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班洪事件到中缅"1941年线"的划定

班洪事件及“1941年线”的划定,是近代中国边疆史上较为重要的历史事件,直接影响了今天中国的西南边界。学术界对于班洪事件的发生多认为是英帝国主义的越界入侵,至于“1941年线”的产生则很少有人探讨。本文主要借助中、英双方的有关档案对班洪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了探讨,认为英政府利用中国方面“刘陈线”绘制的错误,单方面进入滇缅未定界内进行矿藏勘测,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国民政府在边界问题上也进行了一定的抗争,但面对抗战的危局与英国的要挟,最终还是做出让步,划定了中缅边界的“1941年线”。     

China's Eleventh Five-Year Plan (2006-2010): From "Getting Rich First" to "Common Prosperity"

China's Eleventh Five-Year Plan, which sets the directions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for the 2006 to 2010 period, has been described as a revolutionary pla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lan's goal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by enabling disadvantaged groups and less developed regions to share the fruits of economic growth. It first describes the Plan's main principles and major quantitative targets for the five-year period.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paper,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emphasis on "common prosperity"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rise in inequality over more than two decades, by a new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that seeks to establish its own path while endorsing ideas from past regimes, and by President Hu Jintao and Premier Wen Jiabao's more open and consultative style of leadership.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Numbers: O20, O53, P21. 1 figure, 2 tables, 58 references.     

从“容共”到“容国”1924—1927年国共党际关系再考察

1924—1927年间国共关系演变的复杂情形,实际远非过去人们认知中的“容共”或“联共”等语词所能简单概括。其时国共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既不尽一致,而且随着两党力量对比的变化,这种认知和表述亦发生相应的变化。无论“容共”还是“联共”,都难以单独完整表述该时期国共关系的动态变化过程。1925年后,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只是其中一部分而非全部;与此同时,大批国民党青年转入共产党。国共关系的初始形式在发生改变,亦即由初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发展为两党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到后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渐少,而国民党青年转入中共日多。另一方面,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宣导,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和民众运动的日趋“包办”,以及中共组织严密与国民党组织散漫的强烈反差,使国民党人感到共产党大有“反客为主”的态势,担心国民党“容共”,将转化为共产党“容国”。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容国”的危机意识,加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从思想史到思想家的历史——评麦哲维《学海:十九世纪广州的社会流动性与身份认同》

《学海:十九世纪广州的社会流动性与身份认同》①一书,是美国中国研究学者麦哲维历经十数载完成的力作。作者在前言中说,他希望自己无负乃师所望,写出一部思想家的历史(a history of intellectuals),而非仅仅是一部思想史(an intellectual history)。读毕此书,笔者认为作者不但已经实现了其导师的期望,而且在很多方面的讨论,很可能已经超越了他自己原来预设的范畴和深度。《学海》一书,以道光年间两广总督阮元在广州建立的学海堂为中心,考察了19世纪聚集在广东省城和珠江三角洲的文化精英在家庭背景、治学途径、事业选择等方面的种种面相,由…     

从“中间派”到“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同盟在香港（1946—1949）

1946—1949年间,受国民党排斥的民主派被逼暂移香港。中国民主同盟这个曾据有国、共以外的全国第三大党地位的中间力量联盟在成立之始即利用香港,并借助中共,来建立其舆论机关。1947年国民党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后,该盟的核心分子在香港已放弃中间派的立场．向左派靠拢。1948年,他们在香港召开三中全会,并积极参与对中间路线的批判。香港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为这批国民党的异见分子提供了一个重整力量的空间,更有利于中共对他们的统战,并有助于中间派的彻底改变和转向。中国民主同盟及其他旅港小党派的代表终在1949年前后全数北上回国,迎接中共对全国的解放,成为中共领导下的民主党派。如果说,中国民主同盟所经历的是一个“中间派→中间偏左派→左派→中共领导下的民主党派”的发展历程,那么它就是在香港进入了这一发展历程的最后阶段。这个历程可说是中国民主党派主流的发展轨迹。     

从“大一统”到“正统”论——论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历史观嬗变

伴随唐宋文化转型而兴起的“正统”论,扬弃了天人感应、五德终始之说．以法则性、道德性“天理”取代主宰性、意志性“天命”,经宋儒精心阐发的文化价值理想、社会政治理想“天理一王道”再次构成统合历史兴盛衰亡之变的“贞一之理”。而北宋时代的正统之辨呈现出儒家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在因应时代变化之际曾具有的复杂、深刻的思想面貌。     

港口、铁路与近代青岛城市变动:1898-1937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近代中国社会与经济的现代转型,铁路、轮船等新型交通运输方式应运而生,一批新兴交通型城市逐渐形成,青岛便是其中之一。作为青岛港所在地和胶济铁路起点,青岛市在1898至1937年间的变动与港路休戚相关:港路运输体系的构建,极大改善了当地的交通运输条件,使青岛成为陆上交通枢纽并跃居山东省沿海第一大港;凭借路港联动,物流与人流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内陆—青岛—海外地区间流动,带动了青岛工商经济的飞速发展,也为青岛集聚了人气,大批务工、经商人员移居青岛,青岛市人口规模增大,街市不断扩展。在青岛港和胶济铁路的作用下,青岛完成了由小渔村到现代化城市的嬗变,并由此带动了山东省乃至近代华北地区交通和经济格局的变动。     

