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富国裕民之志 治经世济民之学——忆我的父亲著名经济学家李天民

正2021年,是父亲李天民离开我们的第14个年头。父亲一生尽瘁于教育事业,然而平时在家里却很少跟我们提及他一生的成就。2007年冬父亲去世,我前往北京参加中央财经大学为其举行的追悼大会,才从学校领导宣读的悼词中获知,原来父亲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会计学家""我国管理会计基本理论研究的先驱者""我国管理会计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少年心事当拏云父亲出生于扬州的一个名门望族。这个家族于1862—1926年在扬州个园生活了64年。     

茶杯在下 茶壶在上

几个茶杯,一个茶壶,再加上一壶散发着香气的茶,是父亲的最爱。父亲总喜欢独自一人坐在那儿细细品茶。他常说:“人生喻茶,茶喻人生。从茶道里,可以看出许多做人的道理。”年幼的我始终不能体会父亲的意思,可从那次以后,我深深地感悟到了“茶道”。父亲是一个充满书卷气的人。在古代,应该算个才子。所以受他影响,从小我也喜欢舞文弄墨。父亲开了一个棋社,我也便跟着父亲学起了下棋。刚开始学棋,我深深地被它吸引了,天天向父亲求教,父亲耐心地教导我。每次和我对弈,爸爸总是夸我进步快。渐渐地,我也能和棋社中的前辈过几招了。于是在大家的夸奖…     

父子无“性”界

我家是典型的工农户,乡亲在乡下务农,父亲在县城当工人,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那时候我对父亲的感觉就像是一个不常走动的亲戚,多了几分客气,少了几分亲热。     

1958年我干了一件“蠢事”

1958年,我在安徽省潜山县农业局工作。有一天,领导找我说：“前两天,地委有位部长看了我县模范乡新光高级社的一块早稻高产样板田,他跟县委领导打招呼,说枞阳县那块亩产1．3万斤的早稻,收割前他去看过,长得还没有这块田早稻好。这块田早稻,亩产两三万斤,看来没有问题。     

忆林青同志

我和林青同志认识是在二十年代末期。那时他在毕节县立小学上高年级,我上低年级,因同在一个学校读书,彼此认识。他出生于贫农家庭,父亲当挑夫,母亲帮人家做针线活,还开一个小客栈,住栈房的大多是为毕节几家大盐号到四川叙永背盐巴的苦力,收入是很微薄的。     

我的生活道路和文学道路

我原名曾庆冠，祖籍是湖北省黄陂县。1922年3月5日在汉口出生。我的祖父曾梁府原在家乡种田。因生活难以维持，和祖母来到武汉。当过苦力，做过菜贩，摆过烟摊。后来经济情况稍好，开了一爿小百货店。他们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我的父亲曾觉先是长子。我的两个叔叔在私塾读了几年书。只有我父亲热衷学习，而且由于祖母的偏爱，受到正规的学校教育，一直到大学毕业。我的母亲姓段，出身于农家，很早就由煤的之言与父亲订了亲。她嫁过来时，父亲正在大学念书。那正是“五四”运动时期，父亲受到了时代潮流的影响，对于这种包办婚姻不满。大约…     

我为小平当翻译

1979年1月,邓小平出访美 国,外交部要为邓小平找一个合 适的翻译。我那时已49岁,早过 了敬爱的周总理规定的40岁以 上不再当一线口译的那条线。可 是那时外交部的领导在找合适的 翻译上确实遇到了困难,因此副 部长宫达非就把我叫去,说我虽 然已不是"小冀",而是"老冀" 了,但愿不愿意再试一试为邓小 平当翻译。我就回答说:能为邓 大人当翻译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 荣幸。     

从道班家庭走出的卓玛书记——与日喀则地区交通局党委书记对话

我母亲今年85,已经是高寿了。母亲有3个子女,都是道班工人。1952年母亲带着大妹,从拉萨跑到林芝,在那里碰到解放军,参加了修路队。路修到拉萨,又修到日喀则。我妈妈在17道班当养路工人时,和养护大队的一个汉族驾驶员结婚了,婚后生下我和妹妹。我是1956年出生的。到了1960年,各单位精简汉族,父亲娶了藏族妻子,生养了两个小孩,他又会开车,当时算是有技术的人,按说不在精简之列。     

跟妈妈去买菜

正星期六早晨,妈妈和我去菜市场买菜。还没到市场就听到里面一串串吆喝声和一阵阵讨价还价声。进去之后,发现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每个摊主都忙得不亦乐乎。我和妈妈找了一个小点的摊子。我想吃番茄炒蛋,看了看番茄的颜色非常鲜艳,又摸了摸其中一个,感觉硬硬的,挺好的。往袋子里装了几个,递给摊主,摊主一称,说:"一斤     

