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1937年的张静江

１９２８—１９３７年的张静江赵兴胜（一）张静江,原名人杰,浙江吴兴南浔人,著名的国民党右派分子。１９２７年积极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活动,“朝夕与总司令商讨清党大计”,是“四·一二”反共事变的主要策划者,被蒋介石称为“革命导师”①。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负责...     

张静江评析

张静江是一个在中华民国史、国民党史甚至中国革命史上都颇有影响的人物。他是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二至六届中央监察委员,二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曾历任广州、武汉、南京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建设委员会主席、浙江省主席等要职。他既曾追随孙中山大力赞助国民革命,又与蒋介石关系极为密切,助其攫取党国最高权力。他功过兼有、情况复杂、单色一笔很难勾画其全貌。而以往史书对他多以“国民党老右派张静江”一语带过,缺乏全面深入的考察、研究。本文拟对张静江其人作一初步研究、评述,以期引起史学界同人的关注。     

从农家女到张静江夫人的朱逸民

在电视剧《蒋氏姻缘》及《陈洁如回忆录》中，我们屡屡读到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夫人朱逸民的名字。朱逸民原来是江苏常熟的一个农家女、她１８９９年出生在珍门乡菜油浜一个普通农民家里，乳名豆豆。一个农家女，能与南浔巨富、上海证券交易巨头、曾任国民党党政要职、并与孙中山有救国之交的张静江缔结良缘，确实使人难以想象。张静江钟情农家女朱逸民１０岁时母亲病亡，她与只有５岁的妹妹月琴过着无娘孤苦的日子。祸不单行，她１５岁时又丧父。父母双亡，家境更加困难。姊妹俩相依为命，家徒四壁。朱逸民有个在上海富商家“帮人家”的寄娘，…     

张静江在追随孙中山的岁月中

一 为革命,毁家纾难 张静江,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人,祖父、外祖父以经营丝业起家,家境十分富有。当时,南浔有刘、张、庞、顾四大巨富,当地人称之为“南浔四象”或“四大金刚”。张家就是“四象”之一。其父张定甫于１８９６年为年仅２０岁的张静江捐得一个清朝道员的官衔。１９０２年,清朝官员孙慕韩（宝琦）出使法国,张静江以道员的身份有幸随从。出生于经商世家的张静江到巴黎的第二年,在父亲３０万元的资助下,办起了一个通运公司。公司以经营“茶、丝、绸缎、地毡、漆竹牙器,以及其他名贵的古董、字画、金石、玉器等等,无所不…     

回忆南京江南汽车公司

公司的主要人物南京江南汽车公司,是一个典型的官僚资本企业。这个公司的主要人物,最初是张静江(人杰)、吴稚晖(敬恒)、李石曾(煜瀛)等。这三个人都属国民党右派。吴稚晖以清客姿态追随蒋介石,自比为大观园中刘姥姥。张静江在1921年与蒋介石共同搞过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中的恒泰号经纪人组织,经济上帮助过蒋介石。他出身于浙江吴兴的大地主家庭(南浔镇庞、张、刘、邱四大家之一),清朝末年在法国开古董店时,曾经支援过孙中山,是国民党的元老。     

蒋介石密令的"炸坟行动"始末

大汉奸扑朔迷离的死因 汪精卫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前半生跟随孙中山革命,在国民党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后来虽与蒋介石明争暗斗,不甚得志,但仍稳居国民政府二号人物的高位.抗战爆发后不久,汪精卫感到抗战没有"前途",乃决定投靠日本军国主义,成立南京伪政权,可耻地做了汉奸.     

国民党元老管教“官二代”

吴稚晖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政治家、教育家,在国民党政界享有极高的威望,孙中山、蒋介石等国民党政要对他都特别尊敬.作为政治家的吴稚晖,其功绩早已为人所熟知;其实,作为教育家的吴稚晖,其贡献也同样值得我们铭记.     

南京国民政府对汪精卫财物的接收

汪精卫1883年出生于广东三水,早年留学日本,后投身辛亥革命。汪精卫文笔犀利,曾作《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一文,受到孙中山先生的赞扬。其胆气过人,曾因谋刺摄政王载沣而誉满天下,后来在国民党和政府中的地位也举足轻重,享有较高的威望。     

政党建置与民初政制走向——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的提出论起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是章太炎为适应武昌起义之后中国政制转型之需要而提出的政治口号."革命党"是秘密结社,与依托议会开展合法政治活动的"政党"有着本质区别.消除"革命党"是为了组织"政党",推进中国的民主政制建设.然而,一度因应形势改建"政党"的国民党,其革命情结始终难以消去,其党人的思想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革命阶段."宋案"发生后,国民党回归"革命党"立场,重新走上"革命"之路.在国民党"继续革命"的过程中,不仅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成为打击目标,孙中山等人在革命之初选择的西方议会民主政制也在事实上遭到否定.这种一箭双雕的政治打击,对近代中国的政制建设产生了"破旧"却没能真正"立新"的复杂的历史影响.     

