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志》中的日本婚葬习俗与传统文化因素

在晚清对日研究的著作中《日本国志》可谓是集大成者,全书内容丰富,其中有关日本婚丧习俗的内容十分详尽,本文从《日本国志》中所记载的日本婚丧习俗入手,探询当时日本婚丧习俗中的传统因素,以及由此反映出的民风民俗与社会其它方面发展的不同轨迹。     

泉州蟳埔古墓葬调查

泉州蟳埔渔村有关于"小矮人墓群"的传说,其是否系传说中的"小矮人"呢?笔者根据多年来收集到的线索,从历史传说、文献记载、墓丘葬式、随葬文物发掘等方面进行研究发现,蟳埔古墓葬只是出于当地风俗信仰的一种"二次葬"习俗,是泉州沿海地区的一些民间信仰和习俗的产物,与"小矮人"无关。     

《清代民间信仰与景观研究:以陕西太白山神为例》评介

正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专家周振鹤教授曾经说过:"中国的宗教意识不发达……但中国并非没有信仰……实际上作为民间信仰的神鬼巫崇拜一刻也没有中断过……说明民间信仰在中国是宗教风俗之间的重要研究对象,锲而不舍旦暮以之,必定会有出色的收获。"(《余事若觉:周振鹤随笔集》,中华书局,2012年,第126页)201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清代民间信仰与景观研究:以陕西太白山神为例》一书,即是宗教与社会研究的一大拓展。该书作者是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年轻而又古老的中国民俗学

中国民俗学是以中国民俗为对象的民俗研宄。包括民俗资料的记述、对民俗现象的评述、分析与理论探索。 中国历史上民俗研究的发展 中国历史悠久,民俗资料十分丰富。从先秦时期起,即有采风之俗。在《诗经》、《周易》、《山海经》等古籍中已有丰富的民歌、神话、信仰、民间医药、民俗事象等记载。《周礼》和《礼记》对民间习俗的礼制化、系统化做出了贡献。先秦诸子在他们的著述中发表了多层面的     

汉代的婚丧习俗与楚文化

中国民间有"红白喜事"之说,婚姻丧葬乃是社会习俗的重要纽成部分。先秦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不同特色,也鲜明地反映在婚丧习俗上。秦柞苦短,亡秦则楚,以楚人为主体建立的汉朝,因统治者乐楚俗而振楚风,楚文化乃在汉初复兴,一些楚风楚谷也广流天下。楚国婚丧习俗的内容十分丰富,但较为突出的方面,则表现为婚姻的比较自由开放和丧葬的信鬼侈靡。这对汉代婚丧习俗的影响颇大。另外,楚道家进步的丧葬观念,也在汉代逐渐深入人心,经汉人倡扬而指导着人们自觉地批判社会恶习,改易传统风俗。一、婚俗入汉之后,因天下统一,社会安定,生产…     

禄是遒和卢国祥对中国婚丧、岁时风俗书写比较研究

近代来华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记录呈现了彼时生动的风俗图景,禄是遒和卢国祥对中国婚丧、岁时风俗的书写在“基督教中心主义”“对佛教和道教的批判”“中国文化的包容性”“认知的‘碎片化’”“对中国民众思想和情感的观察”等方面具有共通之处;而在“文本体裁”“文本风格”“分析具体意象的理念和思路”“对‘符箓’和‘俗语’的记录”“地域化特色”和“自我批判”等方面又有明显区别。他们对中国社会“他者视阈”的考察折射出中国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冲击及其回应。同时,二者的著述对西方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实现了“文化互化”。     

全面记述和研究风俗——兼述已见潮汕地区风俗编著

风俗、民俗是否同义词,从《辞海》、《辞源》、《现代汉语词典》、《中国风俗辞典》4部重要辞书分开立条和释文内容看,义项是有差异的。即风俗是人类社会、各民族相沿积久而成的风尚、习俗,而民俗为民间风尚、习俗。风俗范畴较广泛,而民俗限于民间。上述4部辞书,虽然分开立目,除释文稍有差异外,并无指出其不同点。     

近代北京的四大门信仰三题

近代北京民间信仰中的四大门是四种带有灵异色彩的动物,在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微妙而特殊的角色。通过考察可知:其一,在近代北京民间的视野中,四大门与泰山女神碧霞元君、王三奶奶构成了区域化的神灵谱系。其二,四大门或直接与信众对话,或通过其代言人"香头"与信众沟通,而"香头"必须经过朝拜碧霞元君仪式的认证。这种信仰习俗具有鲜明的伦理教化性,但并非民间宗教。其三,四大门信仰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境遇顺逆不定,由此产生了四大门信仰的正当性问题。     

汉代"解祠"黄帝的仪式与"枭羹"习俗的形成

《史记》《汉书》有关汉武帝时期"解祠"黄帝的记载重点在于呈现祭祀黄帝的方式和过程,即以破裂枭体的方式祭祀黄帝;"解祠"黄帝之"破镜"应是分解、破裂牲体的委婉表达.西汉方士的这一主张,拥有深厚的民间信仰和经典文献根据,他们主张使用"恶逆之物"祭祀黄帝,并非出于"虚诞",其背后存在着自古相传祭祀习俗的支撑.西汉社会对枭性的言说以及桓谭、许慎、高诱、应劭的书写可以证明:与解裂枭体相关的"枭羹"习俗盛行于东汉时期,这一习俗无论在方式和意义上均是西汉时期"解祠"黄帝仪式的延伸和遗留.从祭祀习俗至"解祠"黄帝,再到"枭羹"习俗的盛行,展现出民间习俗、祭祀仪式与文本书写之间的复杂衍生过程.     

