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乱兴衰”与“典章经制”:吕思勉的传统史书编纂论和中国通史撰述及意义

吕思勉在中国通史编纂理论和实践上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对传统史书体裁和编纂作了较全面分析，将其概括为以“理乱兴衰”和“典章经制”两类史实(事)为架构的编纂模式。这种编纂模式虽存在偏重政治史之弊，但能从纵横两方面较全面地反映历史。吕思勉的中国通史撰述批判继承了该编纂模式。他以社会文化史观为指导，吸收纪事本末体和典志体等体裁的优点，创造出综合体中国通史编纂的新模式。不过，该通史编纂模式也存在缺陷，只将史事作为记述内容，忽视了人的历史主体性，未将传记体纳入综合体中国通史编纂体系中。     

重视“按”、“注”的应用,提高方志可信度——读《云翔寺志》得到的启示

旧志历来把"按"、"注"作为志书体裁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剖析了"按"、"注"在大多数新方志中不被重视的原因。文章结合《云翔寺志》进行分析,总结出在恢复方志优良传统方面的四点启示:1.把修志的出发点、立足点放在提高志书的质量和可信度上;2.把搜集、发掘、筛选、考证辨析、谨慎使用入志资料工作落实到行动中去;3."按"、"注"形式的运用和布局把握了重点;4.在具体运用方法上也有别于多数新方志。文章最后提出要从提高志书可信度出发,重新考虑新方志对"按"、"注"形式的应用,并提了六点建议。     

曾鲸与“波臣派”的形成

波臣派是明末曾鲸创立的肖像画派别,在明末、清初画坛影响深远。曾鲸弟子众多,再传弟子更是遍布于当时画坛。本文对波臣派创始人曾鲸的生平、艺术及其影响作了简要的论述,并对波臣派画家体系的构成进行了简单地梳理,以期对波臣派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历日”还是“具注历日”——敦煌吐鲁番历书名称与形制关系再讨论

根据吐鲁番台藏塔新出《永淳三年历日》和其他文献材料,唐代早期历日应定名为“历日”,而非“具注历日”。“历日”作为历书的自题名一直使用到唐武宗时期,自唐僖宗时期以后则使用“具注历日”。唐前期官颁历日历注中已有吉凶宜忌的内容,全国范围内的历书形制基本统一,这种形制一直延续到敦煌吐蕃和归义军时期。     

“食货派”的史学理论与方法

食货派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具有自己的特色,具体表现如下:接近唯物史观,却不是唯物史观的社会史观;从探寻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变到新经学的研究旨趣;重视史料但不忽视理论的治史主张;倡导分工合作的治史路径等。他们的史学思想对推动社会史论战之后学风的转变起了一定作用,在四十年代中后期也一度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抗战爆发以后,食货派未能从史学发展中去理解和把握学术研究的本质要求,没有对唯物史观认真总结,致使其史学思想黯然失色。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纠缠——以1930-40年代“战国策派”思潮为例

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拯救民族危机与向现代转型是发展的两条主线,由此形成了既要反对西方侵略、维护民族尊严,就要倡导中国文化独立性,反对西方文化传入;既要开放中国,学习西方以融入世界,就必须反对民族主义思潮,批判传统文化的相互矛盾的双线走向。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战国策派"主要人物与追求自由主义信仰的众多知识界人士一样,在思想理念上发生了迎合民族主义思潮的转变,倡导"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呼吁个人自由暂时让位于民族自由,为时势所迫主张集权政治,并将民主政治与民主主义硬性割裂。救亡与启蒙的两难,观念与现实的冲突,自由主义内核与民族主义外衣的交织,在战国策学人论述中表现十分突出,也是那个动荡时代知识群体中思潮繁杂现象的典型反映。     

自民党“知华派”代表人物对华认识的由来与行动

战后初期,日本政府的对华主流认知基本上是敌视的,但在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内,“知华派”政治家也不乏其人。“知华派”在日本执政党内虽处于非主流地位,但一般都在政府或执政党内任过要职,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发言权,对政府决策能产生一定的影响。他们或出于对日本国家长远利益的考虑,或出于自民党内的派别之争,与自民党的对华主流认知存在分...     

