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洋会馆图记”之发现暨“十三行”正名考

乾隆二十二年清朝实行"一口通商"政策至道光二十二年《南京条约》签订,广州成为中国重要通商口岸,产生"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外贸体制和商会组织,即学术界和社会民众普遍称谓的"十三行"。这一长期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的外贸制度和商会组织有无印章?学术界尚无证据和研究成果。2017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和英国国家档案馆找到的"外洋会馆图记"印迹,当即出于消失已久的"十三行印章"。依据这些档案并与其他文献参酌分析,"外洋行"是"十三行"的正名,而"十三行"其实是一个地理概念,作为制度和组织的"十三行"当开始于1760年。     

论清代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的兴起

广州十三行商馆区兴起于清代开海禁、建立粤海关之后。它的出现,是在中西之间基本保持正常贸易关系的状态下,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逐步积累而自然生成的,是中国对外贸易从传统的贡舶贸易过渡到商舶贸易的产物,在当时乃是一种历史进步。     

20世纪以来十三行研究评析

十三行是清代中期外贸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停止其他海关与西方国家的外贸职能,通过粤海关建立“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广州制度,十三行成为清代中期与西方国家贸易的贸易体系,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退出历史舞台。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术界逐步展开对十三行的学术研究,现将百余年的曲折发展简要评析如下。     

清代广州外销丝绸上的康乃馨

正中国是丝绸的发源地,丝绸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世界各地。明清时代,伴随世界地理大发现,东西航路开通,标志着世界性海洋贸易圈逐渐形成。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是历两千年而不衰的贸易大港,尤其是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颁布了"(洋船)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1)的上谕,欧美各国商人仅允许在广州口岸一地进行通商贸易,西方人称之为"一口通商政策"(theonlyportpolicy)。广州十三行是清政府特许的专门经营管理对外贸易的商行,垄断着丝、瓷、茶大宗商品的商业贸易。屈大均《广州竹枝词》:"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两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就是对清代广州十三行时期外销丝织品贸易盛况的描述。     

中外交流的窗口:中国古籍中的明清广州十三行

正冷东教授认为,目前"资料建设仍是制约十三行研究深入的瓶颈和障碍,国内外中文资料的发掘利用仍有很大的空间"。[1]2000年以后,以十三行为中心的史料整理及索引编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清代广州"十三行"档案选编》、《清宫所藏十三行潘氏商人档案》、《十三行研究中文论著目录索引及内容提要》、《广东方志与十三行:十三行资料辑要》相继出版、发表,但总体上对原始资料的整理和挖掘仍嫌不足,特别是对古籍文献中的史料有待进行深层次的整理。     

潘振承的成功之道

清代的广州,曾经是全国唯一的通商口岸,对外贸易操纵在十三行商人的手里,由此培植和造就了为数不多的富商大贾,其中以潘家发迹最早、财富最为炫目,“镬底镶金”,羡煞旁人,成为城中美谈,被中外誉为羊城首富。究竟潘家是如何发家致富?这恐怕是众人关心的问题。翻阅过去研究成果,学界似乎对潘家子孙后代,如潘有度、潘有为、潘正炜和潘仕成的事迹较有兴趣,论述较丰,而对潘家人粤寄籍始祖、创业功臣潘振承则鲜有论及。     

十三行沧桑录

乾隆廿二年(1757)广州成为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清政府指定了一些商行专门和外国进行贸易,称为公行。在某一时期,这种公行有十三个,所以就称为“十三行”。这些公行设有夷馆(或称商馆)租给外商。     

弘扬十三行商向外投资传统发展我国对外投资产业

正广州十三行商人在150多年经营对外贸发财致富过程中,积累无数经商经验,其中走出国门向外国投资产业、赚取国际利润就是一个好传统,值得今天加以弘扬和借鉴,以实现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建立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一、银钱堆满十三行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的经济规模,自15世纪中叶(明中叶)至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期间,     

十三行闽籍行商家族联姻初探

<正>广州是近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清代中国对外通商的重要口岸。广州十三行的行商是一批活跃在清代中晚期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他们是经清政府授权垄断对外贸易的群体,以出色的商业才华拓展海洋商贸,加速广州发展成为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前期对外贸易的中心,在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创立了辉煌业绩。从清康雍乾时代到道光年间一百多年间,广州涌现出一批较有影响的闽籍行商:如泰和行颜亮洲、同文行潘振承、怡和行伍秉鉴、义成行叶上林等。他们在十三行的     

林则徐虎门销烟

外商在广州的居留地——十三行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廷封闭了江、浙、敏三关,限定外商在广州一口通商。图为鸦片战争以前的广州林则徐不仅首先支持黄爵滋严禁鸦片的立场而,且立即在湖北湖、南开展禁烟,取得显著成绩,中央和地方官吏都十分拥戴他图。为林则徐像十九世纪头二十     