“廖案”发生之后

正廖仲恺有很多荣誉称号,有人说他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有人称他是近代民主革命家。作为国民党左派领袖,他还被国共两党公认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积极促成国共合作,因而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党内都享有很高的威望。但是,这样一位革命家的人生结局却非常不幸。孙中山逝世后,他仍然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三大政策",并支持省港大罢工,因而遭到了国民党内反动派的极大仇视。1925年8月20日,     

动员与控制:国民党执政前后民众政策的转型

国民党改组后,以革命话语整合社会资源,动员民众参与革命并最终取得执政地位。执政后的国民党,一改往日激进的民众动员政策,竭力淡化民众运动的政治色彩,相继出台各种政策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和监督。国民党执政前后民众政策发生如此变化,一方面是由于作为一个革命政党,其追求的执政目标业已实现,作为革命工具的民众动员已经失去意义;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党,稳定政权和控制社会遂成为其执政后首要考虑的问题,故而其民众政策必然要作出相应调整,民众运动被禁止,民众团体受控制。此种变化,改变了国民党改组初期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现代动员型政党的性质,囿于自身阶级基础的局限,变身为权威主义下的既得利益群体控制型政党亦势所必然,在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国民党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力越大,社会对此"弱势权威政党"的反作用力和离心力就越强,最终导致国民党专制体制下"民众疏离"和"民心流失"结果的出现。     

宋子文与国民党人大革命时期的联俄政策

大革命时期,宋子文既是国民党人联俄政策的受惠者,又是后期重要的参与者,甚得苏俄顾问的信赖和支持。宋凭借其身上的"左派"亲苏光环和与苏方的良性互动,得以在政治舞台上快速崛起。北伐军兴,受命执掌财政大权,成为国民党内举足轻重的政治新贵。他一度在若干问题上秉持左翼立场,并试图化解蒋介石与鲍罗廷的矛盾。但随着革命危机的日益严重和内部分歧的加剧,宋子文的认知和心态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产生了抵牾和怀疑,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打下了他其后在政治上剧烈反转的伏笔。     

十小时何以胜十年——熊向晖谈中共老一代领导人的人格魅力

中共情报工作龙潭"后三杰"的熊向晖曾被周恩来安插在"西北王"胡宗南身边,从事了12年的秘密情报工作,是中共情报工作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被毛泽东誉为"一个人能顶几个师"。他以超人的机智、果敢、坚韧,赢得胡宗南赏识,巧妙地送出国民党"闪击延安""西安军事会议"等诸多重要情报,为挫败国民党反共阴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卫中共延安党中央等屡建奇功。12年对人的一生来讲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对于熊向晖来说,可能一直都在压抑着个人的愿望,而为党默默地工作着,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份对党的无限忠诚?熊向晖的女儿回忆了父亲讲述的与中共老一代领导人短暂接触的十个小时经历,正是他们坚定的革命信念卓越的领导艺术和人格魅力影响了父亲坚守在情报事业上毫不动摇。     

“民国奇人”张静江

没有他就没有辛亥革命的早日成功；没有他就没有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迅速崛起；他是20世纪初江浙财团的四大亨之一；孙中山称他为“二兄”、“中华第一奇人”；毛泽东称他是“有经济眼光”的人——他就是“民国奇人”张静江。     

司徒雷登与战后中国的"新革命运动"

战后中国的"新革命运动"是由司徒雷登发起的,其目的是通过国民党政府内部的改革,把CC系的势力排除出去,让自由主义势力进入政府并掌握政权,以维持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由于"新革命运动"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司徒雷登试图通过"新革命运动"挽救国民党统治的努力最终失败.     

孙中山与李大钊惺惺相惜的革命情谊

李大钊与孙中山,分别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领袖。他们为国共第一次合作走到一起。他们共处的时间并不长,但感情却非常真挚。孙中山称李大钊是真正的革命同志,并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而李大钊对孙中山更是十分仰慕和敬重,他盛赞新三民主义,积极参与改组国民党,由衷地高呼"中山主义万岁"。李大钊是受中国共产党委派会见孙中山的第一人,也是孙中山主盟加入国民党的第一人     

变抑不变: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民族主义学说之考察

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后,面对苏联、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革命方法灌输,孙中山为争取苏联援助,虽然有选择地"师法"其革命方法和政党组织、训练方法,但他并不准备,最终也基本没有接受苏联、共产国际建议的民族主义政策。孙中山所恪守的仍然是其自五四运动以来新发展的"积极底民族主义"政策,其通过"修约"反帝的策略也与苏联、中共所倡导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模式大相径庭。     

国民党是如何失掉大陆的？

抗战胜利,蒋介石威望提升 杨天石：很荣幸能够和著名的口述史专家、民间思想研究专家丁东先生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国民党为什么丢掉了大陆？1950年代开始美国历史学家就很热烈地讨论这个题目。这是一个很重要,也很大的题目．我今天只能够从一个方面,也就是从国民党方面来分析为什么国民党丢掉了大陆。     

武汉国民党的“联共”和“分共”

1926年底到1927年夏,武汉国民党人的政策从左向右,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导致武汉国民党人政策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共产党影响下的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因为它严重损害了武汉政府赖以生存的脆弱的财政经济基础和军官们的忠诚度。事实上,无论是武汉国民党中央,还是中共中央,这时都曾极力控制工农运动。但中共基层干部的缺乏,特别是在联共(布)党内权力斗争推动下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政策的赤裸裸的干涉,不仅使中共的工农政策无法顺应形势做出相应的切实调整,而且更极大地刺激了武汉国民党人的疑惧心理。武汉国民党人从"联共"最终走向"分共",与此不无关联。     

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解构——兼论国民党与洪杨、曾胡之间的复杂纠葛

太平天国浓厚的民族革命色彩主要是由后人涂抹上去的,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揭橥民族主义大旗,并将其思想渊源追溯到太平天国及元明革命,故民国以后,太平天国民族革命史观得到了广泛认同。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初,一股"曾国藩热"又开始兴起,有关曾国藩的评价成为国共两党意识形态纷争的焦点之一。曾国藩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和承认,一方面是国民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立场转变造成的,另一方面与30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也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虽然国民党有意识地继承了曾、胡的文化立场,但同时仍以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自居,并坚持其传统的太平天国史观。国民党与洪杨、曾胡之间的纠葛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种非此即彼的关系。至于国民党有意淡化它的民族革命传统与太平天国之间的渊源关系,则已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