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进当代基层志编修实践的思考——以宁波海曙为例

开展乡镇(街道)志、部门志、村志、家(族)谱志的编纂,对于助推新型城镇化建设、抢救和保存传统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在当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宁波海曙区规划先行,高位促动;健全机制,规范推动;试点引领,示范带动;开门修志,内外联动,全域推进基层志编纂,取得阶段性成果。在实际工作中,要正确把握好进度与质量、继承与创新,地方性与时代性、修志与用志的关系。     

明清以来江南乡镇志编修与地方认同——以《乌青镇志》为例

以往在对明清江南市镇认同（即“都市认同”或“共同体”）的研究中,施坚雅的“市场圈”和滨岛敦俊的“信仰圈”最为引入注目。近年来,森正夫通过考察乡镇志名称、镇域认知以及乡镇志横向纵向的相互认识等几方面。从民众的“意识”出发探讨以江南市镇为中心的地域社会的确立。巫仁恕通过对乡镇志《园第志》的分析,认为“文献并不能反映了地方人们认同感的加强,只能说是加强了地方上士绅的优越感。”夫马进通过对清代松江育婴事业的分析,认为“以府城育婴堂为中心的县城接婴堂、镇接婴局、济婴局的有机关系,与官方行政中的有机关系完全不同。”此外,稻田清一对镇董阶层参与地方公事的分析,太田出对清代绿营管辖区域的研究以及张研从清代市镇管理体制的角度而进行的研究,都为探讨江南市镇认同提供了有益的启发。本文以《乌青镇志》为例,从镇志称谓、镇域的认知、镇志的编修过程和对现实问题的关注等角度。探讨明清以来江南乡镇志的编修与地方认同之间的内在联系。     

漫谈村志编修资料的收集——以编修《凤凰村志》经济部类为例

村志资料收集不同于县志、镇志,县志和镇志的极大部分资料来源相关部门(办公室),而村很少设有部门(办公室),而且村也基本没有严格、规范的资料归档制度。修志人员是收集村志资料的关键,修志人员具有一定写作水平是村志编修的必备条件,高度责任心与崇高敬业精神是村志编修的必要条件,掌握专业知识和业务知识是村志编修的基本条件。     

浅论省志编修路径依赖问题及其对策——以《广东省志（1979～2000）·专记·精神文明建设》编修实践为例

为了充分反映精神文明建设情况,体现社会变迁中人们思想道德的重大变化,广东在第二轮省志中设《专记·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送复审稿）虽然全面系统记述了广东省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但是仍存在记述范围不广、程度不深以及公文化倾向等问题。修志过度依赖行政手段,修志队伍不稳定,资料来源单一,传播渠道过度狭窄,缺乏社会反馈等修志路径是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为了打破这种依赖,提高省志编修质量,最终实现修志一用志一修志的良性循环,可以采用如下改进措施：完善修志工作体制,打破对行政手段的过度依赖;重视地情资料搜集、考订,打破对档案资料的过度依赖;培养修志专家,打破临时拼凑修志班子的现象;加强地情研究,打破千志一面的现象;提高传播能力,打破“皇帝女儿不愁嫁”的现象。     

关于城区志编纂体例的思考——以广州市两轮城区志为例

城区志编纂目前仍在探讨和摸索之中。广州市城区志采用篇体呈现出由中篇体向大篇体的转变,这是吸取首轮城区志编纂经验和教训后的选择。城区志内部结构,可以章节体为主,因事制宜采用条目体。在修志体裁的运用上,城区志仍应坚持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多种体裁的灵活运用。     

试述依法治志的实现途径——以厦门志书编纂工作为例

依法治志是地方志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从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来看,各级地方志机构既是地方志法治化进程的受益者,也应当是地方志法治化进程的推动者。为深入推进依法治志,各级地方志机构在工作实践中应善于总结工作经验,勇于探索实践途径。笔者以厦门地方志事业发展为例,从树立方志法治意识、加强地方志规范管理、坚持地方志改革创新等方面,试述依法治志的实现途径。     

整体构思编纂思路 找准志书编修方向——以编修《钦州市钦南区志》为例

全面启动城区志编修的时间较短,编纂中遇到的难题较多。本文结合编纂《钦州市钦南区志》实践,从城区志的定位、编修方向、选取收录资料角度、部分事业记述侧重点、框架体式及容量设置等方面进行分析,指出编纂城区志要明确总体编纂思路,按照编修方向搜集资料,编纂的志书才能达到资料性、思想性、科学性。     

略谈村志的编修——以《天河区村志系列丛书》为例

<正>一、天河村志系列编修始末中国编纂地方志的历史源远流长,但传统社会纂修的方志中乡里志、尤其地域更向下延的以村落为单位纂修的方志相对罕见,一直是方志编纂的"非主流"。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修志热潮,打破传统社会纂修志书范围的藩篱,将编纂单位从过往的省府州县延伸到最基层的乡村村落。村级志书弥补市、区两级志书记载的缺环,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真正的民修、民用的志书,最贴近百姓的生活。村志所记载的姓氏宗族、文物古迹、风俗习惯等真     

