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陕西关中方志中的民间信仰类型探析

民间信仰在此主要指非正统的、非宗教性的,流行在民间的神灵崇祀习俗,官方参与的信仰、某些祭祀仪式和活动亦包括在内.关中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人文传统、政治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造就了晚清关中自然崇拜、鬼魂崇拜、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灵物崇拜、赋予超自然力量的人神崇拜、行业神崇拜等不同类型的民间信仰.同时也体现了关中民间...     

明清徽州祭祀性会社述论

祭祀性会社是一种古老的民间组织,明清时期在徽州尤为盛行。大凡望族大户皆立祀会,甚至各房支亦立相应的祀会,异姓或多村合办规模更大、内容更丰富的迎神赛会也很兴办。祭祀性会社具有一定的包容性,既有信仰天、地、山、川、雷、电等自然神灵,也有信仰汪华、程灵洗、关帝、张巡、许远等先贤先圣的,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变通性,对人们的影响往往根深蒂固。     

明清漕运与淮安天妃信仰的变迁

淮安地区的天妃宫最早建于南宋,来源于福建籍军士征戍两淮的地域流动,此后天妃宫庙在淮安地区的空间展布与当地河道变迁密切相关。山阳、清河的个案研究表明旧城天妃宫曾作为一亦游亦祀的胜境,国家漕粮的转运导致了淮安地区天妃信仰中心的转换,清口惠济祠逐渐成为运河沿线的重要天妃宫庙,从天妃宫到惠济祠的转移,与山阳、清河城市变迁的轨迹基本一致。官方对天妃神灵的标榜和塑造,使惠济祠内呈现泰山娘娘与天妃混祀的信仰生态,而对其庙会的分析则显示出民间信仰意涵的延展。     

清《文庙崇祀位次之图碑》考

本文主要考证了西安碑林清初《文庙崇祀位次之图碑》,还原了雍正年间咸宁人孙能宽与众修碑经过,考证了碑文所述事件史实。崇祀即从祀,是文庙祭祀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初文庙从祀位次经历了频繁变革,一方面是由于明末清初战乱导致文庙祭祀混乱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清朝统治者为了宣示正统地位,对文庙祭祀制度进行了大量变革,其中从祀便是首要对象。《文庙崇祀位次之图碑》则如实记载了康雍年间文庙从祀位次的变化情况,是重要的历史文物,对研究清初文庙祭祀文化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江苏淮安里运河遗址勘探与发掘简报

明清时期,政府为了保障漕运畅通,以"治河、导淮、济运"为基本思路,在今淮安市码头镇和杨庄镇一带进行了一系列治水活动,从而逐渐形成了规模宏大的清口水利枢纽工程。其中,里运河是较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其河道变迁、运口移位及相关附属设施的建设都是治河思想的集中体现。在京杭大运河申遗之际,我们在码头镇对里运河的一段进行了考古发掘,了解了其基本规模和相关的堤防设施,以及与其他水利设施的关系,对研究明清时期运河沿革、运河与黄淮的关系、运河与漕运文化、宗教祭祀活动等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城隍庙的世俗担当:反腐戒贪

正古代中国,有着多神崇拜的文化体系。而祭祀城隍的历史久远,逐渐形成了城隍庙的祭祀和商业功能。到了明清时期,城隍庙更是备受青睐,统治者扩展了其道德教化功能,使之兼具了醒世警世的功能。众所周知,城隍神是中华民族宗教文化中普遍崇祀的重要神灵之一,是护城佑民、主掌冥籍的城市保护神。早在周朝,人们就开始腊祭"八神",其中第七神"水庸神"即城隍神。城隍庙主祀城隍,     

清代旗丁对漕粮的盗卖与掺杂

清代,因多方克扣,官府给与漕运旗丁的费用不敷使用,因而漕运旗丁往往在运送漕粮的途中盗卖漕粮。对此,清政府制定了众多相关处罚规定和预防措施,但盗卖事件仍旧发生。旗丁盗卖漕粮的地点主要是在山东地区和北直隶地区的通州与天津。在这些地区,旗丁往往借出售余米、剥运漕粮、变卖土宜的机会将漕粮盗卖。漕粮被盗卖后,为了足额缴纳,漕运旗丁在漕船抵达目的地前,往往将沙土、糠皮、水、白土、药物、石灰等物掺杂到漕粮中以充数。     

