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与妥协——西汉儒生对儒家思想的实践及影响

大一统政府——西汉王朝为饱读儒家经典的儒生们提供了参政平台,身处太平盛世的儒生们在对儒学的实践中纷纷偏离了传统圣人理想,更多地向中央政府妥协,丧失了独立人格,甚至成为权世阿谀之徒．但儒生们多自幼深受圣人教诲,仍怀有正直忠君本性,对西汉政治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     

两汉之际儒生价值取向探微

西汉末年儒生之归附王莽是因为西汉在制度及其运作的两个层面均不能满足其入仕的要求,而不是为了通过王莽实现其千百年来的“政治理想”。刘秀“尊祟节义”重用儒生的本质一方面是满足儒生的利禄追求,一方面是在精神和制度两个层面加强对儒生的控制,把儒生彻底地吏化;儒生遂彻底放弃其批判、改造现实的传统而以“吏事”为业,导致了儒学衰退的同时,也消弭了儒生的伦理实践。     

由儒学神化看《五经》特点

儒学神化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独特的历史政治现象，它根源于先汉《五经》，又创造了不同于先汉《五经》的新儒学体系。它依据自身神化的理论需求和《五经》的特点，在神化的过程中，直接吸收了《五经》之一的《春秋》理论，又委婉地排斥了其它四经，完成了儒学在西汉的神化。从儒学神化的发展变化过程来考察儒学《五经》，既能全面考察《五经》的特点，又能全面认清儒学神化与《五经》的关系。     

汉初儒学的历史命运

儒学自先秦初创到汉武帝时期被定为官方统治思想，走过了一段曲折艰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由于汉代儒生的不懈努力和对儒学的改造融通，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儒学本身道德教化的政治伦理及其积极有为的入世精神。儒学的政治实用性成为其从备受冷落而走向繁荣的主要缘由。     

西汉辞赋写景演进谫论

西汉辞赋中景物描写的演进和西汉辞赋总体的演进在大体上是一致的。西汉前中期的辞赋在创作上多模拟《楚辞》,后期则逐步开始直接描写眼前实景。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儒学思想的影响和士人由于际遇的不幸所带来的视野的拓展。     

另一种“新文化”:梁启超对新文化运动的构想

梁启超积极应和一战后反省现代性思潮,在新文化运动后期撰述了一系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著,对儒学史与儒学进行重构诠释,从中可以窥见梁启超的思想意图和他所要建构的"新文化"建设方案。梁启超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以清学的科学精神及方法将儒学的基本性质重新定义为"科学的情感哲学",重构儒学的思想系谱,对自先秦到晚明清初儒家义理体系进行了提炼,以阳明学的"事上磨练"作为这种"新道学"的习得途径,在此基础上与西方自然科学化合成"新文化",融合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梁启超用来建构"科学的情感哲学"的思想人物,基本与胡适相同,但归结出很不同的思想路线、旨归。     

新时期以来儒家学说与汉初政治关系研究述评

新时期以来,汉初墓葬的陆续发掘与相关学术研究的深入讨论,揭开了汉初儒学与儒生研究的新篇章,"汉初统治思想为黄老学"说开始受到质疑。围绕汉初儒学及儒生的研究大致有三个方面:汉初儒学发展研究,儒生生存状况研究,以陆贾、叔孙通、贾谊为代表的主要思想家研究。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尚需关注,如传统观念的束缚、缺乏内在统一性的把握、人物研究缺少深度、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等。     

马一浮“六艺论”之逻辑结构探析

"一代儒宗"马一浮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创立了以"六艺论"为主体的新儒学理论体系,在这个"六艺论"的学术思想体系之中,《论语》、《孝经》犹如两大柱石,占有基础性地位;《诗》《书》《礼》《易》《乐》《春秋》则成为"六艺之教"学理体系得以发挥阐释的主要内涵。马一浮的新经学的方法论意义在于提倡六艺之学两两涵摄、相互融通、总别不二、圆融无碍,从而在当代新儒学思潮建构之中开创了一种特色鲜明的经典诠释学新范式。     

“竖儒”“腐儒”“鄙儒”的来历

“竖儒”“腐儒”“鄙儒”的来历张燕欣中国古代称学者为儒，有＂博洽多闻，时称通儒＂之谓。因孔子创立的一个学派叫儒学，故对崇信孔子学说的人称儒生或儒士。儒生也泛指一般的读书人。《论衡·起奇》曰：＂能说一经者为儒生。＂人们称赞学问精粹的儒生为醇儒；称赞学识...     

刘向文献编纂思想研究

刘向是西汉学术谱系的建构者、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奠基人。刘向父子在校理、编纂皇家藏书的过程中总结出一系列的学术理路与校勘原则,影响后世达两千年之久。本文以西汉今古文经学之争为宏观视野,以《别录》、《七略》、《新序》、《说苑》、《列女传》为具体视角,探讨刘向文献编纂思想的基本脉络与主要原则,指出集萃百家、弘扬儒学、经世致用、以史为鉴是其主要宗旨;"合于六经、阐释义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其主要途径。     

东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外戚宦官与“党锢”

