敦煌藏经洞之谜

敦煌藏经洞,即莫高窟第17窟,原为敦煌高僧洪辨的影窟,面积不大,可以利用的空间为19立方米。1900年在此发现了5万余卷古代书和其他一批精美的物,震动全世界,由此形成一门举世瞩目的新兴学科——敦煌学。藏经洞的发现使敦煌由一个西部荒凉的小城而一举名扬世界。洪辨的影窟为什么变成了     

二战期间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代表团的盟国之行评析

1943年6月至12月,由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组成的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代表团对美国、英国等西方盟国犹太人社团进行了长达半年的友好访问。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宣传动员西方犹太人支援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同时还有为苏联获取美国原子弹研制情报提供服务之意。访问期间,代表团与西方盟国的犹太名流和犹太人组织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通过广播演讲、参加各种群众集会等方式,在西方犹太人舆论界形成了强烈的亲苏氛围;为苏联军民争取到大量的金钱和物资援助,从而有效地配合了苏联政府的战时对外宣传政策,对卫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敦煌莫高窟早期雕塑源流

敦煌的雕塑是敦煌石窟艺术的主体部分,而其早期彩塑被认为从我国源远流长的雕塑艺术传统中获得了坚实的造型基础,形成了概括、含蓄、富有装饰性的鲜明风格。敦煌早期艺术家在本土文化语境中,以积极的姿态吸收并融合了外来佛教艺术的技法,开启了灿烂辉煌的敦煌莫高窟雕塑艺术的序幕,开创了新异而又民族化的风格。敦煌莫高窟早期的雕塑像莫高窟其他艺术一样,是一部中西艺术交流史,是中国民族艺术早期向西传播的图像见证。     

大道丹青无悔 抗战岁月里的杭州艺专师生

正设在杭州西子湖畔、曾经在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荣膺全国艺术院校之最的国立杭州艺专,一代艺术大师林风眠、林文铮、吴大羽、潘天授(寿)、雷圭元、王子云、滕固、傅雷、常书鸿、庞薰栗、吕凤子、刘开渠、董希文等,与李霖灿、刘宝森、闵希文、雷震、赵春翔、邹道龙、姚继勋、卢是、许用保等一批师生一起,经历了抗战、流徙,他们参与的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是中国西北内陆文物古迹史上浓重的一笔。六十年之后,我们再一次重温当年艺专俊杰的坎坷经历与卓越贡献,并真诚纪念那个滞重、勃发的不朽年代。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始末

40年代初,张大千在莫高窟考察和研究敦煌艺术3年,曾呼吁将莫高窟收归国有,以保护其珍贵文物。1941年,于右任视察西北,参观莫高窟之后,正式提出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提案;1943年,原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组建筹备机构。该所于1944年1月1日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负责开展敦煌艺术的管理、保护、研究工作。     

魂系敦煌──新版“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选载(二)

常书鸿先生40年代只身前往敦煌 ,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 ,对敦煌莫高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保护 ,并开展了临摹研究等一系列工作 ,终于迎来了敦煌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了事业 ,他吞下了妻离子散的苦果 ,心血沥沥 ,饱尝艰辛。他以牺牲个人幸福为代价 ,保护了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全国解放初期 ,中央即决定在北京举办“敦煌艺术展览” ,周总理亲临参观指导并对他进行了亲切表彰勉励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为敦煌文物研究所颁发了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先生亲笔书写的奖状。     

魂系敦煌──新版“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选载(一)

新版《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是常书鸿先生的自传体著作。作者以亲切质朴的笔触,记述了他学习绘画、留学法国、任职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人生历程;特别是他为保护、研究、弘扬敦煌艺术而经历的坎坷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感人至深。全书共八章,本期选载的第二、三章主要写常书鸿留学法国和回国后从事艺术教育的情况。     

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建交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建交是冷战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外交关系发展的重大事件。尽管印度尼西亚建国初期曾有其总工会代表团赴华与中共高层接触,但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两国建交问题的却是印度尼西亚前宗主国荷兰。荷兰利用荷—印(尼)联盟主导者的身份,企图在保留与台湾当局外交关系以及不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情况下,以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建交作为荷中建交的交换条件,并以此保持在华各类利益,但此举为中方所拒。荷兰不得已放弃对台湾当局的外交承认,由此台湾当局撤销驻印度尼西亚外交机构。在印度尼西亚方面,尽管美国施加了外交压力,但苏加诺总统仍采取了平衡外交政策,而中方也获得苏联对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建交的支持。在两国的努力下,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于1950年4月13日建交。     

A reexamination of the reasons for the closure of the Dunhuang Library Cave

Abstract

Cave 17 or the cave library is located on the northern wall in the hallway of Cave 16 in Mogao Caves, Dunhuang. The murals on the cover layer of Cave 16 a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reason why the cave library was sealed. The transformation tableaux of the thousand Buddhas on the cover layer of Cave 16 seems to reflect the thought of the Final Dharma, which could be dated in the late Guiyijun period when Dunhuang was ruled by the Cao family. In 1052, the trend of the Final-Dharma thought flourished in the Liao Dynasty. With the frequent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he Guiyijun regime and the Liao, this trend came to Dunhuang and merged with the original thought of the Final Dharma in this region, which tremendously impacted the Buddhist community in Dunhuang. So the local Buddhist community made the transformation tableaux on the mural of Cave 16 and also transformed Cave 17 for storing Buddhist texts as a response to the coming Final Dharma. These activities seem to have led to the eventual sealing of Cave 17.     

敦煌壁画色卡数字成像色彩管理应用研究

敦煌壁画高保真数字化采集是其数字保护工作的重要基础。依据前期研究及自主研制的敦煌壁画色卡,对敦煌壁画高保真复制品数字采集工作中图像的色彩管理性能进行了研究,并与标准色卡Macbeth ColorChecker的色彩管理效果进行了主观对比评价。研究结果表明,相同拍摄条件下,自主研制的敦煌壁画色卡的色彩管理主观视觉评价结果优于标准色卡,且对于不同类型照明光源和不同偏色设定条件,自主研制的敦煌壁画色卡可以对偏色图像颜色进行有效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