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后传承时代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

在民俗的"后传承时代",民俗呈现为传承、消费、意识形态等不同形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共同体"等民俗学既有的规定性概念难以把握这些社会文化现象,民俗学提出了"日常生活"转向的学术追求;民俗学的日常生活研究,不是以日常生活为对象,而是以日常生活作为目的和分类的方法,重新把握现代社会中的民俗现象,在流动的、意向性建构的"共同体"中探究民俗的意义;鲍辛格、岩本通弥等民俗学者通过发掘日常生活实践主体运用"过去的经验""历史化""故事化"地感知、表象生活世界,致力于寻求传统民俗学与现代日常生活的相通之处,为民俗学研究开辟了新径。结合理论铺垫与前人的研究实践,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以"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作为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民俗性,即实践主体在意向性生成的语境中运用"过去的经验"民俗化地感知、表象世界;民俗学需要从日常生活的表象中发现"民俗性",进而解释其社会文化意义。     

民俗学的哥白尼革命——高丙中民俗学实践“表述”的案例研究

《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之后的高丙中,为中国民俗学引进了"公民社会"这一先验理想的语境条件,并将民俗(学)实践的"双名制""合法化效力的策略",奠定于康德意义上的"经受某种合法秩序所包含的有效规则的(普遍化)检验"的最高实践原则,以及"非遗"作为实践判断力形式的"第三者"基础上,从而为把中国民俗学的先验实践理想与经验性理论方法之自我矛盾的学术范式,转换为先验实践目的论与先验认识方法论自我统一的民俗学实践范式,即实践民俗学,做出了实质性的尝试和贡献。     

重回叙事传统:当代民俗研究的生活实践转向

社会转型带来的生活革命消解了传统民俗事象,民俗学正在遭遇着阐释危机。转向日常生活的实践民俗学,体现了民俗学者的学术自救与学科自觉。实践民俗学要求研究者通过民俗对民众的生活实践及意义世界进行观照,研究者可以借助日常叙事实现研究对象从事象到事件再到生活实践的双重还原。将叙事学作为研究策略引入民俗学,既是传统民俗学叙事研究的接续,又是当代民俗学关注生活实践的路径。借助叙事学相关理论反思民俗学学术作品的制作过程以及民俗学实践主体的建构过程,有助于推进实践民俗学的研究进路。     

个体叙事中的“资格”与“移情”

近些年来,许多学者的关注点从集体叙事转向了个体叙事。通过个体叙事或个体经验来理解现实社会多样性的做法,为民俗学学科注入了新的活力。"互动式"叙事研究是关注个体叙事的重要视角,它强调从讲述者和听众的互动关系上分析叙事的过程及意义。就具体学术实践来看,"互动式"叙事研究在关注个体叙事,尤其是"可得性叙事"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两个基本问题,即"资格"和"移情"。"资格"主要谈论的是谁有权利讲述故事,而"移情"是对于"资格"主张的反诉。     

日本民俗学“在野之学”的新定义——菅丰“新在野之学”的倡导与实践

新在野之学(新公共民俗学)是日本当代民俗学者菅丰的代表性理论,是对日本民俗学草创期"在野之学"的回归和再构建。该理论旨在打破长期以来由日本学院派民俗学者主导的封闭的学术体系,消除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隔阂,寻求学院派民俗学者、公共民俗学者、各类社会组织、普通民众等多样化行为体的协同合作。它要求民俗学者重视介入式的日常实践,成为当事人而不是旁观者;在实践过程中努力获得文化表现的正当性,谨记民俗传承人的权威性;植根于地方,将文化客体化并给予当地人必要的支持;对自我和他者的实践与研究以自反性、适应性的方式加以把握;不以实践为目的,而以民众的幸福为己任。     

从“新国风”到“歌谣学”——顾颉刚吴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作为民国新知识界"眼光向下的革命"的重要成果,顾颉刚的吴歌研究历来被视为歌谣运动中的学术经典。顾颉刚的吴歌研究勾勒出从歌谣采集、整理到研究、实践的完整图景,因此得以呈现出这一学术形态的内部逻辑及其限度。民国新知识界在以民间歌谣重构新文化的同时,歌谣亦反过来被这种新文化的想象所界定。在"学术"与"运动"交叠的脉络中进入学术版图的民间文学,肇始之初即蕴含着"民间"与"民族"的双重面向,两者的互动与张力则构成早期歌谣学与民俗学实践的话语动力。在学术史的视野下重新反思顾颉刚的吴歌研究,不仅可以深化对顾颉刚民俗研究本身的理解,而且能够为民国歌谣学乃至民俗学史的讨论提供新的线索。     

“实践”与“实践民俗学”

在国际民俗学界,"实践"首先是指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行为;"实践民俗学"则是对民众日常生活实践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深入理解与阐释,甚至是对庸常的日常生活实践的理解与容忍。在抱持一种面向共同的美好生活理想的前提下,实践民俗学有责任在准确地理解民众的实践逻辑之后,把普通民众未加反思的常识提升到系统地反思与批判的哲学层次上来。     

