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官群体与十九世纪民族地方志描述视角的变迁--以乾隆、道光、光绪本《凤凰厅志》比较研究为例

19世纪是中南、西南许多少数民族接受流官统治100余年之后的一个世纪,也是少数民族调整文化结构、迎接新世纪挑战的一个世纪.在这很关键的一个世纪中,这些流官(中央派来的社会精英群体),他们对少数民族的看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他们又有着怎样的社会抱负?他们又将把少数民族导向何方?本文通过对19世纪民族地方志描述视角变迁的叙述,试图从一个侧面为这几个问题提供一些答案.     

地方志旅游价值的开发与利用——以明代至民国时期北海的地方志为研究对象

明代至民国时期北海的地方志文献丰富,系统、全面地反映了北海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同时地方志中也记载了北海市丰富的旅游资源,而目前学界对于这些文字记载关注较少.本文以明代至民国时期北海的地方志为研究对象,侧重挖掘书中的旅游价值,从而为北海市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文献依据.     

近代鱼类分类知识在民国地方志中的传播——以福建地方志为中心

民国时期,接受过一定新式教育的福建地方志编纂者能够在传统体系的基础上引进近代科学,编撰了四种相当不错的《物产志》。然而,由于部分编纂者自身文化背景,及接触的西方生物分类学知识较有限,从而导致他们对近代鱼类分类知识理解有偏差,并出现了分类处理上的错误。不过,由于中国传统鱼类分类方法所固有的科学性,仍使得中国现代生物学家在进行现代鱼类命名与分类时获益良多。     

试论新形势下地方志宣传工作——以内江地方志宣传工作为例

地方志宣传报道工作是促进社会公众特别是领导干部,对地方志工作有更加全面、正确、深刻的了解．提高人们对地方志工作的认识,从而得到全社会的更广泛理解、重视和支持,促进地方志事业健康发展的主要途径。笔者就内江市以“六抓”为推手的地方志工作宣传经验为例,浅谈对新形势下地方志宣传工作的认识。     

试述明代方志的编修组织--以明代南直隶方志的编修为例

文章以明代南直隶方志的编修为例, 从三个方面谈了明代方志的编修组织: 修志人员的构成、修志人员的职责和分工以及修志制度与经费。     

编修地方志要讲政治但不能“政治化”——学习胡乔木同志关于地方志工作讲话的思考

1986年12月24日,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作了一次重要讲话。胡乔木同志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新方志（以下简称新方志）的地位、作用、特点、体例、内容、编纂、质量、评审和出版。他多次强调要以“新观点、新内容、新材料”编写新方志,     

论清代地方志的修纂人员——以道光《夔州府志》为考察重点

主持修纂清代地方志的地方官一般都具有深厚的文化涵养,能够贯彻国家的修志政策,满足上级政府的要求。但真正承担清代地方志书修纂任务的是地方知识分子,他们是地域历史文化的书写者和传承者,这部分人有的是地方上的知名贤达,有的是地方上的大族望族,是地域社会的精英力量。他们主宰着地方志的书写,承载着地域文化传承的重任,他们的素养对地方志的修纂有着重要的影响。     

总结经验补足短板 夯实方志编修根基——以梧州市修志工作为例

《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要求,每一轮地方志书编修工作完成后,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在编纂地方综合年鉴、搜集资料以及向社会提供咨询服务的同时,启动新一轮地方志书的续修工作。目前,我们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已全面完成,即将启动第三轮修志,因此,要未雨绸缪,认真总结第一、二轮地方志书编修的经验和不足,探讨高质量组织开展第三轮修志的路径,夯实方志编修根基。     

方志中的物产史料价值探究——以河南地方志为例

方志物产中的农作物品种、种植状况、种类增减等,是研究农业史及社会发展和环境变迁的重要史料;野菜山蔬的经常性食用,以及以农业为主、桑果林木为辅的生产策略,是维持农家生计及应对灾荒的基本模式;商品贩运、手工业经营、食品加工等,则是农家经济增收的另外一种途径;特色物产的种植历史、优良品质及营销盛况,有着极大的经济开发价值。     

历史学研究的新视域与传统地方志的利用——以清代云南地方志为例

文章以清代云南地方志为例,对现今历史学研究中的社会史、生态环境史与传统地方志的利用关系进行探讨。认为传统地方志会因史学新视域的跟进而得到重新利用,成为区域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而在此过程中,研究思维和理论的转变是非常关键的。     

