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间契约看古巴比伦时期的借贷利率——兼论《汉穆腊比法典》中借贷利率的非现实性

古巴比伦是一个商业较发达的社会,存在着较多的动产借贷行为。大量民间借贷契约显示,古巴比伦时期存在着多种多样、复杂多变的借贷利率。这些借贷利率大多与《汉穆腊比法典》中规定的借贷利率不一致,法典中所规定的借贷利率并不能反映当时借贷活动的实际。古巴比伦时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借贷利率,而是多种借贷利率共同使用。在研究古巴比伦时期借贷活动时,不能盲从《汉穆腊比法典》的条文规定,而要结合更多的民间借贷契约进行综合研究,这样才能够更加准确地、更加深入地还原历史、认识历史。     

汉代民间巫术与知识信仰

巫术思想及信仰在汉代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是汉代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巫术与汉代知识和思想发展水平相适应。巫术思想和巫术活动具有广泛性特征。巫术在汉代思想文化中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文化知识的积累与思想信仰两个方面。是文化知识积累的重要途径,是文化“小传统”的主要发展形式。民间巫术信仰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共同的知识基础和思维模式．汉代官方意识形态及精英知识阶层中杂糅了大量巫术因素。民间巫术具有社会凝聚作用,对官方意识形态和文化也有一定拒斥功能。     

从汉画像石看汉代民间信仰研究

通常情况下,汉代画像石主要指我国两汉时期在墓阙、墓室以及墓祠等墓葬建筑物中的一些具有装饰作用的石刻艺术品。这些石刻艺术品通常以刀代笔或用墨线勾勒或用彩色进行涂饰,进而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画面,承载着丰富的汉代文化,反映的文化内容非常广泛,如生产、神仙以及生活和灵异等方面。这些汉画像石蕴含着极为浓郁的汉代民间气息,使大量汉代时期的民风习俗得以保留,充分体现出汉代人们的神人信仰以及对动植物的信仰等。因此,文章从汉画像石分析和研究汉代民间信仰,一窥古人的智慧和思想。     

民间借贷法律问题研究

民间借贷是重要的融资手段,通过民间借贷可以有效地缓解企业或者个人的资金压力。我国现阶段民间借贷非常普遍,在民间借贷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导致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出现。本文首先阐述了民间借贷的一般理论问题,然后指出了现阶段我国民间借贷的主要问题,最后提出了完善我国民间借贷的法律措施。     

关于明代民间借贷的几点讨论

债务问题在私有制社会出现以来普遍存在于各个历史时期,这其中既包括官府借贷,也包括萌发并广泛植根于民间的私人借贷,它既是经济史、思想史研究的内容,也在法律史探讨的范畴之内。而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探讨这一"经济现象"背后广大债权人、债务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心态、社会结构的改变,则是在历史整体观、发展观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命题。     

汉代的鬼神观念与巫者的作用

鬼神问题于先秦典籍中即已触及,延至汉代,鬼神观念大行其道,民间的种种习俗与信仰受其影响极深,因此,关于有神与无神的争论也沸沸扬扬,各种论说迭出不穷。同时,“事鬼神”的巫者亦应运而兴,他们的活动在社会上影响甚巨,这也是汉代特有的一种社会风习。     

汉代豪民私债考评

汉代豪民私债考评王彦辉借贷关系在汉代经济生活中十分活跃,从债务的性质上可分为公债（或称国债、官债）和私债两大类,私债中豪民出贷的现象非常普遍,引起的社会问题也相当突出。汉代的豪民从社会学上划分,一般指无任何官职的“素封”地主,但有些权贵也是豪民。豪民...     

汉代的婚丧习俗与楚文化

中国民间有"红白喜事"之说,婚姻丧葬乃是社会习俗的重要纽成部分。先秦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不同特色,也鲜明地反映在婚丧习俗上。秦柞苦短,亡秦则楚,以楚人为主体建立的汉朝,因统治者乐楚俗而振楚风,楚文化乃在汉初复兴,一些楚风楚谷也广流天下。楚国婚丧习俗的内容十分丰富,但较为突出的方面,则表现为婚姻的比较自由开放和丧葬的信鬼侈靡。这对汉代婚丧习俗的影响颇大。另外,楚道家进步的丧葬观念,也在汉代逐渐深入人心,经汉人倡扬而指导着人们自觉地批判社会恶习,改易传统风俗。一、婚俗入汉之后,因天下统一,社会安定,生产…     