实践民俗学:从理论到乡村研究

近年来关于实践的讨论,大大丰富并提高了民俗学的认识。这些讨论与近年来西方学术界的"实践转向"遥相呼应,但亦有很大不同:后者强调身体与行动,而前者则常关注主观启蒙。通过梳理西方民俗学的实践研究传统及近年来的实践转向与争论,由此反观中国古代"风俗"论,总结出其中古已有之的物我整体观、观风知政论与政治行动特征,这启示我们实践民俗学也需要找回中国古代的"风俗"研究传统,在坚持多元主体的前提下进入社会现场、设计研究路径、跟随行动者的本土逻辑、促进沟通理解,这才是"知行合一"的"实践"本意。北师大民俗学近年来的乡村研究,就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立场具体展开进行的。     

民俗学为什么需要先验逻辑

康德的先验逻辑不仅有助于我们对理性的误用(越界使用)进行逻辑的诊断和学理的批判,进而把我们的主观看法和意见转换为能够推演的学术命题,而且能够让我们认识到,经验性的研究只能把人当作自然"物"或客观对象,不适用于人的自由。因此,民俗学不仅需要先验逻辑来进行明确的知识划界,而且"需要超越性一跃",即跳出有限的经验界,进入理性的"目的王国",才能真正以实践民俗学的方式论证并维护普通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由此成为一门现代学科和伟大的学科。     

在“民间”看见“公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实践民俗学进路

一、引言:"实践民俗学"与学科历史性 尽管中国关于"民俗"的自觉从周代《诗经》成书时期就已初见端倪,然而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却是不折不扣的一门新兴学科.①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恢复的"新时期中国民俗学"②在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呈现出曲折迅猛的发展势头.有学者评价说"人文社会科学整体的发展过程与所处的国家政治变化和社会、经济秩序变革的过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那么,中国民俗学就是突出体现这种关联的学科."③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所引发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剧变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民俗学在学科恢复之初就遭遇了最为复杂突兀的学科合法性危机与挑战.到本世纪初,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代表的民俗复兴背景下,中国民俗学又获得了充分参与民族国家与社会公共生活建构的机会,逐渐从社会科学的边缘向学术中心迈进.从危机到转机,从边缘到中心,作为一门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科学,恐怕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俗学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走出这样跌宕的发展轨迹.     

“论道稷下·当代田野研究的祛魅与多样化”论坛顺利举办

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民俗学研究发生了"田野转向"并渐成主流,相关研究方法也相应地成为不断反思的对象。以此为背景,张士闪教授在2019年初提出"有温度的田野"这一学术理念,主张"贴近大地做学问",业已举办五届学术工作坊,如"风与俗"(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礼俗传统与当代乡村振兴"(山东大学)、"同乡同业与共在共情"(南京农业大学)、"本土语汇的高度"(北京师范大学)等。新近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主办,     

非遗时代民俗学的实践回归

只有从实践科学的立场才能看出,非遗保护和公共民俗学都从内部彰显出民俗学本身的实践属性,都是民俗学内在实践目的的部分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不仅重新激活了民俗学的实践意识和自由意志,也给我们重拾学科求民主、争自由的古典理想并且回归德国浪漫派为民俗学设定的实践理性起点或自由意志提供了契机。非遗时代民俗学的实践回归实际上就是返回民俗学的自由意志或实践理性起点,重建实践民俗学。这是学科整体的应然,是学科本然的、客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当代中国社会迫切的客观需求。     

民俗学的笛卡尔沉思——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申论

本文肯定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对于民俗学从文化形式研究的取向转向生活整体研究的取向,以及对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转型所做出的奠基性理论贡献;并从学科基本问题意识、"从抽象(文化)上升到具体(生活)"的经验-实证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等方面,具体论述了《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通过对民俗生活的经验直观以重新发现"个体主体性"的工作为民俗学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科所阐明的学术方向。本文认为,尽管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在重新发现了"个体主体性"的同时却无法思想人的自由存在的生活意义,但通过引进胡塞尔"生活世界"的概念,《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为民俗学将自身开启为为人的自由进行存在论辩护进而"拯救生活世界"、"保卫日常生活"、"建构公民社会"的人文学术赢得了理论可能性。     

从乡村到城市：中国民俗学的研究转向

随着我国城市化飞速发展,民俗学研究也需要从聚焦乡村向关注城市做适当的调整。相较于乡村研究,在城市进行研究不仅需要调整操作方法,问题意识与研究视角也需进行相应改变:一方面,城市研究需要从城市的特征出发,充分发挥城市资源优势;另一方面,结合城市"民"的特点和新时期民俗学的研究任务,我们需要从注重底层转向注重身边的"我群",从注重血缘和地缘转向注重趣缘,并运用个人生活史和"考现学"的方法来关注当下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这样的调整,希望能给当下充满学科危机的中国民俗学带来新鲜的气息、赋予新的能量,从而开拓学术视野,迈向现代民俗学。     