“厅” 与清代中期甘边番地治理政策的演变

清代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并不存在恒定的连续的“宏观战略”,而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调适的过程。本文通过论述清代中期甘边佐贰分辖体制在番地的实践及其变化过程,指出清廷对番地的行政治理经历了一个从“汉化”式的行政变革到专管专辖的“分治”变化过程。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措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受到对汉、对“藩”政策的影响,而不是一项独立的治理政策。也正因为此,嘉庆年间青海办事大臣与陕甘总督及其地方官员围绕“厅”的监管权陷入持续的权责之争。     

从“纳入版图”到“边疆危机”——清代台湾方志书写与王朝国家认同

清代台湾官绅积极通过方志书写强化地方社会对清王朝的国家认同。康熙年间统一台湾后,修志者对此标志性事件予以突显,并大力称赞清王朝的统治政策对台湾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以此树立清王朝的正统地位。雍正至道光年间是清王朝在台湾地区开拓经营的重要时期,地方官绅充分利用方志编修弘扬教化,宣扬国家观念,渗透国家意志。同治光绪年间,列强环伺,地方官绅积极借助修志唤起人们的危机意识与爱国意识。清代台湾地方志的大量纂修以及修志者作出的努力,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地方社会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对于边疆治理与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1)     

金代公共资源问题的一个侧面——以中都大兴府仰山栖隐寺与三家村的“山林”之争为例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山林"是包含生长或蕴藏于其中的动物、植物和矿物等物产的公共资源。"山林"资源的分争与管理往往牵涉到基层社会与国家制度等诸多方面的问题。金代中都大兴府仰山栖隐寺是与金朝政府关联紧密的著名寺庙,占据着大量的"山林"的资源。大定年间,因公共资源的使用问题与栖隐寺矛盾重重的三家村状告前者强占"山林",从而引发了惊动尚书省的"山林"诉讼案。通过分析这起诉讼案可揭示出金朝政府管理"山林"资源的制度性规定及相关规定在基层社会中的实际运作。     

朦胧的新旧易位:民国初年太炎弟子入职北大与“旧派”之动向——以朱希祖为中心

在民初北大的人事变动中,朱希祖作为正牌章太严弟子先于他人入职,颇充当了排头兵的角色。其入职并未引起旧派人士的强烈反应,旧派众人其后渐次离开北大,与朱希祖并无直接关系,原因亦各自不同,但均对校长何燏时主政下北大未来的趋向怀有背离之感。虽然后来更多太炎门生进入北大,代替桐城派等旧派人士居于核心地位,但以历史的眼光加以评判,此番新旧更替实有"以旧易旧"的意味。这说明在民初数年里,新旧世界虽已有移形换位之势,但"新"、"旧"之间的关系还有些朦胧,其清晰的标准尚在确立与制定之中。     

美国19、20世纪之交的一场“文化战争”——神学现代派与传统福音派之间的斗争北大核心CSSCI

19、20世纪之交,伴随着美国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美国宗教界出现了一种新的神学观念——现代主义神学观。这种新的神学观主张破除陈旧的神学理念,用新的思维和新的方式解读《圣经》,用新的理念和新的视角诠释上帝与人和上帝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针对现代主义神学观的这些观点和主张,笃信和坚守传统基督教精神的福音派迅速做出回击,提出只有坚持基督教的最根本原则,基督徒才可能获得拯救,美国文明才可能免于毁灭。鉴于现代主义神学观和传统福音派的观点和立场截然对立,两者之间的争论引发了一场"文化战争"。     

《唐摭言》清代抄刻本源流考——兼论“白头”与“臼头”本之争

唐五代间科举专书《唐摭言》,自宋嘉定间郑昉首刻后,旋即失佚。自宋迄明,此书条文虽偶有《太平广记》、《说郛》等删削本加以节录或明代清真馆旧残本,但已难索宋本旧态。此书至清代却抄刻频繁,版本殊多。本文在对清代诸本逐一比校的基础上,试图梳理各本源流情况,并对学界就该书版本中的"白头"、"臼头"本之争作简要述评。     