运河文化对清代淮扬民间戏曲音乐的影响——以“徽班进京”事件和“十番锣鼓”形成发展为例

<正>京杭大运河自元朝开凿贯通以来,历经数百年,其南北漕运、盐运等运输功能不断增强与改善,成为沟通南北经济社会的大动脉。本文以“徽班进京”事件和“十番锣鼓”形成发展为例,论述运河经济对运河沿线城镇的民间戏曲、音乐文化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     

“周家台祠先农简”所见秦代乡民私祀的若干问题

“周家台秦墓祠先农简”披露了秦代乡民祭祀先农神的珍贵材料,对重建秦民间信仰具有重要价值。简文先后提到“先农”和“农夫”,在解读上引起分歧。“农夫”是以田畯为原型、与先农并存的农神。乡民先后祭祀两位神祇,符合古代祭祀传统。祭祷者除了用豚耳献媚神灵外,还借助交感巫术手段来驱使神灵助己致富,这种利己求富的祝祷行为符合历史真实。当事人不从众而独祠先农,反映了财富崇拜对祖先崇拜传统的冲击。秦代乡民私祀先农的习俗延续至汉代,堪称秦文化遗泽后世的重要遗产。     

宋代水上信仰的神灵体系及其新变

宋代是水上航行大发展的时代,水上航行中的神灵信仰体系进一步完善,并出现若干新变。宋代水上神灵形成了从四海四渎神到川泽风雨神的层次高低,正祀、淫祀、中间地带神灵的正式与非正式划分,以及本庙与行祠等构成的交错复杂的神灵体系。宋代原有水上神灵信仰出现了若干新变化,同时新创了若干航行所需的护航神灵信仰。宋代水上神灵信仰体系的完善及其新变化是宋代历史发展新特点的直接反映。     

“护佑一方”:陕西蒲城县尧山圣母的信仰分析

中国民间女神信仰由来已久,本文以陕西蒲城县尧山圣母为个案,探讨了尧山圣母在民众视野中的女性形象、官方和民众的崇祀原因,以及信仰功能分析。     

漕运时代的淮盐与运河

<正>漕运是借助江、河、湖、海等水路调运粮食等物资的活动,其中运河漕运是最重要的水运类型。今大运河江苏段沟通了徐州、宿迁、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8市,然而江苏13个设区市全被列为运河城市,原因在于除运河主河道外,与之相连的“盐河”也被作为运河的一部分,从而确立了江苏运河的网状结构。本文拟从盐政、盐运、盐署、盐商、盐官、盐城镇等方面梳理漕运时代淮盐与运河的关系,以期有助于讲述生动的运河及盐业故事。     

清江浦“江北铸币局”二三事

<正>清江浦本是河名,位于今江苏省淮安市城区,在明清时期海运及陆路交通发达以前是南北交通动脉大运河的重要枢纽。当时长江以北的繁华城镇,几乎都集中在运河沿线。"市井益稠,两岸居民达数万户",太平天国战乱期间遭波及影响颇巨,清同治十一年(1872)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漕运和南北客运多数改走海路,这个曾因北方运河水量不足,清廷规定自此地以北的运河只允许漕运船只通过,旅客都必须进行"南船北马"改     

清代东北地区的昭忠祠与旗人入祀现象

中国传统社会,官兵为国捐躯,朝廷多有抚恤之举,除恩赏丧葬银两外,对为国惨烈捐躯的将士,或于原籍、或于战殁地修建祠堂,列其牌位于祠内。地方祭祀以褒慰忠魂,以资观瞻。清代昭忠祠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修的。清军入关,定鼎北京后不久,即供奉祭祀阵亡旗籍重臣。顺治年间,清廷就在京师东交民巷台基厂修建祠寺,用以祭祀以和硕敬谨亲王尼堪为首的开国功臣。雍正二年(1724年),京师正式修建昭忠祠。至嘉庆、同治两朝,东北地区相继掀起了修建昭忠祠的浪潮。昭忠祠创修与春秋两季致祭所需银两是由专款拨发,祭祀活动由地方官主持,忠烈后裔参加。入祀人群早期以旗籍官兵为主,晚期则旗籍与民籍并存。清代东北昭忠祠的功效主要有三:修建使治所祭典完备,司土之官受益;春秋致祭活动有助于告慰亡灵,激励后继;入祀者的遴选为地方士绅参政提供了机遇。昭忠祠的修建与致祭中,出现了地方政府虚与委蛇、大批阵亡将士未能及时入祀、入祀者事迹失考、发展中失去了儒释道宗教势力之怙恃等弊政。     