从“民俗教育”到“非遗教育”——中国非遗教育的本土实践之路

中国的非遗教育并非始自21世纪,而应追溯至有着漫长历史的本土民俗教育实践,其中高校及其学者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对钟敬文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案例考察可以看出,在中国民俗学领域长期开展的"民俗教育",与目前的"非遗教育"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连续性。与此同时,"非遗"概念的传入也为我国民俗教育带来了新变化:"客位教育观"更加向"主位教育观"转变;学院派民俗学日益与公共民俗学相融合。当前,非遗工作的学科化及其与民俗学的关系等,是民俗学界亟待探索并解答的问题。     

“民俗学的学术资源再认识:哲学之根与他山之石”会议综述

<正>2014年10月22日,"民俗学的学术资源再认识:哲学之根与他山之石"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举行。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联合大学、辽宁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单位的十余位学者及在京民俗学专业部分学生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的主题为"中国民俗学理论资源的再认识",与会学者分别从中国民     

个人叙事与交流式民俗志:关于实践民俗学的一些思考

实践民俗学是民俗学面向当下生活进行研究时的视角转换和理论重构。实践民俗学认识到:生活实践的主体是普通民众,而不是以"民俗主义"或"传统的发明"为理论依据的民俗操弄者;在田野访谈中出现的个人叙事,其实是以个人身份进入社会文化再生产过程的不可或缺的话语形式,它与集体叙事是相互建构的关系;强调实践的民俗学,必然使研究方式由传统的实证式民俗志向交流式民俗志转变,注重研究者与民众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实践。作为具有学术转型意义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实践民俗学有助于从生活实践文化的传统及其创造性转化的视角重新认识和深刻理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历史巨变。     

民俗的表演性:表演理论、活态传承与公共文化实践

表演理论是20世纪美国民俗学对于学界的重要贡献,其核心是"表演"和"语境"。在表演理论提出以后,民俗学经历了从关注文本向强调语境的转向,使得以差异性为基础的本真性再次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议题。然而,在随后以"语境"为中心的研究实践中,研究者们逐渐开始质疑本真性问题存在的逻辑合理性以及在实际民俗活动中的可操作性,研究重点也由此从辨析民俗事象的真伪,转变为讨论本真性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文化政治。正是基于对"本真性"的祛魅,在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实践中,学术话语所追求的本真性与实际操作中的共享原则之间的矛盾,便因此而消解,这为当代公共民俗学实践提供了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的理论支撑和实操可能。在此,以行动认同为旨归的"表演"(形式)在"语境"(意义)的"式微"中重新凸显,实现了民俗传统的实践回归。     

“生活世界”与“日常生活”——关于民俗学“元理论”的思考

2013年5月10日至13日,受日本民俗学会会长、东京大学文化人类学家岩本通弥教授的邀请,我与高丙中、户晓辉两位教授前往东京大学参加主题为"民俗学的实践与市民社会"的国际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来自韩国的南根祐、丁秀珍、李相贤三位教授.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个"通气会",是岩本教授所设计的一个为期十年的中日韩国际研究项目的筹备会.根据岩本教授的介绍,我们知道当时在座的日韩民俗学家之前已经有过密切的合作,并且已经达成了某些共识,比如,他们都主张民俗学应该关注"当前的日常生活";都在思考"非遗时代结束之后民俗学的走向";都认为民俗学的固有使命是"培养具有主体意识与行为能力的市民(公民)"等.中国民俗学者有关"生活世界"、"日常生活"等概念和主题的相关研究也引起了他的注意,尤其是对高丙中教授于二十年之前,在未受德国民俗学思想影响的情况下提出"民俗生活"的概念十分好奇.岩本教授把大家引为同调,称大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当代德国民俗学的影响,相互之间有合作的必要;尽管目前大家在各自国家的民俗学领域里仍然属于少数派,但是,岩本教授仍然自信而又幽默地说,"沃尔夫冈·卡舒巴不是已经从当年的少数派变成当下的主流了吗?"     

“生活世界”与“日常生活”——关于民俗学“元理论”的思考CSSCI

2013年5月10日至13日,受日本民俗学会会长、东京大学文化人类学家岩本通弥教授的邀请,我与高丙中、户晓辉两位教授前往东京大学参加主题为"民俗学的实践与市民社会"的国际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来自韩国的南根祐、丁秀珍、李相贤三位教授.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个"通气会",是岩本教授所设计的一个为期十年的中日韩国际研究项目的筹备会.根据岩本教授的介绍,我们知道当时在座的日韩民俗学家之前已经有过密切的合作,并且已经达成了某些共识,比如,他们都主张民俗学应该关注"当前的日常生活";都在思考"非遗时代结束之后民俗学的走向";都认为民俗学的固有使命是"培养具有主体意识与行为能力的市民(公民)"等.中国民俗学者有关"生活世界"、"日常生活"等概念和主题的相关研究也引起了他的注意,尤其是对高丙中教授于二十年之前,在未受德国民俗学思想影响的情况下提出"民俗生活"的概念十分好奇.岩本教授把大家引为同调,称大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当代德国民俗学的影响,相互之间有合作的必要;尽管目前大家在各自国家的民俗学领域里仍然属于少数派,但是,岩本教授仍然自信而又幽默地说,"沃尔夫冈·卡舒巴不是已经从当年的少数派变成当下的主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