清中期以前的铸钱量问题——兼析所谓清代“钱荒”现象

本文认为清中期以前铸钱量并不少,似不存在“钱荒”问题,当时的“银贱钱贵”,与白银的扩大使用、不断内流有关,政府不断铸钱以追求人为的银钱比价,还曾造成铜钱的大量增加,成为制钱贬值的原因之一。     

裁冗“运动”与清代国家治理——以道光中期各省裁撤冗官为例

为调整政区建制,提高行政效率,或节省财政开支,清代曾发起十数次全国性的裁冗行动,形成较具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其中道光中期的裁冗行动,开始于十一年十一月,截至十三年十一月,遍布十八行省、二河区、三盐区,囊括知府以下正印、佐贰、首领、杂职、教官等178缺。这次行动突然发动,自上而下,打破了自下而上、因势调整行政建制的治理模式,又立足常规程序,逐级下达,层层转详,可谓“运动型”和“常规型”治理模式的有机结合,呈现中国君主集权体制下行政运作的内在逻辑。     

清代安庆方志中的“忠节”书写及其演变——以抗清殉节者的“忠节”书写为中心

清代安庆方志的"忠节"书写对象,包括鼎革之际的各种"忠节"者,尤其抗清殉节者。清代安庆方志中"忠节"书写的不断变化,体现了满清政权为重构易代之际历史,重建伦理道德秩序,以确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而逐步调整针对抗清殉节者的旌表政策,最终采用以"教化"而"去政治化"的历史书写范式的过程。当然,体现清廷意志的国家话语贯彻到方志书写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与凸显地方意识的地方话语产生纠缠甚至争夺,并最终在"教化"的层面上趋向了一致。     

那些网络时代的“受害者”——看“百度文库”与“维权联盟”之争

最近,利益受到"百度文库"侵害的50位作家发表联合声明,要求百度停止侵权。百度虽道歉但拒不承认侵权,只是说伤害了作家的感情,并称百度文库为"免费文档分享平台",试图借此免责。对此,"维权联盟"的作家们表示强烈不满。从目前看来,这起事件更有愈演愈烈之势,它不得不使我们好好思考,版权保护在数字时代中的尴尬地位。互联网时代的游戏规则是否会就此改变?     

蒋介石的中日苏关系观与“制俄攘日”构想——兼论蒋汪分歧的一个重要侧面

对1933—1934年间的中国而言,怎样综合处理对日对苏关系这一组复合性矛盾,是一个困难而又复杂的选择。就整体来看,蒋介石在此期间并未单纯偏向于“联苏制日”,而是以“中立”促成日苏两国的相互牵制,实现既“攘日”又“制俄”的双重目标。二者在质量上随各阶段矛盾的变化及对矛盾之认识的变化而各有侧重,在时间上则平行不悖。对这种着眼于利用国际矛盾的“二重外交”的评估,是当局者在形势判断上的一个分水岭。它带来了蒋汪两人此期在外交方针上的分歧,并埋下了最终导致他们走上相反道路的种子。     

用“勤勉革命”替代“工业革命”?——西方研究工业革命的一个新动向

"勤勉革命"原为日本学者速水融对走向工业化进程中劳动集约型路径的表述。美国学者德·弗雷斯提出要用"勤勉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来替代"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他改变该词原义,称1650～1850年间英国出现了家庭劳动资源的再分配过程。为取得更多的新式消费品,家庭中劳动投入日益增多(即勤勉),包括男子劳动时间加长和妇女儿童参加劳动,从而引起经济增长和发展。"勤勉革命"论得到了不少学者支持,也受到许多学者质疑。"勤勉革命"论虽以消费革命为前提,但强调劳动的关键作用,比将英国消费社会形成看成工业革命动力的流行理论迈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