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遗产观”的中国民俗学发展

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动力并非来自基层社会,其本质属于国家政治的范畴。当下出现了一个体制内部精英共谋、各类资本转化与互惠、遗产主体边缘化的中国"非遗"生态。由于国家视野与学术研究对于"遗产"的观点存在异质的价值悖论,令介入遗产事务的学人们多有困惑与妥协,而中国"非遗"保护浓郁的行政特色,决定了无法以此去实现学科内部的快速增长。学者们涉足其中的兼职心态,以及"非遗"主题下质与量不均衡的成果现状,也无法使之形成一个学科本位式的常态科研重心。学者们需具备超越"遗产观"的学术发展远景;坚持基础性的资料积累和田野作业,保持学术独立书写;向建设公众(应用)民俗学的分支学科方向努力;关注"非遗"保护场域下"传统再发明"的课题。     

语境方法的解释学向度

借自美国学界的语境方法在国内民俗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研究者对美国语境理论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偏颇与误区,尤其忽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语境阐释的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受到了欧洲现象学及福柯等人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解释学色彩,并在语境的本质、语境与文本的关系以及相应的研究方法论等关键问题上有了全新的阐释。     

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民俗学学者开始从单纯的民俗事象研究,转向在语境中研究民俗,强调田野调查,强调在田野中观察民俗生活、民俗表演的情境、民俗表演的人际互动、民俗表演与社会生活、社会关系、文化传统之间的复杂关联等等,呈现出民族志式的整体研究取向,时空、人、社会、表演、变迁、日常生活等系列关键词,表明在语境中研究民俗的学者具有共同的问题、方法以及学术取向,初步具备学术范式的意义。     

“表演理论”之后的民俗学——“文化研究”或“后民俗学”

＂表演理论＂是20世纪70至90年代国际民俗学界的主导性理论,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民俗学与语言人类学两个学科范畴。本文简要介绍这一理论被更新与推进的历史过程,描述了＂表演理论＂之后欧美民俗学的研究趋势。     

在“民间”看见“公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实践民俗学进路

一、引言:"实践民俗学"与学科历史性 尽管中国关于"民俗"的自觉从周代《诗经》成书时期就已初见端倪,然而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却是不折不扣的一门新兴学科.①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恢复的"新时期中国民俗学"②在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呈现出曲折迅猛的发展势头.有学者评价说"人文社会科学整体的发展过程与所处的国家政治变化和社会、经济秩序变革的过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那么,中国民俗学就是突出体现这种关联的学科."③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所引发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剧变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民俗学在学科恢复之初就遭遇了最为复杂突兀的学科合法性危机与挑战.到本世纪初,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代表的民俗复兴背景下,中国民俗学又获得了充分参与民族国家与社会公共生活建构的机会,逐渐从社会科学的边缘向学术中心迈进.从危机到转机,从边缘到中心,作为一门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科学,恐怕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俗学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走出这样跌宕的发展轨迹.     

“实践民俗学”的“实践论”批评

"实践民俗学"试图在日常生活中还原民众作为自由人的先验条件,把民俗学关注的重心转向民俗行为背后的实践理性的目的条件。这一观念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民俗学的学术自觉性,然而,它对启蒙理性的应用,对国际民俗学"实践论"转向的判断,对民俗学经验主义学术传统的评述还需要更加深入细致的讨论。     

“实践”与“实践民俗学”

在国际民俗学界,"实践"首先是指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行为;"实践民俗学"则是对民众日常生活实践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深入理解与阐释,甚至是对庸常的日常生活实践的理解与容忍。在抱持一种面向共同的美好生活理想的前提下,实践民俗学有责任在准确地理解民众的实践逻辑之后,把普通民众未加反思的常识提升到系统地反思与批判的哲学层次上来。     

“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

今年3月20日是钟敬老师百岁华诞,我们几位年逾八十的老同学正筹划庆贺,突然从报上见到《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逝世》的噩耗,方知钟师已于1月lO日零时1分西归,心情格外悲痛,久难平静。     

日本现代民俗学的“第三条路”——文化保护政策、民俗学主义及公共民俗学

在日本民俗学界中至今混同存在着这样几类研究者：虽然关注民俗其本身但并不关心地方民众的“文化至上主义者”、不加批判地推进文化保护政策的“文化保护主义者”、还有虽对文化保护政策持批判态度却只是隔靴搔痒的“民俗学主义批判者”等等。就此,本文将对今后的民俗学走向以及建立“新公共民俗学”的必要性展开论述：不仅要认识到文化保护政策的政治权威性,另一方面,也要在认识到这样的政治性向地方社会渗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的同时,对地方生活者作为承担文化活用和保护的合法性存在加以尊重,在尊重他们所拥有的价值的基础上,创建直接参与地方文化的保护、活用之实践活动的民俗学——“新公共民俗学”。     

“历史民俗学”的提出与尝试

钟先生策划和主持的《中国民俗史》这部六卷本大著,前后历时八年,现在出来了,完满实现了钟先生生前的设想和计划,可以把这本书看作是钟老晚年学术思想的一个结晶。这本书理应是我们民俗学学科的一部支柱性的著作。     

