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边缺官员升迁的困境与应对

边缺是清廷为有效治理边疆等特殊区域而设立的特殊官缺,俸满优升是其基本属性之一。边缺官员俸满后的升迁分离任候升和在任候升,两者的候升期皆不断延长,但与普通官缺相比,其优升的优越性依然明显。离任候升者在候升期内无俸禄和养廉银,雍正以降,解决候升期内的经济问题已取代升迁成为最迫切的问题。在人多缺少、供需失衡不断加剧的情况下,清廷对边缺在政治层面的优恤,被迫由俸满优升逐渐转变为优先保证边缺俸满官员有官可做,大小皆可。清后期,在署理制盛行之下,真正能够实授边缺且历满俸期者已寥寥无几,边缺俸满优升的属性已名存实亡。     

“极边”、“次边”与宋朝边疆思想探析

本文以"极边"、"次边"为切入点,对宋朝的边疆思想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极边"由外边(与域外接壤之州军)和内边(与域外非接壤之州军)组成,北方强调的是对外军事战略功能,体现的是政治边疆;南方强调的是对少数民族的控驭功能,体现的是族群边界即文化边疆。"次边"位于边疆层级结构的第二层,宋人常常将其与表示疆域最外围的词语(极边、沿边、缘边、并边等)连用,地理空间主要集中于北方。宋人对"极边"、"次边"的使用说明边疆思想在宋朝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边疆(界)意识凸显、边疆空间的扩展以及对边疆认识的细化。     

西南边疆汉族的形成与历朝治边

西南边疆汉族的形成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元代以前,迁入西南边疆的移民逐渐被原有民族融合,并形成新的本地民族。元代后外来移民大量进入,融合原有民族人口形成西南边疆汉族群体,其作用和地位明显增强。对于西南边疆的外来移民和西南边疆汉族及其演变发展的情形,历朝都十分重视并有程度不同的认识,并以此为制定治策的重要依据。     

清代广西经济治理活动简述——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广西边疆治理研究之二

清代广西伴随政治层面乱与治的历史进程,在前中期因地制宜恢复和发展地方经济,为广西边疆开发和区域经济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中法战争后,面对西方帝国主义列强通过通商口岸对广西的入侵和影响逐渐加剧并日益明显,"纾民困""固边圉"不仅成为清朝中央政府、广西地方官员和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而且也是时人的迫切愿望和要求.考察这些历...     

佛教官寺与唐代边疆治理

边州是唐前期在边疆地区设立的特殊的州级政区，也是唐代边疆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前期四次诏立佛教官寺的宗教政策在广大边州地区亦得到普遍执行。诸边州设立佛教官寺的形式，可分为以容州为代表的先后取代型和以沙州为代表的同时并存型。由于佛教官寺对普通民众开放，边州官寺所承担的政治象征与政治宣传功能，通过立寺、重修、宣讲、立碑、铸像、国忌行香等制度和仪式，发挥着不断塑造、强化和维系边疆官民对唐朝政治认同的作用。     

清前期治边思想的新突破--对广西“一府两运河”独特现象的解读

本文以史实为依据,从清廷逐步加强西南边疆统治的角度出发,主要从改土归流、滇铜北运、西米东盐等方面对清代广西“一府两运河”繁盛原因作一解读。在此基础上,论述清统治者加大对西南边疆的治理与开发根源于其治边思想的新突破。     

蒙藏事务局与民国初年的边疆治理论析

蒙藏事务局是民国初年主管边疆地区事务的中央机构 ,1912年 7月至 1914年 4月在边疆治理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本文以档案史料为依据 ,对蒙藏事务局的成立、机构及其在边疆治理方面的工作做了论述 ,并对其作用、影响进行了分析。     

新时代边疆治理现代化研究:内涵、价值与路向

边疆治理现代化,不仅构成了国家治理这一循环链条赖以持续运转的物质性基石,也是国家治理之治理追求在价值层面得以存立的要素补充。实现边疆治理的逻辑更新,将边疆由一“边缘性”话语进位为一个蕴含生机与创造活力的前沿领域,使其实现“本体性”价值的复归与实践路径的“整体性”嵌合,是新时代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要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深化问题导向意识,注重梳理“知识性”内容,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指引下持续夯实基础性资源。     

文教普及与边疆秩序*——清前期对广西府江流域的文教治理

在广西府江流域,明清两朝对这一流官区域的有效控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明代推行的军事高压政策并没有能够遏制府江的动乱。清代改变统治策略,推行文教治边。在国家与地方精英的相互配合下,王朝文教的推广不再是"自上而下"的简单说教,而是以文教普及的形式出现,并与边疆秩序互为契合,实现了府江流域的长久安定。但是,乾隆中叶以后伴随着文教普及的中辍,带来了"冒籍混考"、"文教空白区"等社会问题,进而引发了当地社会的冲突与动荡。这一起伏跌宕的历史过程为解决清代如何在边疆地区具体地推行和落实文教治理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生动个案。     

边疆治理视阈下的中国古代边疆文教

所谓"文教",最早出现于《尚书·禹贡》:"三百里揆文教"。东汉荀悦对"文教"一词曾做出解释:"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①唐代孔颖达注疏《尚书》时亦曰:"此服诸侯揆度王者政教而行之。"②据此,文教当指礼乐法度,文治教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历代王朝对边疆民族区     

