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文化青铜乐器初探

越文化青铜乐器有铙、甬钟、纽钟、镈钟、句鑃、铎、鼓等,除铙、部分甬钟的年代可拟定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外,其他皆集中在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可分属于越建国前、越国两大时期。越建国前的乐器中,南方风格的铙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而在越国时期的乐器中,出现了成组的中原风格的编甬钟、纽钟等,说明越国的上层贵族已华夏化。     

青铜编钟起源的探讨

青铜编钟的起源若不梳理清楚,就难以论述明白青铜编钟的发展脉络。基于现有出土物和献记录,讨论了青铜编钟起源的若干问题,指出：青铜编钟可能滥觞于陶铃,其后陶寺铜铃的出现,为青铜编钟的产生发展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点,而青铜编钟的真正起步是从晚商铜铙开始。对二里头铜铃至晚商铜铙之间存在的缺环,中提出了一种可能性的解释。有人认为南方铙是中原铙南传的结果,本工作则根据中原铙别于南方铙的出土成编等现象,提出了中原铙是借鉴南方铙发展而来的观点。对南方铙和中原铙之间差异、甬钟等的由来、青铜编钟的起源所反映的礼乐意义及其带给今人的启示等问题亦进行了探讨。     

论商周之际铙钟随葬

作为商周之际青铜编列乐器的核心,编列小铙与编列甬钟一废一兴,虽有短暂重合,但总体趋势却是前后相继,甬钟替代了小铙。小铙的器主以殷商贵族及殷遗民为多,未发现姬姓周人使用编列小铙。周初姬姓贵族使用甬钟晚于非姬姓贵族。晚商编列小铙与最早的编列甬钟皆以三枚为列组基数,虽偶有增益,但仍不违三枚一组的基数原则。甬钟在编列方式上完全承袭了编列小铙的组合方式。从墓中的摆放位置来看,编列小铙与甬钟多被摆放在墓葬棺椁之间,且以墓主头脚两端最为多见。作为一种新器形,不排除甬钟在南方被发明的可能;但作为一种丧葬制度,编列甬钟则继承了殷商小铙编列制度。商周之际存在特磬、特镈或与特殊铜铃编列小铙、甬钟相配的情况,但没有较严格的成例。编列甬钟与其他乐器规制配列当在西周中期以后。     

扶风五郡西村西周青铜器窖藏编钟及相关问题

钟在商周青铜乐器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既是宴飨宾朋、祭祀先祖神灵的礼乐用器,也是统治阶级身份的象征,因而备受重视。它以流行年代久、地域广、出土数量多及在古代特殊的作用,也一直为学界所关注。目前所见的西周甬钟主要出土于古周原及邻近地区,在湖南、江西等地也有发现,而以周原为大宗。本文主要通过对扶风五郡窖藏出土的5件甬钟与商铙和早期甬钟的比较,就甬钟的起源等问题略作探讨。     

试论马鞍山青铜大铙的年代及其性质

青铜铙在南方主要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马鞍山青铜大铙的造型、纹饰与新干商代大墓出土的商代青铜器相似,因此,它的年代应与新干商墓青铜铙的年代相当,可定为商代晚期,相当于殷墟二期至三期。中原系统的青铜铙为军旅乐器,而南方系统的青铜大铙,具有明显的祭祀性质。从出土情况分析,马鞍山青铜大铙的卷云纹饰,以及出土地点距长江古道不远,因此它的功能极有可能是祭祀长江神灵的。     

建瓯市出土商周青铜器探讨

上个世纪70~90年代,建瓯市小桥镇黄窠山、南雅镇丘坑山、小桥镇蜈蚣山陆续出土了10多件商周青铜器,种类有青铜大铙、甬钟、觚、提梁卣等礼器,青铜剑等兵器,青铜凿等工具。尤其是小桥镇黄窠山陆续出土的青铜礼器为全省罕见,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本文对建瓯出土商周青铜器的种类、年代、性质、产地等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对于研究福建青铜文化有较大参考价值。     