“金陵根本重地”——明末政治语境中的风水观

自三国时代起,作为南京地区地理标志的钟山就被赋予了风水学的内涵。随着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年)将孝陵营建于此,钟山在明代风水堪舆理论中便有了更为丰富的意义。有明一代,孝陵与钟山的意义绝非止于帝王陵寝和自然景观,它们不断为文学传统、仪式制度、风水堪舆、地理象征、政治语汇所利用,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被赋予政治影响力。     

作为“另一种生活技术论”的民俗学——城市民俗学与经世济民

近代以后,城市环境造就的新兴民俗开始出现,我们姑且称之为"城市的生活技术传承"。城市的兴衰变化十分显著,其传承母体较为分散,故城市中的民俗呈各自发展的状态,而这正是城市民俗学要研究的问题。若是把E.F.舒马赫提倡的"另一种技术"运用到城市民俗学中,或能摸索出其独特的生活方式(生活技术)的存在状态。地域振兴运动中同样存在问题,且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中家庭暴力等事件多有发生。以及,近年来出现了老年人希望"猝死"的现象,从中能看出其背后的高科技社会的混乱等因素。作为经世济民之学,当下民俗学究竟发挥着多大的作用?城市越是人造化,人们就越是追求自然的生活环境及节奏,面对此类社会性要求,民俗学应随时准备做出回答。     

民俗学的哥白尼革命——高丙中民俗学实践“表述”的案例研究

《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之后的高丙中,为中国民俗学引进了公民社会这一先验理想的语境条件,并将民俗(学)实践的双名制合法化效力的策略,奠定于康德意义上的经受某种合法秩序所包含的有效规则的(普遍化)检验的最高实践原则,以及非遗作为实践判断力形式的第三者基础上,从而为把中国民俗学的先验实践理想与经验性理论方法之自我矛盾的学术范式,转换为先验实践目的论与先验认识方法论自我统一的民俗学实践范式,即实践民俗学,做出了实质性的尝试和贡献。     

民俗与生活世界的意义构造——论民俗学研究的理论向度

对民俗的行动主体、语境、表演和表达动力的强调所代表的民俗学理论转向,可以理解为一种正在发生着的、面向民俗本身的"意义"转向。"意义"而非"内容"成为关注焦点,意味着问题意识的变更,即从民俗是什么向民俗怎样的变更,从作为实体的民俗向作为建构过程的民俗的变更,从作为看的对象的民俗向作为看的视角本身的民俗的变更。这一转向,可以促成民俗学在与当代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特别是现象学传统相关思想的对勘中,在基础理论向度上和在面向生活世界的文化阐释与批评中,作出更富启示性的思考,以期获得有效讨论主体性问题、自由与行动问题,以及审美、伦理、政治问题的独立视角。     

“挡箭碑”及其民俗学意义

“挡箭碑”及其民俗学意义王建纬四川渠县历史博物馆收藏有一方题为“当箭碑”的青砂石碑刻,乃是１９９０年３月２２日该馆田野调查队在农村征集到的。此碑原立于土溪乡赵家村一三岔路口,保存完好。碑长７３、宽４６、厚１１．２厘米。弧形碑首。碑眉为字径８．５Ｘ５．...     

传承和共享:文化遗产保护的双重伦理向度

遗产本质上具有伦理性,在历史主义保护传统中隐含着以传承为中心的伦理向度;同时,当代遗产保护运动中"人类遗产"理念和传承共同责任,又提升了遗产的公共性,揭示出了遗产保护中的当代共享向度。在历史主义保护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当代人在遗产面前的主体共享诉求相对不足,近些年国际国内对这种现象有较多的批评和反思。在需要满足当代人共享愿望又不能废弃传承伦理向度的情况下,创新保护理念和方式,在利用中实现"文化再生产"也许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途径。     

“生活革命”与中国民俗学的方向

以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之久的经济高速增长、都市化进程和社会结构的巨变等为背景,当代中国发生了大规模和大面积的"生活革命"。普通国民以衣、食、住、用、行等为核心的日常生活方式持续地处于变迁和重构状态,新的"都市型生活方式"已经初步确立并正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普及。生活革命不断改变着一般国民之日常生活的基本形貌,新的现代社会的"日常"也在不断地得以形塑和刷新。通过对当代中国已经、正在和即将发生的生活革命进程的初步梳理,笔者尝试为中国民俗学的现代转型提示明确的方向:亦即直面和正视当前中国城乡民众最为基本的现代日常生活,尤其要对普通百姓作为生活者究竟是如何在其各自全新的现代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创造出人生的意义予以足够的关注。     

“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及其它

继1996年中央民族大学举办的东亚民俗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之后,钟敬文教授于去年12月在中国民俗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所做学术报告中,再次提到“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这样一个重要的学术命     

语境、过程、表演者与朝向当下的民俗学——表演理论与中国民俗学的当代转型

本文对表演理论在中国民俗学领域近30年间的传播和实践历程进行了梳理和总结。该理论得以传入中国并被接纳有着多方面的内在因由,既与新时期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形势相适应,更与本土民俗学对生动鲜活的表演活动进行记录和对民俗进行整体性研究的迫切需求密切相关。中国民俗学者在本土化实践中体现出的将多种理论视角相融合、对历史维度的强调、对文本与语境关系的重新思考等,对表演理论有丰富和修正的作用。在表演理论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与推动下,当代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取向逐渐向注重语境、过程、表演者和当下发生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