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江淮水灾灾民的救济

民国时期,灾害频仍.据统计,自民国成立至抗战全面爆发的20几年间,“各种灾害之大者,竟达七十七次之多”.而民国1931年的大水灾,无论从受灾的范围来说,还是从危害的程度来说,在民国乃至于近代的灾荒史上,都是空前的.此次水灾,全国“被灾省份计有十七省之多,灾民几达七八千万人,淹没农田约占七万万亩”.“人民死于水患及病疫者,日以百千万计”.其中以湘、鄂、赣、皖、苏、豫、鲁、浙八省受灾最重.据估计,此次水灾的总损失在50亿元以上,仅农产品的损失即达4亿余元.八省的农作物年产量占平常年景的百分比是:稻米为38%,高粱、小麦为29%,棉花为24%.前五省89县的流亡人口占五省总人口的40%.     

1931年江苏大水灾档案资料选辑

1.上海华洋义赈会常会会务报告书1931年本会在上海为首创中外合作独立之一慈善机关,亦可谓切实赈灾之前驱也。自民九民十两载华北大旱为灾,以至民国二十年国内水患,本会均经另行特组募捐委员会,并在灾区设立分会。当去年六月,本会鉴于区域之广大,情形之惨重,故不得不先办急赈,以救人生命为前提,一面调查预算以定计划,俾作逐步进行之方针。其时灾民所受苦况之烈,盖尽人皆知,无待赘陈矣。至如原计划之一部份,首为提前赶制棉衣以供冬赈,迨及十一月十二月间,本会及各分会共有棉衣十二万件及旧衣五万余袭,得以应手散放,只此项棉衣适应灾民需要,救活生命不少,其功效殊不下于赈粮也。     

1931年武汉水灾纪略

1931年,武汉遭受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水灾,当局防范不力,措施失当,以致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亲历者忆及此事,仍然“谈虎色变”。为昭示后人,引为鉴戒,笔者据当时有关资料,整理成文。不尽之处,还望知情者指正。1931年7月以来,武汉三镇雨水连绵,十多天不见天日。长江水位逐日增高,沟渠不能泄水,雨水积于街市。7月28日,大智门火车站、江汉关、法租界积水三四尺。水区警捕站在高桶上指挥交通。7月29日,江水流入日租界下铁路三眼桥前的丹水池一带,冲溃堤防,平汉路基被冲决二三丈,铁路外尽为水淹。7月3O日天晴,江水微落,…     

1931年江淮水灾工赈机制研究——以江苏省为中心

1931年江淮大水损失奇重,对灾民的救济和灾后重建困难重重。工赈作为近代以来有效的灾荒救治模式,在1931年江淮大水灾后重建中得到充分运用和发展。政府接替民间义赈团体成为此次工赈的主角,南京国民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建立了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双重工赈指挥体系,藉此展开了工赈项目的设计与运营,一方面疏通与合作机制使1931年江淮工赈取得了显著成绩;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诸因素则制约着工赈机制的良性运转。     

乾隆七年江淮水灾回眸

清乾隆朝60年间,各省区上报的水灾达514次,占自然灾害之首。一年发生水灾10次以下的有26个年头,10次以上的有34个年头。“黄河于丰县石林、黄村漫溢,淹浸滕县等六县卫;苏、皖、赣、湘、鄂、豫、鲁均遭水灾,损失之大,范围之广,为多年所罕见。”这是有关史料对乾隆七年（1742）发生水灾的一段文字记载。《清宫扬州御档》一书,收录乾隆七年的奏折百余件,其中有近50件,内容涉及水灾及赈济,这使我们今天可以通过档案史料及相关典籍记载,较为全面地了解乾隆七年,江淮一带发生的罕见水灾的真实情况。     

1931年大水灾与国民政府应对灾害的资金筹募对策

1931年江淮大水席卷江淮流域8省2市,直接冲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和赋税重心。正忙于"统一"和建设的南京国民政府,此时不得不组建救济水灾委员会这一事权极大的中央专门救灾机构,以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为委员长,以经济中心上海为总部驻地。该机构的重要职能之一即为筹募赈款。通过筹募机制的探索,形成了国库拨款、赈灾公债、美麦借款、加征税收、摊派捐款和社会募捐等多种赈款筹集方式。透过这些方式,可以窥见国民政府在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两个向度上的努力进程及其特点。     

1931年淮河流域水灾及其影响研究——以皖北地区为对象

1931年水灾是淮河流域百年罕见的洪涝灾害.此次水灾之兴,与连续的大强度、大范围的降水和残破的水利设施有关.水灾发生时,水利工程被毁,大片的土地被淹,房屋倒塌,人口死亡甚巨;水灾发生后,由于皖北地区自宋元以来形成的脆弱的社会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国民政府的救济不力,灾区出现了土地荒芜、粮食短缺、物价飞涨、灾民无以聊生而四处流徙、疾疠和匪患猖獗等严重社会后果,极大地掣肘了皖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1931·江淮洪波劫

1931年,长江、淮河发生了全流域的特大洪水,为数百年间所罕见。洪涛肆虐,许多沿江滨河城镇陆沉,大片农田化作汪洋,成千上万人遭灭顶之灾,成百万灾民流离失所。江淮洪水何处来当年,长江、淮河流域发生了长历时、大强度的暴雨,梅雨大雨带长期停滞在江淮流域,月降水量比平均值偏多400毫米以上,约为往年的三四倍,形成了全流域性特大洪水。本来,作为面积辽阔的长江流域来说,在正常气候情况下,随着雨带的推移,各地暴雨发生有先有后,汛期的开始和结束也有早有迟,使得各支流洪水能顺序泻人干流而不致于造成大的洪灾。但当年的降雨…     