晚清昭信股票发行过程论略

晚清昭信股票虽然经过政府高层的细致设计,但在实际发行过程中发生了巨大变异：在官场演变为报效,在民间则以摊派为主。虽然报效股票的官员可以得到行政奖励,但民间认购者则基本上“本利全无”,得到的只有对昭信股票“失信”的怨忿和对政府信用的极度怀疑。昭信股票的结局,再次说明“有治法无治人”是晚清改革难以取得成效的重要原因。     

从“中国”看舜的出生地

徐义华《从"中国"看舜的出生地》认为在关于舜出生地的多种说法中,以冀州说和东夷说最为可信,所以辨清冀州说与东夷说的分歧是关键的一步。《孟子.离娄下》记载舜为东夷之人,东夷是与中国相对而言的,所以确定了中国的所指的地区就可以确定东夷所处的大体方位。从夏、商、周三代的记载看,三代时期所称的"中国"都是指今天的中原地区而言,尤其是《孟子》及其同时期的文献中,"中国"主要是指中原地区。那么相对中原而言的东夷,应该在今中原以东地区,以山东地区可能性最大。作为"东夷之人"的舜,出生地当在山东地区。尧、舜时代中国处于国家形成时期,是国家起源和发展过程中一个特殊的阶段,尚没有明确的疆域界化,国家权力也尚未严格遵循世袭制度,舜很可能是生于山东地区,后迁徙到晋南地区,并最终被尧选拔为最高首领。山东诸城、菏泽等地都有丰富的关于舜的传说,是舜出生地的可能性很大。五帝时代古史资料与传说的分布是有一定规律的,即古代人物及其史迹的分布呈现出区域性,形成一个个文化圈,对古史与传说进行区域综合研究,应该是有潜力的方向。就舜的记载与传说分布而言,北到河北,南到广西,西到陕西,东到大海的广大地区都有分布,但集中分布的区域则有四个,一是山西地区,二...     

天地裂谷,不死之海

<正>以色列,一个传奇般的国家——古文明在欧亚非三大洲交汇之处照亮人类历史,然而三次大灾难使整个民族被连根拔起抛向四方,从因杀伐被迫离开故土的那一刻,重回耶路撒冷就成为犹太人世代传承的梦想。本篇分享的是壮美的自然风光,更是一个厚重历史的现实依托。但我也希望大家可以从这组片子中,重新感受到以色列的传奇!     

从"自然语境"到"实际语境"——反思民俗学的田野作业追求

在所谓“自然状态”下进行田野考察曾经是并且至今依然是许多民族志工作者的理想之一。正如美国民俗学家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所指出的:“在追求某一民俗形式的所谓自然语境方面,民俗学家们显示了顽强不懈的动力”。为了追求所谓“自然语境”(natural context),以便了解在不被民俗学家打扰的“自然状态”下民俗存在和表演的状貌,一些人会使用各种方法,努力使研究者“隐蔽”起来,以便使观察和访谈不影响或者尽可能少影响被研究对象的“正常”表演。     

论戊戌维新时期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整体萌发--兼谈清末民初学术转型的内涵和动力问题

本文对"中国学术的现代范式和传统转型"之内涵,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一家之说,以此为基准,首次全面地揭示了这一转型在戊戌时期得以整体性萌发的各方面之表现和特点,以此论证"戊戌上限说".文章认为,"学战"是戊戌思潮中长期被学界轻忽了的思想主流之一,它构成了这一转型最为强大的动力,同时也给其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弱点.     

岳飞之死与宋代文人政治的历史困境

岳飞之死乃是宋代政治的一大悲剧事件。一般认为是高宗、秦桧为与金媾和而杀害了岳飞,但从更深的政治文化传统来看,岳飞实为宋代士大夫官僚集团共同谋害。他的死象征了士大夫从武将手中重新夺回兵权,恢复了自宋代立国以来的文人主导政治的传统。岳飞之死亦显示了宋代文化的悲剧性质,是自北宋以来文人迫害武将传统的历史循环,显示了宋代文人集团极其狭隘的政治心胸。审视岳飞悲剧可以看出,士大夫们已经把维护本集团利益日益看得高于一切,甚至置王朝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他们最终自陷于历史的困境而不能自拔。这也是整个所谓"宋型文化"失败的个案透视。     

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民俗学学者开始从单纯的民俗事象研究,转向在语境中研究民俗,强调田野调查,强调在田野中观察民俗生活、民俗表演的情境、民俗表演的人际互动、民俗表演与社会生活、社会关系、文化传统之间的复杂关联等等,呈现出民族志式的整体研究取向,时空、人、社会、表演、变迁、日常生活等系列关键词,表明在语境中研究民俗的学者具有共同的问题、方法以及学术取向,初步具备学术范式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