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周恩来胜利指挥第四次反“围剿”

萧克同志说：“过去讲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的历史时,讲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是毛泽东指挥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是从共产国际来的李德指挥的,遭受了严重失败;而第四次反‘围剿’不讲谁指挥的,只讲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思想影响下取得了胜利。”萧克明确地讲：“第四次反‘围剿’是周恩来、朱德指挥的,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是历史事实,要如实讲。”(见《纵横》2000年第11期,蒋杰：《萧克指导我们正确评价历史》)本文告诉你的就是这一段历史的真实：     

红军长征过威信

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领导中央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3次大规模“围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进入中央苏区后将毛泽东同志排斥于党和红军领导之外,推行完全错误的战略和政策,从而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6万人被迫撤离中央苏区。长征途中,以博古(秦邦宪)为总书记的临时中央在军事上又犯逃跑主义错误,把战略转移当作大搬家,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11月下旬开始的湘江之战,由于死打硬拼,中央红军损失过半,仅剩3万余人,处境危急。     

鄂豫皖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浅析

一九三○年冬至一九三二年上半年,蒋介石分别调集重兵,对中央苏区、湘鄂西、鄂豫皖以及其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红军在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取得了重大胜利。鄂豫皖红军的反“围剿”是整     

王稼祥历险记

王稼祥是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人。他首提“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为中共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指导思想。毛泽东称赞王稼祥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王稼祥的一生既丰富多彩,又曲折艰辛,甚至多次遇险,九死一生,这里讲述他几次遇险的经历。宁都会议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使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在强敌压境的严峻形势下显得比前几次更为艰苦。红军在一个月里连续进行了黄陂、东坡两个大的战役,打的虽是胜仗,俗话说,毙敌一千,自伤八百,红军因此消耗过多,减员尤甚。为迎接新的战斗,迅速地补充部队缺额,扩大红军队伍…     

中央苏区红军四次反“围剿”斗争

从1930年11月起．国民党南京政府在10万军力基础上递增到40万人,对中央苏区连续发起了4次“围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以非凡的韬略和英明决策,领导苏区军民英勇奋战,接连4次克敌取胜,创造了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迹。这4次反“围剿”战争,若有一次失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岌岌可危,难以存在,每一次反“围剿”都是...     

纪念第一次反“围剿”胜利80周年理论研讨会征文启事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在红军反“围剿”战争史、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土地革命战争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红军采取“求心退却、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在苏区人民的支援下,以少胜多,活捉了国民党第十八师中将师长张辉瓒,歼敌1．3万余人,不仅保卫了中央苏区,而且使中央苏区得到巩固与扩大,取得了反“围剿”的重要经验。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深化第一次反“围剿”战役胜利的研究,对于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促进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即日起向社会开展征文活动,具体事项如下：     

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是五次是六次?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为了维护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政权,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多次“围剿”,其中对中央红军“围剿”最力.由于中央红军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领导的,影响大,后来自然成了史学界研究的重点.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人们只承认蒋介石对中央红军有五次“围剿”,即对以江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而对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蒋介石部署并得以部分实施的“围剿”则避之不提.我们认为,蒋介石对经过长征抵达陕北的中央红军的“进剿”应算作是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第六次“围剿”,也就是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应是六次而不是五次.我们提出第六次“围剿”并非故意标新立异,是有根据的.根据有二:1、史料依据.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他说:“第五次‘围剿’之后,因为红军大大地削弱了,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     

红军长征“落脚点”的确定及其文艺作品的产生

红军长征“落脚点”的确定及其文艺作品的产生□乔楠〔一〕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５日至１７日召开的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决定红军打过长江去,“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８日,党中央、毛泽东经过千辛万苦率领红一方...     

和杨秋峰同志商榷几个问题

杨秋峰同志在一九八一年《中原文物》第一期对《大别山春雷》一文提出三个问题,本文对此和杨秋峰同志商榷。一、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是“左”还是右的问题。杨秋峰同志认为“张国焘是带着‘左’倾路线指导思想到鄂豫皖苏区来的”,所以,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应该是“左”而不是右。我认为并非如此,执行“左”倾路线的人,未必不犯右的错误,我党历史上不乏其例。请看以下事实。     

林彪演戏

林彪生性孤僻,性格古怪,鲜为人知的是他曾有过一次舞台演戏的经历,而且演得超常精彩。 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以后,中央苏区上下一片欢腾。为此,红四军政治宣传部李卓然等同志编写了一出话剧《庐山雪》,描写红军打进南昌,杀上庐山,预示蒋介石的统治就像庐山上春天的残雪,很快消融瓦解。     