对安吉出土铜铙的探讨

2004年,安吉高禹发现一件青铜铙,丰富了南方青铜铙的实物资料。本文介绍了高禹铜铙的概况,对其年代、文化属性、用途进行了讨论。通过与其他地区出土螺旋状乳钉铙的对比,认为高禹铜铙的年代为商末;依据其铜铙材质、所处地域,再结合对安吉出土其他商周器物的分析,推测该铜铙是古越人为提高某方面性能而改变其合金成分制作的试制品;而其以随葬品随葬的形式,也为研究南方铜铙的用途提供了新方向。     

“司(?)母”考——殷墟“妇好”墓器物铭文探讨之七

殷墟妇好墓器物铭文中,铭“司(兔丂)母”者二十六器,计有方壶、圆斝、圆尊各一对,觚十一件、爵九件,铭文均为正书(图一,1、2、7)。另外,有大方尊二件,器底亦铭“司(兔丂)母”,但在“(兔丂)”旁多一“癸”字,铭文为反书(图一,6)。此二件方尊与前面二十六器当是一人之物,故妇好墓共有“司(兔丂)母”之器二十八件。在妇好墓不同铭文的铜器组中,“司(兔丂)母”组仅次于“妇好”组,足见此组铜器之重要.     

新干青铜器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为纪念新干商代大墓发掘十周年而作（下）

持第六种看法的学,特别对大洋洲出土的三件大铙(或称钲)和一件镈(或称纽钟)的特征、年代进行了缜密的解刮和分析,认为“其为越器,决无问题”,但其年代“难于早到商代”,因为这三件钲上(指大铙)“有明显的土墩墓系青铜器上的纹饰,而伴有青铜器的七墩墓,其年代很少能超过春秋早期”。     

漫将斧钺观上古封邦建国觅康侯 康侯斧题记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一西周早期青铜斧,器长方銎,銎口下凸起一周弦纹,短边一侧附一半环状钮,圆刃无角;器上铸铭文“康侯”（图1）。同铭器共两件,另一件藏于故宫博物院（图2）。两器系20世纪早年同出于河南浚县,为于省吾旧藏。此“康侯斧”尺寸虽小,但器中却蕴含着有关斧、钺贯穿于中国上古时期作为礼器之象征与西周初年“封建诸侯”等一系列深厚的历史信息,可谓“小中见大”。     

浠水县发现周代青铜甬钟

2008年9月16日,浠水县博物馆征集到一组青铜甬钟。甬钟为该县团陂镇凤形地村村民王小元从上巴河河砂中挖出,共4件,下面按照从大至小顺序予以介绍：     

北方出土的西周青铜甬钟

西周青铜甬钟是中国青铜文化发展到高峰时期的典型代表之一。这不仅因为它铸作精工,纹饰精美,是商周青铜礼器中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器物,更因为西周甬钟较前代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无论从形制、铸造上还是从音质上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在我国古代乐器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     

关于楚国黄金货币称量的补充研究──从楚墓出土的三组有铭青铜砝码谈起

有关楚国的青铜砝码及黄金货币的称量是楚文化研究的课题之一,数年前笔者曾作过尝试①。近年来,随着一批考古新发现资料的相继发表,使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可能,本文主要以楚墓中出土的三组有铭青铜砝码为依据,对此作一些补充研究。一、三组有铭青铜砝码的有关情况1．1990年秋,湖南省沉陵县大常乡1016号楚墓中出土一套共5枚青铜法码,它们的有关尺寸和重量见表1。其中第4号进码在外形、成分与制作工艺上均不同于其余4枚,应是件替代品,5号砝码最大,其上阴刻有“分细益”三字的铭文。该墓葬的年代为战国晚期。③将该法码上的…     

攻吴王者彶■■剑的两点考证

无锡博物院新征集到一把青铜剑,据铭文系春秋晚期吴王僚剑,这也是目前仅见的一把吴王僚即位后自铭剑。此剑的器形到底是剑还是铍,铭文到底是铸铭还是刻铭?本文研究后认为该剑就型制而言,确系剑而非铍;剑上铭文当系原铸,而非当时或后添刻铭。     