近代中国足球运动发源地小考

中国近代足球运动到底发源于何处？ 1984年出版的《当代中国体育》载：“十九世纪末，西方的近代足球传到东方，中国又有了足球运动。香港和上海是中国最早开展近代足球运动的城市。起初在学校，后来逐渐扩展到社会其他阶层。从1900年到1949年的半个世纪内，中国足球运动不普及，技术水平也不高”。1987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体育项目大全》载：“从1910年至1948年间举办过七次全国运动会，每次都有足球比赛”。1995年11月出版的《广东百科全书》载：“据考证，足球是1903年由传教士传入五华、梅县山区的”。《梅州市志》载：光绪二十七年（1901）西方牧师（传教士）在操场上教学生踢足球，开梅州足球运动的先河。各种典籍记载时间不一。     

县志中所见民间信仰研究--以《嘉庆合肥县志》为例

民间信仰是区别于正统的、宗教的信仰的一种反映民间的社会意识,县志中记载了丰富的关于民间信仰的资料。本文以《嘉庆合肥县志》为主要资料,分析清代合肥地区民间信仰的类型与特点,并分析民间信仰反映出的问题。     

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

中国民间信仰研究,堪称中国宗教史、中国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研究中的一大难题。要破解这一难题,首先必须深刻反省长期以来"强烈排斥中国民间信仰的理论倾向",以求厘清中国民间信仰概念;其次,理应着眼其"主流与本质",对中国民间信仰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最后,通过深思中国民间信仰与中国宗教文化传统的关系问题,可使我们充分认识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近代广东侨乡生活方式与社会风俗的变化——以潮汕和五邑为例

近代广东侨乡社会受海外华侨华人的影响,其社会生活方式与风俗文化都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首先,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出现了渐趋"洋化"的生活方式;其次,在风俗文化上出现了传统习俗基础上结合"出洋"的怪异习俗;最后,在社会风气上,一方面出现了奢靡腐化的现象,另一方面新的文明之风突起.本文以潮汕、五邑为例,探讨海外华侨华人对近代广东侨乡生活方式与社会风俗的影响.     

福建旧志中基督教资料的史料价值评析

基督教在华传播被认为是近代中西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之一,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旧方志中记载的基督教资料虽然有限,但从中至少可以看出时人尤其是绅耆对基督教的态度,基督教势力由弱到强的过程,基督教对山陬小邑的影响以及基督教与民间社会既融合又冲突的关系。这些记载弥补了教会报刊、传教士回忆录、史书等资料不足的缺憾,能推动国内对基督教研究更深入、更具体。     

翔实独特的民俗画卷──赞《麻江县志》民族篇

编修多民族聚居县份的县志,设民族篇十分必要。宁夏《固原地区志》、《西吉县志》和新疆《呼图壁县志》等皆设有民族篇（编、卷）,载事异同多变,各有千秋。《麻江县志》的民族篇,除记载境内各民族来历、分布、人口、语言文字、区域．自治、民族团结等基本要素外,详述了独具特色的民情风俗,不再另设民俗篇,减免重复,信息密集,不仅是篇目设置上的高明,更能全面集中展示丰富多彩的各民族传统文化。《麻江县志》民族篇的民俗部份选材精当。宗族家庭、姓氏名讳、婚丧庆祭、生产生活、衣食住行、岁时节日、礼仪禁忌、信仰崇拜和工艺技能…     

中国社会史的发展与英国新社会史:若干比较与思考

中国社会史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且不说古代史书中有关风俗民情、社会生活的丰富记载,单就近代史学而言,梁启超在本世纪初就呼吁要研究“群学”,第一部社会史专著(张亮采著《中国风俗史》)也于1911年出版。从20年代初至40年代末,有影响的社会史著作不断问世。可惜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左”的思潮影响和当时的历史条件,社     

中国近代风俗史研究的新成果——评《西俗东渐记》

严昌洪同志所著的《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章开沅主编“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之一)一书,已于1991年由湖南出版社出版。该书凡五章,共18万字,是作者在中国近代风俗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新成果。读罢该书,觉得它具有以下四个特色:第一,具有很强的开拓性。近几年来,学术界开始重视对中国近代     

中国国民性的乡土来源——读《乡土中国》所引发的思考

对国民性的探讨与研究是近代以来中外思想家和外国传教士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民族反省的核心。因此,探索中国国民性的来源对中国国民性的改造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结合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试图通过对中国乡土社会基本特点的分析与理解,以国民性中常见的一些表现为例来探索中国国民性的乡土来源。     

关于第二轮志书风俗篇撰写的几点思考

历代史书与地方志都十分重视对风俗的记述,风俗是方志记述的重要内容,风俗篇撰写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着志书的整体质量。但首轮新方志在记述风俗方面存在着一些不足:一是部分志书未设风俗篇;二是部分志书将一些社会不良现象及迷信作为风俗记入志书;三是将风俗篇的内容基本局限于生活习俗中的衣食住行、婚丧、节会与禁忌等内容,没有涉及社会习俗中精神风貌和思想意识方面的内容。因此,第二轮修志要做到:一是充分认识风俗篇在志书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缺漏风俗部分的内容;二是专设传统风尚章节;三是专设新风尚章节;四是设置生产习俗和生活习俗的并列章节;五是纠正首轮记述中有关风俗的错误内容。     

山西民间信仰研究的一部力作——评《诸神与众生：清代、民国山西太谷的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

王守恩的《诸神与众生：清代、民国山西太谷的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是笔者近年来所见山西民间信仰研究领域的第一部专著。该书对清代、民国太谷县的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做了具有开拓性的初步探讨,不仅吸收了国内外学术界民间信仰研究的相关成果,而且有不少新的发现和见解。该书扩展了我们对山西社会史的认识,并为当今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提供了历史借鉴,可以说是山西民间信仰研究中一部多有创新的力作和一项很有价值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