中国近代银行业内部监管机制探析——以中国银行为例

银行业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着国家金融系统的安定,由于它在经济中地位的特殊性,使得银行业受到比其他行业更为严格的监管。银行业的监管一般分为内部监管和外部监管。内部监管作为银行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银行业健康的发展,以及经济、社会的稳定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中国银行业的监管结构框架在经过清末到北洋政府再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逐步的建立起来,其中的许多地方对当今金融体制改革仍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中国近代银行业内部监管机制探析——以中国银行为例

银行业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着国家金融系统的安定,由于它在经济中地位的特殊性,使得银行业受到比其他行业更为严格的监管。银行业的监管一般分为内部监管和外部监管。内部监管作为银行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银行业健康的发展,以及经济、社会的稳定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中国银行业的监管结构框架在经过清末到北洋政府再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逐步的建立起来,其中的许多地方对当今金融体制改革仍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论传统地方志中"八景"资料的史料价值——以山西地方志为例

本文以山西地方志为例,从8个方面分析了"八景"资料的史料价值:包含丰富的乡土地理信息,含有宝贵的民俗资料,为城市建设与规划提供历史依据,能部分重构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能反映地方自然环境的特点及变迁过程,诗词能为考求某些问题提供佐证,为研究中国地图学史提供图像资料和有益话题,为地方志的编纂提供借鉴。对传统地方志中的八景资料动辄批评、甚至完全否定的做法欠妥,应从历史和辩证的角度评判其价值。     

关于地方志资料年报专题资料的思考——以广州市地方志资料年报工作为例

专题资料是地方志资料年报的选报內容和组成部分,分析了专题资料的概念,归纳了全国各地年报制度对其的界定;论述了年报专题资料在年报和地方志工作中的重要性;并以最早实施的广州市地方志资料年报工作为例,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和产生的原因;最后试图提出几点提升年报专题资料的措施。     

浅析社会历史类博物馆和地方志的相互影响——以文物考古研究成果为例

本文试从社会历史类博物馆的特征以及地方志书的功能和作用入手,通过对几处较为典型的考古发掘成果及博物馆的陈列展览进行介绍,用以阐述观点,以此归纳出社会历史类博物馆和地方志二者的相互影响及内在关系。     

论晚清民国时期“卫生”涵义的演变

中国传统“卫生”的涵义是“保卫生命”,在近代以前历数千年没有明显变化。然而在晚清西方科学术语传人中国的潮流中,“hygiene”被译为“卫生学”而广泛使用,从而给中国传统“卫生”注入了新的内涵,使其具备了科学性、公共性、预防性等现代性。民国时期,在中西文化进一步交融的过程中,“卫生”涵义进一步演化,呈现出既不同于中国传统“卫生”也不同于西方卫生的崭新特点。     

明代贵州孝行探析——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明朝政府提倡“以孝治天下”,在官方引导和贵州儒学的兴盛下造就了明代贵州社会孝亲敬老之风。明代贵州方志中有大量孝行记载,不仅有男性还有女性,其孝行充分体现在病床前尽孝、割股疗亲、舍身救亲等多个方面。明代贵州孝行特点有：多为照顾生病父母、女孝多表现为奉养公婆、孝行多受表彰等。明代贵州孝行促进了贵州重孝风气的形成,但也使得愚孝行为愈演愈烈。     

从文字到照片：地方志记述载体的演变——以《广西通志·照片志》为例

从以文字为主到文、图、照、视、网多种载体并举,使当代地方志的形态和体例相应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同的载体在连续性、概括性、形象性、精确性等维度上有不同表现。文章以《广西通志·照片志》为例,从篇目框架、图文比例、图文作用及特点,与以文字为主的志书进行比较,而照片志图片与文字志中的图片在选取上的不同点在于代表性、系统性和来源的广泛性,并指出照片志中说明文字的特点有完整性、简洁性和客观性。     

地方志年报资料状况的分析及启示——以广州市地方志资料年报为中心

地方志资料年报工作是一项创新的工作,全国地方志界最早建立地方志资料年报制度的省、市,已开展资料征集工作数年,对已征集到的资料进行评估,认真总结经验并上升为理论指导,使年报资料更好地承担起为今后修志储备资料的任务,是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广州市在全国率先开展地方志资料年报工作,以广州市已征集到的资料为对象,分析研究资料的状况,从年报资料的广度、深度以及年报主体资料的篇幅的情况来看,有几点启示：一是明确主力,体制内的部门和单位是年报资料的主要来源;二是广开门路,征集年报资料需建立多元机制;三是定向指导,加强专题资料和附录资料的收集;四是选准资料,控制主体资料篇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