略谈村志的编修——以《天河区村志系列丛书》为例

<正>一、天河村志系列编修始末中国编纂地方志的历史源远流长,但传统社会纂修的方志中乡里志、尤其地域更向下延的以村落为单位纂修的方志相对罕见,一直是方志编纂的"非主流"。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修志热潮,打破传统社会纂修志书范围的藩篱,将编纂单位从过往的省府州县延伸到最基层的乡村村落。村级志书弥补市、区两级志书记载的缺环,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真正的民修、民用的志书,最贴近百姓的生活。村志所记载的姓氏宗族、文物古迹、风俗习惯等真实地记录了乡村的生活     

浅谈条目体在省志分志中的运用——以《福建省志·文化艺术志》为例

新编志书主要采用章节体,辞书、年鉴等工具书等则通常采用条目体。但章节体和条目体都只是体例形式,并不天然地只适合于某种文本。由于章节体与条目体各有优劣,因而广大修志工作者在实践中,开始尝试将两者结合。本文以《福建省志·文化艺术志》为例,试图通过分析条目体在以章节体为篇目框架的省志分志中的运用情况,探讨如何通过这种体例创新形式,让章节体与条目体各出所长,取长补短,合理共存,提高省志分志的编纂质量。     

论人口志的编撰:以广东省为例——兼论地方志编修传统

现在地方志编修工作中存在着编修传统日益模糊的现象,重塑方志编修传统已经非常必要。以《广东省志·人口志》为例,指出历史时期的人口数量变化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地方志编撰者应注意交代编志过程中所征引的资料来源。对于难以弄清楚的问题,编者在如实收录地方档案文献的基础上,可以将问题提出来,供后人探索。随着历史人口研究成果的日益积累,可以将人口志做成数字化的人口地理信息系统。     

浅谈科学技术志的主线问题——以第二轮《天津市科学技术志》为例

突出科技发展主线是科技志书的内在要求。作者指出天津市第二轮科技志稿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就如何突出科技志主线问题提出一些对策：转变写作思路与习惯;系统梳理,找出主线;针对志稿情况,做好文字深加工。     

清代民国地方志转型——以民国《海南岛志》为例

<正>清代出现的修志盛世带动了海南修志事业的发展,1929年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颁发了《修志事例概要》来体现对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重视,此版《海南岛志》就是在此大背景下诞生的。一、志书概况民国版《海南岛志》成书于民国十九年     

浅谈社会变革与经济部类志书编修——以深圳地区修志实践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志书编修的社会环境、社会结构、社会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经济领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决定了经济部类志书记述主体的多元化。《深圳市志》在编纂中注重研究社会变革,反映经济部类记述主体多元化的局面。社会的重大变革决定了志书记述主体的多元化,客观上要求传统的志书编纂体例必须有所创新。首先在篇目方面,要依据事业发展变化,科学合理地确定志书分类标准,适当升格,提高竖写层次,突出业务重点和特色;其次,在保留章节体框架的前提下,借鉴条目体,优化志书结构形式;再次,诸体并用,充分发挥志书体裁的各自优势,拓展志书记述的空间和范围。此外,借鉴历史学研究方法科学反映社会变革,提高志书著述性。     

浅谈年鉴对编修志书的作用——以广播电视系统修志实践为例

年鉴和志书是我国记录地方历史的不同形式,因编写方式、内容侧重、体例设置、功能目的、出版周期的差异而各有不同。逐年编纂的年鉴为修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提高了人们对修志存史重要性的认识：年鉴每年积累的资料,为志书的编修奠定了基础;编修年鉴的人才队伍,为修志提供了人才保证;有些地方因每年编写年鉴而设立的专门机构。也为修志提供了组织保障。虽然如此,在实践中却不应该完全依靠年鉴来编修志书。本文以广播电视系统为例,就年鉴对志书编修的作用作一浅析。     

论年鉴编纂出版转型——以地方综合性年鉴为例

当前,年鉴内容选择和出版方式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十分突出,年鉴编纂出版转型、创新发展成为年鉴界面临的迫切任务。本文以地方综合性年鉴为例,从两个方面论述年鉴的转型:编纂转型,是要从记录和宣扬政绩转向全面记录社会现实,其中的关键是减少宣传味,增强客观性和实用性;出版转型,是要从传统出版转向数字出版。不但阐明了年鉴由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的必然性,还描绘出年鉴数字出版的路线图。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指导新方志编修的若干思考——以南宁市新方志编修实践为例

马克主义中国化成果决定着新方志记述的主题主线、篇目框架的构建、资料的收集鉴别和文稿撰写编辑的基本方向,新方志编修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全领域、全流程、全维度进行指导。     

报告总结类资料入志之弊——以《湘潭市志(1986～2005)》的编修为例

报告总结类资料入志存在诸多弊端,如果在使用这些资料过程中不对其进行深加工,将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记述内容以部门、单位为中心,而不是以地方的事业发展为中心;不能真实记载历史,客观地彰明成败得失;无法反映出事业完整的动态发展过程。     

报告总结类资料人志之弊——以《湘潭市志（1986-2005）》的编修为例

报告总结类资料入志存在诸多弊端,如果在使用这些资料过程中不对其进行深加工,将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记述内容以部门、单位为中心,而不是以地方的事业发展为中心;不能真实记载历史,客观地彰明成败得失;无法反映出事业完整的动态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