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船与槎杯

《收藏家》杂志2002年第10期曾发表一组两件出自湖南澧县澧南乡的元代银器,介绍文章称它为“莲瓣形舟杯、海浪纹银托盘”。椭圆形的托盘长22.2厘米,里面作出翻卷的海浪,浪尖上托起一叶轻巧的莲舟,舟中端坐一老翁。这两件一套的银器应是酒具,杯名作酒船,杯、盘合称则为“银船盘盏一副”。元王士点、商企翁编《秘书监志》卷三“公用银器”条有“镀金船台盏一付”和“镀金台盏一付”,可证。所谓“台盏”是酒杯与酒台子的固定组合,若酒杯与杯盘为一套,便是“盘盏”,那么银酒船与承盘的组合,自是“银船盘盏一副”了。酒船可以有三种解释,一是饮酒…     

大同地区出土的汉代铜酒具

<正>考古发现中国古代的酒器产生于六七千年前,最初不过是一些陶器,与生活中的食器、水器不易分开。一套完整的酒具有贮酒器、温酒器、盛酒器、取酒器、饮器等,在汉代时基本定型,沿传至后代。     

酒里乾坤大 壶中日月长——镇江博物馆藏历代酒器鉴赏(下)

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六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就已出现了陶质的酒器。夏商周时期,酒承载着诸多重要的社会功用,如用于祭祀、各种庆典仪式等,商代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大量关于酒的记载。秦汉青铜酒器和陶、漆木酒器成为主流,其形制和样式也更趋丰富。魏晋隋唐至宋元时期,精美的瓷质酒器和金银酒器在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明清时期,酒器制作方面更是精工细作,推陈出新,品种最为丰富。除精美的瓷质酒器外,还有金、银、铜、锡、玉、玻璃等,呈现出异彩纷呈、百花争艳的时代特征。镇江处于长江与运河两条黄金水道的交汇处,是重要的港口城市,与全国各地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南来北往的物品在此组合、集装、转运全国及世界各地,其中酒器占有一定的数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促进了镇江酒文化的繁荣。本刊上期介绍了镇江出土的从新石器时期到南北朝各时期的精品酒器,本期将继续介绍。     

试论殷商时期的鸟兽形青铜酒器

青铜酒器是我国商周青铜器中的重要一类,它的出现可追溯至夏代晚期,在河南省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已发现有爵、等酒器。商王朝建立后,随着青铜铸造技术的发展,青铜酒器的种类大大增加,出了现觚、、尊、觥、卣、瓿、觯、方彝等新的器类。商代后期,在尊、觥、卣这三类酒器中,除常见的圆形或方形的造型外,又出现了一种模拟鸟兽等动物形象的新形制。     

两周禁棜初探

一、禁名的由来禁是一种案形器,是两周贵族在祭祀或宴饷时置放酒器的用具,它之所以起名为“禁”,反映了商周之际统治阶级在政治要求和社会习俗上的变化。商人敬事鬼神,所以礼器中的酒器甚多。同时,商人嗜酒,商代奴隶主墓葬的随葬品中酒器成堆,一般平民小墓也不少一觚一爵。商代末期,纣王荒淫无度,“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使男女倮(裸)相逐     

青铜爵为饮酒礼器探析

青铜爵是夏商周时期酒器组合的核心,也是重要的酒礼器之一。本文通过对青铜爵来源、器物组合、发展演变的分析,提出青铜爵为饮酒器的可能性较大这一观点。此外,考虑到青铜本身的特殊性,推断青铜爵在诞生之初即为夏商周时期进行礼仪活动的重要礼器。     