清代“烟瘴缺”制度演变考——以两广所属文官为中心的探讨

烟瘴缺是清廷于烟瘴地区设立的特殊官缺。在烟瘴缺选人条件方面,经历了从严格限定到逐渐宽泛的过程。选人方式方面,康熙时地方督抚题补阶段为掣签,雍正以降,改为督抚、两司"会商",其实质为地方督抚对题补缺人事权形成垄断。再者,乾隆初年确立了以保障烟瘴缺官员生命健康为核心的五省籍贯制度,该制为两广部分烟瘴缺所特有,他省未见此制。烟瘴缺俸满升迁方面,由起初列于即升班内,转为部分留于本省升用,说明督抚在烟瘴缺题补中分割吏部对官员任命权的同时,也被迫承担了原本由吏部承担的责任,呈现出权力与责任趋向成正比的态势。乾隆中期以降,烟瘴缺制度未有大的变动,说明其时清廷边疆治理体系已相对成熟稳定。     

清代中期滇边银矿的矿民集团与边疆秩序——以茂隆银厂吴尚贤为中心

清代中期,云南边疆地区聚集了大批内地民人从事银矿开发,形成了在边疆地区有影响的移民集团。本文对矿民集团中最有代表性的茂隆银厂吴尚贤的事迹进行了研究。认为矿民集团是边疆移民的重要类型,其在边境地区的拓张,和当地土司、山地民族乃至外国朝廷皆发生了复杂的关系,深深卷入到复杂的边疆事务中,对清王朝的边疆秩序既有冲击和扰动,也有支持与合作。清王朝对其策略是将其纳入边疆秩序中,如矿民的活动对边疆秩序形成冲击时,就给予无情的打击。这进一步说明了追求稳定而非扩张是清王朝在西南边疆最基本的政策。     

商民、商贸与边疆:晚清库伦地区的内地商民研究

为确保蒙旗生计不受影响,清廷曾颁布禁令,禁止内地商民前往蒙古地区;后为应对西北用兵、蒙疆设治,又允许领票商民前往蒙古地区。内地商民的到来,不仅在外蒙古地区形成了从事批发、放贷业务的西帮和从事零售业的京帮,还建构起以库伦为中心的内外贸易网络。库伦地区的内地商民的商贸活动经历了一个由兴到衰的过程。外蒙古地区内地商民的存在,对维系清廷在蒙疆的统治、活跃库伦与内地的经贸往来,乃至发展亚欧间的"陆上丝路",曾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从边疆治理角度看,清廷的蒙疆商民管理政策又存在严重不足。     

边疆地理名称与晚清川藏边务——以“川边”、“西康”概念为考察中心

晚清是近代中国边疆政治地理发生巨大变动的转折时期。随着边疆危机日趋深重,晚清时人逐步意识到慎重命名地理名称的重要性。川藏交界区域地理名称的生成、运用,经历了"炉边"、"川疆"、"川边"等名称混用,以"川边"为过渡性名称,到弃用"川边"、强调"西康"名称的过程。地理名称的变更与晚清川藏边务密切相关,特别是对"边"、"藏"界域之争的有力回应。探讨边疆地理名称多歧性、竞争性,则是本文将历史地理学研究与概念史方法相结合的一种尝试。     

从“纳入版图”到“边疆危机”——清代台湾方志书写与王朝国家认同

清代台湾官绅积极通过方志书写强化地方社会对清王朝的国家认同。康熙年间统一台湾后,修志者对此标志性事件予以突显,并大力称赞清王朝的统治政策对台湾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以此树立清王朝的正统地位。雍正至道光年间是清王朝在台湾地区开拓经营的重要时期,地方官绅充分利用方志编修弘扬教化,宣扬国家观念,渗透国家意志。同治光绪年间,列强环伺,地方官绅积极借助修志唤起人们的危机意识与爱国意识。清代台湾地方志的大量纂修以及修志者作出的努力,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地方社会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对于边疆治理与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1)     

新时代我国边疆治理析论：理论话语与场域嵌入

进入新时代,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党中央基于我国边疆治理的基本场域,构建起了中国特色的边疆治理理论体系,这既深化了我国边疆治理规律的科学认知,也形成了新时代我国边疆治理的整体方略。一方面,我们要从地缘政治、边疆建设以及省区发展三个层次把握我国边疆治理的理论话语;另一方面,我们要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要素构成的“场域集合”嵌入我国边疆治理的政策议程。这对有效维护我国边疆地区的和谐稳定,系统提升我国边疆治理的工作效能,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清代广西地方志的荒政思想与灾害文化——基于边疆治理的视角

受到荒政意识与边疆治理的影响,清代广西修志者尤为重视祥异、水利、仓储、祠祀等条目的书写。“天人感应”是清代广西地方志祥异条目的核心思想,修志者将灾害解释为“上天示警”,以此提醒地方官员引起重视,并采取措施加以应对。受到荒政思想的影响,清代广西修志者着重强调兴修水利、广建仓储对于防御灾害的重要性,并结合水源利用与仓储运作的实际情况指出相关问题,以期本地官民予以重视,及时改善。清代广西地方志的祠祀书写,体现出灾害文化与方志纂修的密切互动。清代广西修志者重视灾荒问题的书写,对于荒政思想的传播、灾害文化的建构,以及边疆秩序的稳定具有积极作用,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