海贸遗珍——十八至二十世纪初广州外销艺术品

生产的外销艺术品。清政府规定,来华贸易的外国人只允许与清政府特许的行商进行交易,并指定在广州城西十三行商馆区一带黄埔港进行。《黄埔锚地》(图1)是从长洲岛远望开去的黄埔全景,黄埔岛沿岸,设立了许多船坞仓栈,为远洋船只提供修理服务。此画笔功细致,刻画船只及建筑物尤为精确。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公行起始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外洋行成立,再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洋行制度废止,广州十三行行商名目及行数一直在变化之中,浩官、庭呱、茂呱、鳌呱、啉呱等均是较有影响力的行商。到18世纪,欧美开始追求我国出产的漆器、家具、墙纸…     

18-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女性——以珠江疍家女为例

正18-19世纪,正值西方国家拓宽海外市场,进行资本积累之际,清政府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颁布"一口通商"政策,广州成为唯一的对外开放港口。西方人聚集在广州十三行经商,活动范围主要在广州河南一带和珠江航道上。故此,他们最先遇到也最为熟悉的女性群体,便是被视作珠江沿岸女性象征的疍家女。18-19世纪西方人记录与描绘的疍家女形象,较为真实地还原了当时疍家女性的     

“广州十三行文献研究暨博物馆建设”学术研讨会评析

由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广州大学、中共广州荔湾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广州市地方志学会、广州市档案学会、广州市十三行文化促进会承办的《广州十三行文献研究暨博物馆建设》学术研讨会2013年9月21—22日在广州国家档案馆举行。来自美国、德国、荷兰、葡萄牙、瑞士等国以及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北京、上海、福建、湖北、海南、江西、广东等地的80余名专家及各界代表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50余篇。     

清代广东行商家族与番禺学宫

清代广东行商,即十三行商,也称外洋行商,简称洋商、行商,由清政府批准承充,具有半官半商的性质。他们是鸦片战争前唯一的对外贸易合法     

商团事件九十祭

正广州是一个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商埠。明清两代的十三行、七十二行商总商会、九大善堂、广东自治会等等,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商人组织。广东商人和海外华侨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曾经是孙文反清革命的有力支持者。凡商业发达的地方,市民化程度也相对较高。广州的市民阶层,对中国现代化转型,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晚清立宪运动的激荡与熏陶下,民间社会迅速崛起,组织商会、商团、公安维持会一类社团,形成一股纷扰和喧嚣的潮流,在民国初     

一本旧书 两代学人 刘泽生梁嘉彬与蒋廷黻

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经历沧桑 ,终于在他的故乡 ,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再版面世。此刻 ,我想起仍存放在广州市图书馆广州文献室书橱里的一本旧书。那就是民国２６年 ,由当时的国立编译局出版发行的《广东十三行考》。书的扉页有梁嘉彬用墨笔书写的亲笔题字：上款“廷黻先生训正” ,下款“梁嘉彬敬呈民国廿六年四月”。这应是梁嘉彬赠给业师蒋廷黻的书。梁嘉彬（１９１０—１９９５） ,广东番禺黄埔乡人 ,出生于北京。小时候曾在广州西关居住。他是广州十三行的梁天宝行行商梁经国的后人。咸丰六年（１８５６）梁天宝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 ,…     

十三行行商伍氏“馥荫园”(潘氏“东园”)考

正馥荫园,又名福荫园、恒春园,前身为十三行行商潘氏"东园",后归行商伍氏,改名为"馥荫园"。该园位于广州花地(花埭)东部栅头村,[1]即今花地大策直街、联桂北街一带,历经潘、伍两家百余年精心打造,形成了以花木种植闻名的园林特色,在近现代岭南园林中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它的创建经营与兴衰变迁,不仅牵涉到十三行行商中最有影响力的潘、伍两家,更与清乾隆年间     

广州 依然是二沙岛

广州豪宅区(或说“富人区”)经历了几番变迁。现在仍可追溯的广州最早豪宅,是形成于18世纪至20世纪初的西关大屋。清初实行海禁政策,而留广州一个口岸通商,此后一百多年间,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云集珠江码头,造就荔湾十三行等一批富可敌国的巨贾。而官商们所修的如小画舫斋、海山仙馆、邓宫保第、钟家花园等名噪一时,占地以数十亩甚至百亩计,山石花卉、桥廊亭榭别有洞天。     

怡和行创始人伍国莹后人足迹点滴

清嘉庆初,广州行商中以潘、卢、伍、叶四家为最富。在瑞典“哥德堡号”仿古船2006年造访广州之际,潘家后人已多次在广州媒体亮相,并著《广州十三行之一——同文（孚）行》一书,由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和荔湾区地方志办公室协助出版。继而荔湾区地方志办又建立起了与怡和行创始人伍国莹的后人的联系,在研究伍氏家族中又获得了一些较确实的资料。     

一本旧书，两代学人——梁嘉彬与蒋廷黻

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经历沧桑,终于在他的故乡,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再版面世。此刻,我想起仍存放在广州市图书馆广州文献室书橱里的一本旧书。那就是民国26年,由当时的国立编译局出版发行的《广东十三行考》。书的扉页有梁嘉彬用墨笔书写的亲笔题字：上款“廷黻先生训正”,下款“梁嘉彬敬呈民国廿六年四月”。这应是梁嘉彬赠给业师蒋廷黻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