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生活技术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日常生活逻辑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日常生活是最好的传承方式。日常生活不仅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提供了更完备的学术视野,还为其价值实现提供了现实社会基础。在日常生活逻辑中,民俗是日常生活中较为稳定的、模式化的生活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相对于现代技术的"另一种生活技术",代表着传统的民俗生活方式,保证了日常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在现代化背景下,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支配、"现代性的逃离"和民俗生活向往引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自觉。由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当今获得了合法性和更大的话语权。作为"另一种生活技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命运取决于它能否重回日常生活并发现满足日常生活实践的价值空间。     

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后传承时代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

在民俗的"后传承时代",民俗呈现为传承、消费、意识形态等不同形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共同体"等民俗学既有的规定性概念难以把握这些社会文化现象,民俗学提出了"日常生活"转向的学术追求;民俗学的日常生活研究,不是以日常生活为对象,而是以日常生活作为目的和分类的方法,重新把握现代社会中的民俗现象,在流动的、意向性建构的"共同体"中探究民俗的意义;鲍辛格、岩本通弥等民俗学者通过发掘日常生活实践主体运用"过去的经验""历史化""故事化"地感知、表象生活世界,致力于寻求传统民俗学与现代日常生活的相通之处,为民俗学研究开辟了新径。结合理论铺垫与前人的研究实践,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以"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作为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民俗性,即实践主体在意向性生成的语境中运用"过去的经验"民俗化地感知、表象世界;民俗学需要从日常生活的表象中发现"民俗性",进而解释其社会文化意义。     

民俗学的哥白尼范式

现代民俗学起源于对已经丧失现实功能的传统民俗的抢救、保护,而随着全球化的现代性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侵蚀,现在连功能正健的民俗也在加速转换乃至消亡,当民俗学更深切地感受到将彻底丧失全部传统对象的危机,"拯救对象",就成了民俗学者明确的集体纲领.也正是在此集体纲领的推动下,才有了"城市民俗学"等议题的出现.但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究竟应该是农村旧传统中的旧民俗,抑或应该是城市新技术下的新民俗?是传统的风习、现代的时尚,还是连接传统与现代的"传承"?我认为这个问题20年前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就已经解决了,亦即,"民俗是日常生活的普遍模式"的命题已经共时性地涵盖了农村民俗和城市民俗,乃至传统民俗、现代民俗以及二者之间的传承,只要专家之外、专业知识之前的日常生活是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人们共时性的生存基础.     

民俗学的哥白尼范式CSSCI

现代民俗学起源于对已经丧失现实功能的传统民俗的抢救、保护,而随着全球化的现代性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侵蚀,现在连功能正健的民俗也在加速转换乃至消亡,当民俗学更深切地感受到将彻底丧失全部传统对象的危机,"拯救对象",就成了民俗学者明确的集体纲领.也正是在此集体纲领的推动下,才有了"城市民俗学"等议题的出现.但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究竟应该是农村旧传统中的旧民俗,抑或应该是城市新技术下的新民俗?是传统的风习、现代的时尚,还是连接传统与现代的"传承"?我认为这个问题20年前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就已经解决了,亦即,"民俗是日常生活的普遍模式"的命题已经共时性地涵盖了农村民俗和城市民俗,乃至传统民俗、现代民俗以及二者之间的传承,只要专家之外、专业知识之前的日常生活是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人们共时性的生存基础.     

地方社会变迁与民间音乐传承的嬗变——以鲁西北地区临清架鼓为例

从艺术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民俗生活是民间音乐产生的基础与发生的场景,民间音乐则是对民俗生活自身的艺术观照。民间音乐之所以蕴具较为强劲的艺术生命力,与其特殊历史时期独特的艺术生境有着复杂深厚的血脉联系,它既是丰富生动的民俗生活的一部分,又是人们对自身生命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表达。山东运河区域曾为鲁西民间音乐"临清架鼓"提供了一个展演、交流的广阔舞台和空间,并为地方社会营造出一种独特的艺术氛围。随着京杭运河交通和区域社会经济的整体衰落,临清架鼓从生产与消费大致平衡的传统社会,转入到以消费主义和现代艺术为取向的新语境中。一方面,它失去了乡民深度参与所引发的狂欢景观;另一方面,它以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身份找寻着现代生存、传承的新路径。     