一九三一年全国大水灾

1931年发生的全国大水灾，让处于多事之秋的中华民族几近于“九死之绝境”。     

1939年华北大水灾述评

本文对１９３９年华北大水灾的受灾范围、受灾状况及程度、灾后赈济、日本侵略者在水灾过程中的破坏性、抗日根据地的抗灾自救等社会问题进行了全面而又具体的实证性研究,揭示了自然灾害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所造成的深刻消极影响。     

目睹1975年淮河大水灾

1975年8月上旬,河南、安徽的淮河流域发生了一场大水灾。这是解放以来,迄今为止,受灾面积大、死亡人口最多的一次大水灾。水灾发生后,新华社准备当即发消息,并进行连续公开报道,但是,经请示,当时中央领导决定不准公开报道。以后也一直没有公开报道过。如今,这场大水灾已经过去整整27年了,在中国报刊和新闻史上,一直是个“空白”。我是自始至终深入水灾现场采访调查的新华社记者,有责任在中国新闻报道史上补上这一页,使后人能够对此有所了解和借鉴。     

1954年江淮水灾区的疫情防控及其对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影响

1954年江淮流域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水灾,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疫情,各种流行病相继发生,且患病率、死亡率很高.面对这种情况,灾区各级党委和政府立即成立专管机构,动员公私医务人员积极抗疫;各级卫生部门积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开展大规模卫生防疫运动;各级政府在灾区适当推行免费医疗,积极救治灾民.由于采取了有效措施,大大减轻了灾民的疾病痛苦,患病率明显下降,客观上为灾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一九三五年水灾回忆

我于1924年出生于黄潭徐马湾,1935年(民国24年)发生罕见的乙亥大水时,我刚12岁,至今对那场惊心动魄的人类大灾难记忆犹新,终生难忘.1935年6月,汉江上中游普降特大暴雨,雨量之大异乎寻常.据资料记载,各地6月3日至5日雨量大都超过当地年总雨量的50%.由于降雨强度大,范围广,造成山洪暴发、水势飞涨,洪水汹涌奔泻,汉江变成一条浊浪滔滔、桀骜不驯的巨龙,似乎要吞噬一切.     

大水灾 大举措 大迁徙 大胜利——1954年枝江百里洲长江分洪始末

百里洲位于湖北省枝江市境内,其形成已有2700余年历史.地名因最初疆域周长百里加座落长江之中而得,是长江流域第二大江心岛.其面积和人口仅次于上海市崇明岛.这里,土质肥沃,盛产棉花、小麦、花生.西瓜、黄梨等等.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此洲无堤御水,民难定居.至明朝嘉靖元年(1522年)始兴堤拒水,翻开历史新页.但薄堤难防大水,人畜田禾用水不易和内渍等诸多问题,又伴随苦难的洲民世代延续下来.1949年7月解放以后,党和政府特别重视本洲堤防,使它由豆角形状变成小山梁,洲人于是充满信心,致力江心宝岛建设.1954年有人丁5.6万余口,耕地19.8万余亩,分属刘巷、冯口两个区管辖.     

1928─1931年的胡汉民

１９２８─１９３１年的胡汉民席富群胡汉民继１９２７年与蒋介石合作进行反共清党之后,１９２８－１９３１再次与蒋联手。其间,胡汉民以其在党内的特殊地位,主持党政,对各地方实力派的反蒋活动口诛笔伐,并制定了一系列法规使国民党中央政权的统治合法化。但由于胡汉...     

邵元冲谈1931年胡汉民被囚

１９３１年,蒋介石因围绕“约法”的政见之争,不顾舆论,不计后果,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先是拘禁于总司令部蒋自己的官邸,继则囚禁于南京郊外汤山俱乐部,再则先后幽禁于双龙巷胡的寓所及香铺营孔祥熙宅第,时间长达半年以上。胡汉民此次被囚,是民国史上各方瞩目、反响强烈的重大事件。有的民国史著作对此事件经过的记述未免简略,且词多含糊,看过之后,没有真切、详实之感,留不下,清晰、深刻印象。 胡汉民此次被囚之前,任职国府委员。立法院院长。时邵元冲任立法院副院长,是胡的副手,且是胡氏被拘的目击者、见证人。胡被拘期间,…     

1948年福州的特大水灾

这是一首杂诗,作者有感于1948年福州水灾而作,正如诗中所描绘的那样,1948年6月18日,低气压笼罩福州,倾盆大雨,山洪来自闽江流域,涌进福州。酿成近百年来所未见的惨烈灾害。闽江,是福州人民的母亲河,历史上几乎年年闹水灾,对福州人来说,闽江是难言的忧患,更是难舍的情结。     

1931年皖北赈务舞弊案

1931年的大水灾,在民国灾荒史上堪属空前绝后,计全国被灾区域遍及16个省区,灾民约7000万人之多.为救济这次水灾,国民政府特设救济水灾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府救灾会),并与美国洽商,借得美麦45万吨,用作救济全国灾民的主要物资.     

勿忘国耻——1931年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中秋节之夜,盘踞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关东军,突然炮击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侵占了我东北最大城市沈阳,进而侵占我东北全部领土。史称九一八事变。 在日军侵略时,执政的国民党南京政府采取了不抵抗的错误政策,命令守土有责的张学良率领东北军30万部队退到山海关内。不到四个月,我辽、吉、黑三省12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3000多万同胞、4000多公里铁路以及极为丰富的宝藏,被断送殆尽。此为我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奇耻大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