发现孩子的长处

曾在一本书上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穷困潦倒的青年流浪到巴黎,期望父亲的朋友能帮他找一份谋生的差事。“数学精通吗?”父亲的朋友问他。青年羞涩地摇摇头。“历史、地理怎么样?”青年还是不好意思地摇头。“那法律呢?”青年窘迫地垂下了头。“会计怎么样?”……父亲的朋友接连地发问。青年都只能摇头地告诉对方———自己似乎一无所长,连丝毫的优点也找不出来。“那你先把自己的地址写下来吧,我总得帮你找一份事做呀。”青年羞涩地写下了自己的住址,急忙转身要走,却被父亲的朋友一把拉住了:“年轻人,你的名字写得很漂亮嘛,这就是你的优点…     

我接触的一名日本小兵

我叫王三娃,是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人。小时,父亲在灵石县城一家杂货铺里当先生(即今之会计)。1945年春,也就是我12岁那年,我到父亲那儿去玩,结识了一名日军小兵。     

在广西参加剿匪战斗的回忆

1926年4月,我出生在鲁山县瓦屋乡上孤山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郭世秀,靠给地主家种地维持全家的生计。背孜、瓦屋一带解放后,我们附近的几个山村成立了农会。我给农会主席雷云让当护兵。[第一段]     

回忆抗战岁月

一轮甲子几沧桑,苦忆当年未渺茫; 千古卢沟桥上月,汗青常照慨而慷。 1937年,我参加了大学军事训练,大约在5月末。开始在北京西苑,由国民党的二十九军组织训练。分成两个大队,大学生为第一大队,中学生为第二大队。两个大队归属于一个总队,总队长是冯治安（当时是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长）,副总队长何基沣,还有一个姓潘的副总队长。大队长是程希远,我分在第四中队,中队长是徐存有。     

“我们是同志加战友”

刘文彩的风车文革期间,在湖南隆回县出现了不少荒唐轶事。隆回县岩口公社温里大队一队去送公粮,因为秕谷多,岩口粮站的检验员要求过风车。可过完风车后,一担谷就少了十多斤,其中有一个未经风雨的少年罗某,信口开了一句玩笑:这怕     

开会的规则

当每个会议的时间、议程、目标都有规则可依,当每个与会者都抛开个人利益和情绪来遵守规则,开一个简洁、高效的会议就变得容易了。对很多管理者来说,管理就是开会一大部分管理者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开会上。找领导?在开会。有急事?对不起,领导开的是紧急会议。不吃饭会饿死人,在很多人眼中,开会就是企业管理的家常便饭,不开会企业就无法正常运转。据管理学大师亨利·明茨伯格的研究,一个高层管理者一天70%的时间都在开会(包括电话沟通),而且层级越高,会议就越多。可如果你问他们,开那么多会真的有效果吗?估计99%的人对这个问题没什么信心。     

压岁钱里的父爱

我在我们家里还算个宠儿,兄弟姐妹五个惟有我一个被父母供上大学。其他几个最多也不过上个初中,其中两个几乎就没进过学校。在我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个边远山区工作。我被分配到最基层完全是因为父亲的缘故,本来我是被分配到县城工作,父亲去找了一回我们的局长,     

在冀东抗日战场上

我的老家在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周陵乡司家庄。我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在我幼年时候,父亲去世,家里生活更加困难。我跟随母亲和三个哥哥在家务农,7岁时候就给地主家放牛。9岁那年,家乡遭蝗灾,庄稼颗粒无收,家境更加困难,我就到咸阳南贺村冯老七家干活。我每日起早贪黑,辛苦劳作,但还是经常挨打受骂,给我吃穿也极差。我不堪忍受虐待,找机会逃走,跑到几十里外一个村庄替人家当长工。后     

1966年6月的团溪

一、心惊胆颤地翻着“批判汪小川”的材料１９６６年６月上旬 ,遵义四清工作团团溪分团的政治部主任老陆通知我 ,要我去遵义南白镇总团开个会。我问开什么会？他说他也不太清楚 ,大概是什么文化方面的会吧！从１９６５年的１０月开始 ,我一直在五龙公社四清工作队 ,时而下工作组 ,时而在队部 ,是一个忙中有闲的闲人 ,没有具体职责。到分团政治部后 ,同样是个闲人 ,去开个无关紧要的会正合适 ,而我也正好趁此机会放松一下。连日来 ,我走村串寨 ,去各工作队收集材料 ,方圆几十里 ,也够累的。我当天下午赶到遵义市区 ,先找家旅馆住下 ,然后洗了…     

那一年，我为增产挨了批

1975年10月,那是我上山下乡到农村的第六个年头。我同母亲去了远在长沙谷塘公社东风大队新塘生产队的外祖父母家。其时,正值晚稻即将成熟之际。走在山前屋后的田野之间,只见那菜碗般粗大的禾蔸、沉甸甸的稻穗、金灿灿的谷粒,我随手点了几穗,每穗都在一百七八十粒,且粒粒饱满,颗颗滚壮,和自己所在生产队那年年亩产只有两三百斤的晚稻相比,那可是天壤之别。     

我看见青春无处安放

7月,我去某地,采访一个听起来很天方夜谭的故事——7个"90后"的少女找人轮奸自己的同学,还用手机拍成视频放到网上。我去了那个施害姑娘的镇上,自从父母离婚,再加上父亲工作特殊,父女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