刘秀在农民战争中夺得了政权,建立了东汉王朝,其政权的性质依然是地主阶级的统治,是西汉王朝地主政权的继续发展。东漠政权的存在,共一百九十六年,在这将近二百年的政治发展过程中,除了农民向封建地主阶级进行了无数次反抗暴动以外,而统治阶级内部却拼命的闹着争权夺利的斗争,这就是当时的外戚宦官的专权与所谓「党锢之祸」。在东汉一代的政治舞台上,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有三种人物在活跃着,即儒生、宦官、外戚,这三种人物:按其阶级属性来说,都是属于当时的封建地主阶级,按其所代表的集团利益来说,他是作为统治阶级集团内部各个集团的政治代表而出现的。先说儒生,儒生大部份是出身于官僚、商人、地主,他们能够参与政治活动,是从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开始的,刘秀本人就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儒生,他自始就热中与对地主阶级的勾结,在东汉政权的建立过程中,他不但保留了从西汉新莽以来的旧的官僚、商人、地     

汉儒价值观念变迁的几个问题——答陈启云先生

本文从理论方法到史实系统地回答了陈启云先生的批评。认为用“心态史”的方法、按照“学理”来“联贯”分析汉代儒生价值观念存在着重大不足,得出的结论背离了历史真实。文章以史实为依据,从社会变迁对思想观念和政治实践的互动关系入手,对汉代儒生的社会批判精神和“吏化”的发展、西汉末年儒生追随王莽的原因、东汉清议与党锢的政治理念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同时对顾炎武《日知录·两汉风俗》的正确理解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论。     

夏曾佑的“新史学”与“古史辨运动”

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夏曾佑不仅是清末"新史学"思潮的主要参与者,还是"古史辨运动"的"导其源"者。简要言之,在"古史辨运动"的学术历程中,无论是"东周以上无史论"与"层累说"的提出,还是《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宋王偃的绍述先德》《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的撰写,均在一定程度上导源于夏曾佑的"新史学"之作——《中国历史教科书》。这一历史事实可以为当下的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提供一定的思考。     

从公天下到“王命论”——论两汉之际儒生政治理念的变迁

儒生阶层在西汉元成以后登上政治舞台,发起了复古改制运动,但空有理想主义的激情,不能解决历史症结。复古改制失败后,儒生们依据公天下政治理念,捧出王莽来改造现实,却又造成了更大的历史劫难。面对惨败,儒生们不能够反思自身的理想主义,反而走向了"王命论",认为天下应为刘氏一家所有。儒生再没有勇气讨论"禅让"等公天下的理念了,此为中国思想史上一大变局。"王命论"在后汉变成了国家意识形态,导致后汉学术走向平庸。     

叔孙通、陆贾与汉初的儒学走向

叔孙通、陆贾与汉初的儒学走向黄宛峰汉代儒学的兴盛是在汉武帝以后。儒学被奉为独尊,是因为它逐步适应了统治阶级的需要。过去史学界较多注意的是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实则这种改造在汉初即已开始。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两位著名儒生──叔孙通、陆贾,便是汉代儒学改...     

西汉镜铭中的信字

<正>汉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正月甲子,汉武帝刘彻登基,开启了华夏民族的第一个盛世。在此前后的西汉统治思想与执政理念有着重大的变化、发展。西汉统治者为了帝国的利益,从信"黄老"到尊"儒学",这种变化自汉景帝时期就已逐渐酝酿,而在汉武帝即位以后最终完成。《汉书·武帝纪》载: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十月,汉武帝"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     

论《儒藏》"史部"的分类问题

《儒藏》是儒学文献的大型丛书。由于儒学自古无“藏”,因此儒学文献也还没有自己的著录体系。四川大学所承担的国家“211工程”、“985工程”以及中国孔子基金会重大项目“《儒藏》编纂”,采用“三藏二十四目”的《儒藏》分类体系,对儒学史文献进行全面的省察和系统归类,对《儒藏》“史部”文献则用“孔孟类”、“学案类”、“碑传类”、“史传类”、“年谱类”、“别传类”、“杂史类”来进行分类编纂。     

道家·黄老·秦汉政治实践与学术发展--重读熊铁基先生《秦汉新道家》

“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是对黄老道家的学术概括,“新道家”的提出则填补了学术空白,对深化研究有着启示意义。战国时期以帛书为主体的黄老学派标志着新道家的形成,《吕氏春秋》是其发展形态。西汉前期的政治是新道家的全面实践。东汉前期的“吏化”儒生和对谶纬的控制,使士人的学术路径转变,导致儒法统一和儒生对新道家的重新取舍,儒道合流。     

坑儒一事真伪辨——与李开元先生商榷

《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关坑儒一事的记载,是可靠的。坑儒一事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起于方士讥议,秦始皇因此意识到士人非议时政之风颇盛,遂从非议时政者中选出四百六十余人,集中将其杀害,以警示天下人不可非议时政、诽谤皇帝。由于立场不客观,东汉儒生对坑儒一事有不少误解和夸张,误认为是秦始皇为了彻底灭绝《诗》、《书》,遂活埋儒生,甚至是活埋了所有儒生。东汉儒生对坑儒一事的认识,尽管严重偏离了历史事实,但仍然属于历史认识,与故意伪造的谎言有质的区别。     

神道、徼道、司马门道——西汉帝陵道路初探

截至目前,对西汉帝陵道路进行过较深入研究的有孙机、刘庆柱、李毓芳等学者。孙机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第105《墓前立石》一节中提到:"大墓且在墓前开神道。"刘庆柱、李毓芳在《汉杜陵陵园遗址》第六章杜陵陪葬墓中,提到了"东司马门道";在专著《西汉十一陵》中,提到了长陵、阳陵、茂陵、杜陵的"东司马门道"和茂陵、阳陵、霍光墓的"神道",并且对"神道"、"司马门道"作了阐释:"与帝陵四条羡道相连接的地面上的道路,叫‘神道'。神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