近现代中国城乡廊道变迁与民俗传统的嬗变

民俗传统作为非遗文化的主体内容,自身同样包含通过双层约定而实现价值规束的张力。中国民俗传统实现价值规束的主动因是日常生活化了的神圣传统,而以集镇体系经济流动为基础的城乡廊道则为此神圣传统的持存提供了空间前提,完善的城乡廊道生态系统是民俗传统实现良好传承的前提条件,以此关系为内在契机,近现代以来中国城乡廊道的变迁与民俗传统的嬗变形成了应动关系。从民俗传承"危机"到"杂合"民俗,再到民俗传承"自觉",构成了当代中国城乡廊道变迁引动民俗传统嬗变的完整历程。     

文化遗产的旅游化与旅游的文化遗产化北大核心

现代旅游发展是否有助于遗产保护,始终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一方面,旅游带来的商品化效应,可能会对地方传统文化形成冲击;另一方面,旅游也可能为生存空间受到严重压缩的文化遗产提供新的发展路径。通过田野调查与多案例比较,可以发现现代旅游可为文化遗产提供发展的条件、资金的支持和价值的普化。旅游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力量,将面向过去的遗产转化为创造美好未来的动力,使遗产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成为其自我表达的方式,从而实现旅游的文化遗产化。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的双向融合,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遗产的精神引领与文化凝聚作用,成为传承中华文脉的有效路径。     

中西方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辨析——兼论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理念的理论建构

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是文化表象的外在载体,它应是思想意识、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生产的集中体现。在中西方两种文化体系下,由于哲学思想、艺术审美差异以及社会文明发展历程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方文化遗产保护不同的理念认知和实践规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须在深入理解中西方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差异及深层原因的基础上,立足中国文化遗产特性和中国传统的审美崇尚、价值取向等思想,从理论依据、理论基础、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四个层面,探索论证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理念的理论构建,并据此提出保护与传承为主,发展与创新为要的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理念。     

非遗保护运动与民俗传统的互动同构——以杨家埠灶王年画为个案

非遗保护运动与民俗传统两者的互动同构,使原来依附于民俗传统的手工艺品从原生文化环境中被剥离出来,其仪式性、符号性、生产性、民俗性等事象被不同社会机制重新建构,人与"物"之间的多种价值勾连发生演变。以杨家埠灶王年画为例,可以从其创作依据与符号解读、民俗"遗产化"、民俗传统的"凭借"性质与本真性以及非遗话语与民俗传统的互惠等角度,运用艺术人类学研究范式,探寻非遗保护运动与民俗传统互动同构过程中灶王年画的文化裂变动因、社会功能分化以及艺术边界重建,进而对仪式类图像在非遗语境中的文化再生产进行解读。     

“非遗后时代”传统民俗的生存语境与整合传播——基于泰山东岳庙会的考察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由"重申报"转为"重保护"阶段的"非遗后时代",传统民俗面临着信息传播的"全媒体转向"和当代文化的"视觉转向"这样的传媒生态。要在传统和现代、世俗与神圣、地方性与全球性、文化建设与产业发展等诸多对立统一的存续要素间获得更好的发展,"非遗后时代"像泰山东岳庙会这样的传统民俗必须顺应媒介化社会的现实语境,应和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全媒体转向"和当代文化的"视觉转向"这一传媒生态,以提升社区参与度,从传播内容、传播主体和平台、传播形式等层面进行更为多元的整合传播。     

当代民俗传承途径的变迁及相关问题

当代社会,传统民俗日趋衰微,许多民俗的传承途径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迁。伴随城市化、信息化和现代媒体日益深刻地侵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传统的民俗传承母体渐渐消失。与此同时,多种新的传承媒介替代了传统的传承模式,民俗不再是无意识的传承,而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化生产过程。这导致民俗朝向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方向发展,民俗学研究对象因此也面临转型。     