丹徒北山顶舒器辨疑

江苏省丹徒县谏壁至大港一带沿江,从50年代以来,多次出土带有南方特色的青铜器,烟墩山的宜侯矢簋,上有铭文百余字,曾引起考古界研究兴趣。近来在北山顶又出土了一批春秋晚期青铜器,其中钟、鼎、缶、矛上均有铭文,它对我国东南地区青铜文化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对这批青铜器铭文的考证,先后有几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周晓陆、张敏先生的《北山四器铭考》(以上简称“铭考”),认为是吴王余昧墓,“尸祭”缶是吴器,盖上铭文是吴国四王的世系,矛是“余昧”矛,钟、鼎是属徐器。一是商志(?)、唐钰明先生的《江苏丹徒背山顶春秋墓出土钟鼎铭文释证》(以下简称“释证”),主要考证该墓     

“秦子”铸钟问题初探

2006年发掘的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乐器祭坑出土编镩3件、编钟8件。其中最大的1件青铜镩高度为65厘米,透雕扁形龙纹纽,体腔及舞部主题纹饰为龙纹,附铸四条龙纹脊。镩鼓部有竖向排列的铭文26字,铭首为“秦子”二字,故曰：“秦子”镩。这种形制的编镩承袭了西周晚期的“克铸”发展而来。     

从青铜弩机铭文看秦兵器生产标准化的局限性

秦俑坑青铜兵器上的刻铭为我们研究秦代青铜兵器的生产、加工以及劳动力组织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信息。弩机上的刻铭似乎与其它兵器上的铭文有所不同,不仅大部分是数字和符号,并且在同一个弩机的各部件上刻有同一数字和符号。从以上的初步分析看,这些刻铭反映着多重信息,不仅仅是秦时期"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体现,而各部件为了更好地组装在一些,浇铸后要进行打磨。工匠将打磨好并能装配在一起的部件做一标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部件或两个部件上刻有同一数字铭文或符号。     

陕西扶风五郡西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

五郡西村位于陕西省扶风县城以西5公里的城关镇,2006年11月,当地村民在村北台地修渠时,发现一青铜器窖藏,共出土鼎、簋、尊、甬钟、斗、矛、马器、玉饰等器物27件(组)。出土器物中5件青铜器有铭史,其中2件大口尊铭文一致,可与传世的五年、六年琱生簋铭文连在一起,正好完整地反映了西周厉王时期一场旷日持久的"仆庸土田多刺"官司,为研究两周时期的土地制度提供了更加具体的金文资料。     

“应史”诸器与周代异姓史官

198 2年 1 1月 ,河南平顶山市郊区阳岭上出土了一批西周铜器① ,其中 4件铜器上铸有铭文 ,铭文中均有“应史”二字 ,现介绍如下 :《应史鼎》铭曰 :“应史作旅鼎”。此器口微敛 ,卷沿 ,沿上有双立耳 ,斜垂腹 ,三柱足 ,口沿下饰以细云雷纹为地的回首夔龙纹。铭文以竖行铸在器壁内。 (图一 ,1 )《应史簋》铭曰 :“应史作旅簋”。此簋带盖 ,盖上有喇叭形握手 ,子母口 ,斜颈 ,鼓腹 ,圈足 ,盖和颈部饰条带状变形夔纹 ,圈足上有一周弦纹、两周细云雷纹。器内、盖内所铸铭文相同。 (图一 ,2 )《应史爵》铭曰 :“应史作父乙宝”。此器侈口 ,长流 ,…     

二年主父戈与王何立事戈考

《殷周金文集成》(以下简称“《集成》”)第17册11364号著录一件战国赵“二年戈” ,原器曾为清末陈介祺(斋)旧藏 ,今不知下落。笔者见过该戈的两件全形原拓本(图一)[1],内部刻铭可释为 :“二年 ,(主)父攻(工)正明(?)我□ ,左工师邬许 ,马重丹所为。”胡部铸铭可释为 :“□奔。”(图二)从拓本看 ,戈阑侧加宽加厚 ,这种特征见于战国中晚期。铭文“我”字之上一字不能确释 ,其下一字仅余残画 ,铭末“所”下之字也有残损 ,但还可以看出应是“为”字。赵国题铭常在铭末有“所为”二字[2],这是此戈国别当属赵国的证据之一。戈胡部的铭文可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