山东大汶口文化酒器初探

中国有悠久的酿酒传统,近年来利用科技手段进行陶器残留物分析,使我们能够获得史前时期酿酒技术的直接考古学证据。本文对山东王因和西夏侯遗址出土的4件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陶器进行微植物和微生物分析,初步揭示了海岱地区在距今6200~4600年的酿酒传统。即,利用麹、根霉和/或毛霉制麹,以粟黍、小麦族、葛根、栝楼根和百合为主要原料而酿造麹酒。制作精致的磨光黑陶高柄杯是饮酒器,红陶杯和灰陶瓶也与酒有关。海岱地区和中原地区在新石器时期使用不同的酒器,但利用多种植物酿造麹酒是共有的酿酒方法。     

商代酒文化的形成、发展及体现

商代是青铜器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一个酒文化盛行的时代,商代初具规模的酒文化为后世酒文化的延续奠定了基础。大量出土的商代酒器,可以为剖析商代酒文化乃至更大维度的殷商文化带来窥一斑而知全豹、处一隔而观全局的效果。文章试图将酒的起源与酒器的发展相结合,对殷商时代的酒文化进行初步探讨。     

商代陶质酒器组合的研究

正商人重酒,这不仅可以从商人墓葬出土铜器组合中看出~((1)),也反映在商人墓葬出土陶器组合上。本文所谓"陶质酒器组合",一方面是指商人遗址中出现的具有酒器功能的陶器群;另一方面还需要参考青铜酒器群而定。我们都知道陶器本身没有自名,经籍和甲骨文上可供参考的陶器名称也很少,所以现代学者对陶器功能和组合的判定多参照铜器的功能     

酒与茶两种文化符号的比较研究

酒和茶是人类发现、发明后加以制造利用,又反过来对人类自身产生重大影响的两种饮品,它们那是人类的物质消费品,但人却因为消费而对它们产生了精神、生理上的依赖,在中国古代,酒和茶都与社会文化发生了程度和范围不等的关联,成了中国文化中两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具有不同的文化认同能力。并且酒与茶也在人们的社会历史、精神物质文化生活中发生了密切相关的联系,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探明这两种文化符号的独特意义,将有助我们去深入解读中国古代文化。 (一) 世界各地的多种文化在其兴起之日起,就各具其特色,人们所食用的物产也因其所处地域的差异而不尽相同,但是酒却是世界绝大多数地区不同民族所共同拥有的。一般而言,酒是农耕时代的产物,因为酒是用农作物尤其是粮食制作的。“凡酒,稻为上,黍次之,粟次之。”“五齐三酒,俱用秫、稻、麴蘖、鬯酒用黑黍。”传说中国在神农黄帝时便有了酒,文字有《太平御览》:“神农耕而作陶”,而陶是用来盛酒的,《抱朴子》载,黄帝造酒泉法,以曲米和成丹药;《素问》载:“黄帝命作汤液酒醴以为备。”实物则有如龙山遗址中尊、(?)、盉等陶制酒器,大汶口遗址中的灰陶尊、白陶豆、黑陶杯等酒器,以及甲骨文、金文中便有“酒”字等等。可见,酒在中国的出     

《竹书纪年》与晋唐间的史学

西晋初年出土的《竹书纪年》不但补充了传世文献的记载,更因其内容与儒家经典在叙述与认识上的差异,激发了人们对史学自身的反思。晋唐之际的学者利用《纪年》核准文献、考证史实,同时也引起了关于经史关系、史体史例、疑古证经等一系列问题的探究,从而对晋唐间史学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汉唐受降城与胡汉交融

受降城地处胡汉分界,又为游牧、农耕民族经济交汇之要区,因而在汉唐时期的民族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降城在唐诗及汉唐文献中多有出现,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中原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或战或和的民族关系皆在受降城留下了历史烙印,因而利用唐诗及汉唐文献对其进行考证,以窥当时之民族关系,实有必要。     

张继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张继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极其复杂与富于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他是清末中国最早的留日学生,又是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者。更为重要的是,他是最早投身辛亥革命的民主战士与同盟会的发起人,是中国国民党著名的元老,因而曾被毛泽东誉为“中国革命的老辈”~①。就是这样一个人,在１９２２－１９２７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与破裂的过程中,曾起过非常重要又非常复杂、极富典型意义的作用。他先是积极倡导,奔走联络,鼓吹不遗余力;但曾几何时,他又带头发难,肆行破坏,锋芒毕露,变化迅速,前后判若两人。可以说,再没有一个人象张继那样…     