一次难忘的“相机宿营”

1934年8月,我正在湘赣苏区红六军团红军学校政治连学习。这是一所专为培训营连军政干部的学校,学员大都是从部队连排干部中抽调的;校长是大名鼎鼎的红军女将李贞同志,政委是贺志高同志。当时,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六军团根据中央军委的紧急指示,在任弼时、     

张辉瓒头断东井冈揭秘——70年前一次夭折的国共谈判

张辉瓒这个名字,熟悉毛泽东诗词的人们并不陌生,1931年,毛泽东在反第一次大“围剿”后,填了《渔家傲》这首词,词的上片写道:“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蒋介石所倚重的这个“王牌师长”自从落入红军之手后,一场围绕赎救张辉瓒的谈判即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但张的结局却在阴差阳错中背离了中共领导人的初衷。藏在茅草坑里的“王牌师长”国民党12万重兵第一次“围剿”红军就以悲惨的结局收场,这是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等人万万没有想到的。1930年12月30日,永丰县南端的龙岗、君埠一带。从清晨7时起…     

将台堡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1934年1月,蒋介石集中100万军队,发动第五次“围剿”,企图一举消灭红军。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从1934年10月起,红二十五军和红一、二、四方面军相继被迫离开瑞金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长征。     

林彪演戏

<正>林彪生性孤僻,性格古怪,鲜为人知的是他曾有过一次舞台演戏的经历,而且演得超常精彩。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以后,中央苏区上下一片欢腾。为此,红四军政治宣传部李卓然等同志编写了一出话剧《庐山雪》,描写红军打     

西路军高台大血战

2004年10月,是红军开始长征70周年。我们特地采访了现居杭州市的91岁老红军张力雄将军。张将军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军人,他16岁投身革命,1932年加入红军,参加了中央苏区第4、5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其间三次过草地,在“西路军”的残酷血战中死里逃生;1938年在“抗     

红军时期的“AB团”事件

在第二次中国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在国民党军队对江西工农红军组织第一次围剿、根据地军民正准备反“围剿”前夕,在中国的江西东固革命根据地却发生了一起“神秘”的重大事件——它就是“AB团事件”。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几千名红军官兵和根据地内的党团员及普通群众惨遭杀害。此事并非当时“围剿”红军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所为,而是根据地内部自己的肃反扩大化所致。     

毛泽东与红军东征

毛泽东一生对山西的革命和建设做过许多重要指示,但真正踏上山西这片黄土地却仅有时间不长的两次。然而,这两次都是在中国革命发生战略转折的关键时期。其中一次就是在1936年2月20日至5月5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这是一次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行动,至今已整整60周年。 挥师东征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力排众议,提出:东渡黄河到山西去,开辟吕梁山根据地,逐步向晋中、晋东南、晋西北发展,以便通过河北或察哈尔开赴抗日前线。毛泽东认为东征的重要性在于,一是到外线去打击阎锡山部,调动其在陕北的4个旅兵力,借以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边区新的“围剿”;二是配合北平“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和全国反内战高潮;三是壮大红军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瓦窑堡会议统一了“抗日反蒋,渡河东征”的战略指导思想。1936年1月19日,毛泽东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签发《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宣布:“打倒阎锡山,开通抗日前进路;打倒阎锡山,解放山西。”并命令以红一方面军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毛泽东任总政委,彭德怀任总指挥,叶剑英任总参谋长,杨尚昆任总政治部主任。下辖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     

历史时刻

正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张闻天在会后根据多数人的发言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而周恩来为党     

红军抗日先遣队途经福建述略（上）

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进行之时．一支数千之众的红军从中央苏区的首府瑞金出发,穿过硝烟弥漫的反“围剿”斗争前线．向敌人的后方挺进,去执行中革军委赋予的四项特殊使命：（1）在福建、浙江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诸地界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2）开展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     

毛泽东与战将李聚奎

是他!在反“围剿”作战中,令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伤情;是他!在红军长征突破粤汉战线时,被毛泽东赞誉为“开路先锋的角色”;是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不负众望地完成了毛泽东“急如星火!”的任务;他——李聚奎,一员年轻的战将,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出生入死、英勇作战,立下了赫赫战功。展阅此文,看一位战士心中如何评价战略决策中的毛泽东,看最高领袖与一名平凡战士的不平凡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