明清北京通州古城研究

通州是明清时期运河北端漕运枢纽城市。随着漕运的发展,通州城池自明初以来也日益扩展和完善。本文利用文献档案、古地图、实地考察和访谈等多种研究方法研究了通州城垣、护城河以及城内街巷分布和功能区布局,并重点论述了通州城的主要职能。明清通州城的发展演变与漕运有着密切的关系,古城城垣扩展受到仓储职能的较大影响,城池巧妙地利用运河水系集城防与漕运于一体,城市职能随着漕运发展而日渐扩充和完善。明清通州古城集中反映了北京地区的运河文化,是重要的运河文化遗产地,应加以深入研究并实施保护。     

古北岳恒山祭祀文化浅新

河北曲阳的古北岳恒山祭祀文化起源于远古先民对山川的自然崇拜。虞舜时期有了最早的祭祀五岳活动,汉代对北岳的祭祀成为定制常礼,开始建祠祭祀,唐、宋两朝则形成了北岳簪祀文化的两个高峰,明代皇家祭祀活动之频繁为历代之最,而由于清初北岳的改祀。曲阳北岳庙的祭祀活动从此渐趋衰落。     

明清北京通州城漕运码头与运河漕运之关系

位于大运河北端的通州城土坝和石坝是明清时期朝廷专用漕运码头,在漕运史上曾经发挥巨大历史作用。本文首先探讨了京东运河水系变迁与通州城漕运码头的形成,详细介绍了曹运码头的功能设施、转运职能以及转运规模等,重点对漕运码头与运河漕运和京通二仓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研究。通州漕运码头是体现通州城市形象的重要物质载体,也是北京地区重要的运河文化遗产,值得深入研究并加强保护。     

运河沿线的清真寺

唐宋以来运河区域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达,吸引着各少数民族和域外人士的内附和定居,从而使运河沿线成为不同民族混居的集中区域,其中最重要且有迹可寻的当属回族。“回回”之称最早见于沈括的《梦溪笔谈》,最初主要是指唐代以来活动在西域的“回纥”或“回鹘”人,以后逐渐成为活动在中国内地、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的范称。唐宋以来活跃在运河沿线的回回包括了西域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等。运河沿线比较重要的城市或集镇几乎都有清真寺和回民聚集区,在整个运河区域形成了比较独特、浓厚的伊斯兰文化氛围,而那些遗存至今融汇了中华传统和伊斯兰风格的建筑、景观和民俗也构成了运河文化长廊的一道特有的风景线。     

元代亦集乃路自然灾害与信仰初探

黑水城出土文书为研究元代亦集乃路自然灾害和社会信仰提供了较为翔实的原始材料。地处西北边陲的亦集乃路自然环境恶劣,各种灾害频发。面对种种自然灾害,官民双方开展了一系列祀神活动。官方崇祭的神灵倾向于社会整体中的公共价值方面,而民间信仰则突出神灵能否为自己带来福祉。通过文书可以发现,亦集乃路地区社会信仰具有传统性、务实性、多元性等特点。     

报本开新:战国秦汉时期的先农信仰研究

秦人在东进和发展农业的过程中,受报功崇始观念的支配,吸收了周人的农神祭祀系统,创立了本族的农神即"先农"。随着秦统一而将此风俗推广到天下各郡县,成为官方祭祀。整合而成的先农,又受大一统余绪的影响,后人便理所当然地视其为神农炎帝、田祖、先啬等。刘邦建汉后,另立灵星而取代先农的核心信仰地位。文帝时期,形成了籍田礼、即祭祀神农炎帝的观念。东汉时期,诸神并祀,由于皇帝亲耕的因素,祠灵星的核心信仰亦逐渐让位于祠先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