坚守立场 提升品位——贺《史学月刊》50周年

在我孤陋寡闻的印象中,一份学术刊物能坚持50年的,不说是绝无仅有,也应称凤毛麟角了。可喜可贺的是,《史学月刊》就是中国学坛上这样卓异的刊物之一。作为长期受惠于《史学月刊》的读者和作者,在这喜庆的日子,应该说点什么呢?我来到学校图书馆,看到的是宽宽一排饱经岁月沧桑的历年杂志,静静地立在期刊阅览室的书架上。将它们一一抽出,摩娑披览,一时间竟感怀良多。从一份省级史学分会内部交换研究心得的通讯,到在国内学术界有重要地位、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其间的曲折艰难,不说也罢;     

封还词头与北宋的封驳制度

封还词头这一封驳方式发端于唐代,形成于北宋仁宗朝,主要由中书舍人职掌。北宋的封驳制度发展为以中书舍人封还词头为主、给事中封驳为辅的模式,是三省制转变为一省制过程中封驳制度的必然转变。中书舍人封还词头,对于修正人事决策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相较于单一的给事中封驳,无疑也是制度上的进步。但对于封还词头的作用仍不可高估,因为这一行政程序并不能从根本上左右决策。     

Hayden White (and the Content and the Form and Everyone Else) at the AHA

The special session at the January 1997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honoring the achievement of Hayden White and examining the impact and influence of his work on the historical discipline was an enlightening experience, at least to this participant, in many more ways than had been planned or promised. The session itself, albeit fairly routine by the standard of such occasions, seemed to take on a meta-narrative of its own as each of the speakers (not excluding the honoree who was present and participating) confidently spoke at length, proceeding from deep premises which bore no relation to any of the others. My own initial anticipation that this event would produce limited variations on a coherent theme—the impact of the linguistic turn and of narrative theory in particular on the practice and self-definition of academic history—turned gradually to rather disconcerted bemusement, especially when my turn came to listen to myself.
My previous engagement to report on the AHA session in a paper for the Center for the Humanities at Wesleyan University became an opportunity to confide some of my freshest reactions to the event in a fairly small and very select audience. Narrating the ephemeral metanarrative I perceived as spinning itself out over the blunter facts of the AHA occasion, turned out to be the inner topic of my Wesleyan paper (this present essay), not excluding the mysterious impulses of the audience and the existential atmosphere of the never to be forgotten Princess Ballroom.     

朝野纠葛:北京政府时期的舆论与外交--以关税特别会议为个案的考察

关于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尽管学术界近来已开始有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不过对于其背后因素的考察还有待深入。实际上,在北京政府时期,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各种社会舆论被全面动员起来,以汹涌澎湃之势冲击着外交这一特殊的政治领域,从而形成了近代史上国民外交的黄金时期。于是,由于中央政府统治的虚弱,在其决策者进行外交运作时,就处处受到来自舆论界的影响,这是一个极为明显的历史特色,通过对当时舆论的考察,就会更深层次地探究北京政府外交的两难境地。笔者在考察时,主要以关税特别会议为个案,以上海舆论为核心,以《申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为第一手资料。     

论建国前后党和政府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

新中国建立前后,党和政府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利用到消灭的演变过程,而政策的实施既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失误的一面,产生失误的主要原因则是认识上出了偏差,对此有必要进行深刻的反思。     

The Association of the Lady and the Unicorn,and the Hunting Mythology of the Caucasus

Written evidence from the hunting folk literature of the Caucasus is presented together with the suggestion that the origin of the unicorn lies in hunting mythology and that remnants of it are to be seen in the figures in "The Lady and the Unicorn" tapestries in Fr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