世界社会的民俗协商:民俗学理论与方法的新生命

民俗学是随着现代性的全球扩张而发展起来的一门高度国际性的关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学科,它在方法上采取集体主义,在理论上假设民族在民俗上的同质性。在现代性走向巅峰的时候,同质性人群和民俗传统的快速消逝带来民俗学的危机。面对危机,从日常生活来界定民俗的思潮兴起,却并不能解除危机。在人口流动、文化杂糅的世界社会,个人与小群体必须与他人协商安排日常生活的细节,这种世界社会的民俗协商正在成为广泛的事实。能够应对这种趋势的民俗学将会获得发展的生命力,这有赖于从业者带来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明清民俗与物流发展探究

我国历史悠久,在人民的传承文化中逐渐形成了最贴切生活的一种文化——民俗,我国古代民俗可谓丰富多彩——劳动时有生产劳动的民俗,日常生活中有日常生活的民俗,传统节日中有传统节日的民俗,社会组织有社会组织民俗,很多民俗一直沿用至今,或与今天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     

论夹板门帘的民俗内涵与传承保护

夹板门帘作为陕西关中地区的一种传统民俗物品,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民俗内涵。文章通过对夹板门帘的历史文化背景、制作工艺、图案特点和民俗内涵的介绍,阐述其在关中地区的文化地位和历史价值,并探讨了它在现代社会的保护与传承问题。     

遗产人类学视域中的非物质文化

非物质文化被认定为遗产是现代性社会作用于文化的一种机制,遗产生产则是这种机制的具体表现。非物质文化可以成为遗产生产的客体,将现有的文化形态从传统社会融入至现代性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在遗产生产的过程中,非物质文化原有的生产与休闲功能也因现代性社会的影响而改变着地方性社会的关系与结构。非物质文化可以成为遗产休闲的对象,在此过程中它也可以成为地方性社会与外部社会沟通与交往的媒介。遗产人类学视域中的非物质文化是关于人的文化,只有使其再次回归至生产与休闲的本质,再次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才有可能彰显对其的保护与传承。     

凉州民间花灯艺术调查

凉州的民间传统手工花灯一直以工艺精湛、外形美观、生动有趣而著称于世。花灯有着丰富的传统民俗文化内涵,融丰富的历史文化性、民间艺术性、传统工艺性以及文化艺术传承性于一体。它曾经是丝绸之路上民俗艺术大家庭中的璀璨一员,但随着社会文化取向的不断变化,这一古老的趣味审美文化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远。所以,其文化继承至关重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域下的雕刻技艺传承与创新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社会价值,而雕刻技艺作为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研究雕刻技艺的传承与创新,可以促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确保这一传统技艺的延续和繁荣,促进地方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也有助于推动艺术创新和人文精神传播。因此,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指导作用。     

浅议地方戏保护与自救

“地方戏”作为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它既传承着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又期待着在时代精神的表现中实现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因此,深入思考地方戏在当代社会生存与发展的状况,是我们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课题。     

自洽衍变:“非遗”理性商业化的必然性分析——以传统手工艺为例

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起源即带有商品属性,其发展亦与社会经济密不可分。尊重和正视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属性与现代文化创意潜力,打破"断面式"保护的思维模式,允许并助推其适应现代审美需求和生活需要的自洽性转变,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性商业化,方可实现生产性保护与"非遗"的传承和振兴。     

旅游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以莲花山“花儿”为例

“花儿”艺术源远流长,是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情感的结晶。“花儿会”反映了所传唱地区的文化、历史,也是当地的特色民俗之一,不仅具有很高文学、音乐、历史、文化价值,也有很高的社会价值以及作为地方特色的旅游资源的开发价值。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乡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这种古老的艺术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其内涵和外延都在严重萎缩。本文通过对“花儿”在当地居民中传承现状、保护措施、发展趋势等方面的实践调研,结合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相关理论,对旅游业发展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之关系作出了分析和探讨;并提出以实景舞台剧、艺术博物馆等旅游开发模式来加强对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