汉代契约研究

契约在我国古已有之,至汉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民事交往的深入,契约的发展已相当完备。其种类之多、效应之强反映出契约的订立遍及民法债权的各个领域。汉代契约法学一社会学范畴,不仅具有严格的法律意义——体现在成立之时的必备要素、极强的法律效应和各种情况下契约的终止,而且它作为重要的社会现象,还蕴涵着极其深刻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全息性地体现了汉代社会内部各个方面的互动关系。     

抗战前后晋西北乡村私人借贷

借贷关系是中国乡村主要经济关系之一。由于贫困之故,晋西北农村有半数农民举债度日,无论钱债或粮债均具有高利贷性质。高利贷在乡村社会是与传统小农生产等社会经济组织相适应的一种经济制度,农民在入不敷出或天灾人祸等不确定因素打击下必求助于之。在该地区乡村私人借贷关系中,地主富农和商人构成债权方主体,普通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等社会中底层阶级则是重要补充,但陷于极度贫困的绝大多数中贫农和雇农是借债主力军;借贷时间多无限制,亦无定例,常视债户付息情形及本身意愿而定;在借贷形式中最常见的是信用借贷和抵押借贷,其中后者以土地抵押最多,而其又分“押地”和“典地”两种类型且均属高利贷——农民在此之下一旦无法偿债则只好放弃土地所有权,土地由“押”或“典”而“卖”的过程构成农村大多数地权发生转移的基本线路。     

河南荥阳薛村墓地汉代合葬墓探微

本文通过对河南荥阳薛村汉代合葬墓的分析研究,在相关问题上得出了一些新认识.首先,汉代合葬墓中随葬一套或两套陶器与具体合葬形式有关;其次,由于存在同时合葬和异时合葬两种情况,墓葬中随葬陶器在形态或组合上可能存在差别,墓葬的年代构成也并不单一,而随葬不同组合的陶器还可能与文化习俗有关;另外,汉代合葬墓中还存在可能是两名男性合葬的特殊情况.     

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以20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

对20世纪初期即苏区革命前赣闽边农村民间传统借贷的状况、运作及其与社会经济关系的重新考察表明,当地的农村民间借贷关系不仅具有普遍性,利息也不是学术界长期所认定的那么高,而且它对当地农村社会经济运行与发展具有不可或缺性,其具体的运作则具有很强的市场趋向性。同时,边区民间传统借贷的负面作用也是明显的。民间借贷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而是政府如何加以规制与调控的问题。     

近30年来的汉代民间信仰研究

民间信仰是近年来学术界比较热门的研究课题,但关于汉代民间信仰的研究成果却相对较少,这其中既有史料匮乏的原因,更与理论指导的缺位有关。近30年来文史学界在此领域的研究涉及民间信仰的主要对象、西王母信仰、伏羲女娲信仰、巫信仰、神仙信仰、民间佛教信仰和道教信仰等问题。以往的研究固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亦存在不足。今后要加强对汉代民间信仰的综合性与系统性研究,尤其要深化对地域性神灵及其文化功能的研究,也要合理借鉴多学科的相关理论与方法,使得我们对汉代民间信仰的研究不仅要知其然,更要在深度分析的基础上知其所以然。     

“蜕世”与“飞升”:汉画像石中的民间宗教信仰研究

本文通过考察汉代画像中"祠主受祭图"和"升仙图",来探讨宗教思想的形成与变化过程,同时从"蜕世"到"飞升"的向往与构建来简要揭示汉代早期民间信仰的生死观的变迁,以及这种观念作为象征符号被赋予在汉代墓葬画像中,显示出人们对于早期宗教思想有着强烈的信仰和认知感。     

潮汕民间亲属称谓习俗及流变原因

中华传统文化以伦理道德型而著称。伦理纲常深透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家庭等等各个领域,亲属之间的相互称谓也有充分的体现。潮汕是中国的潮汕。潮汕先民的主体是古代中原移民。潮汕人在继承、保留中原汉民族民间亲属称谓习俗的同时,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又创造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民间亲属称谓习俗。随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发展,潮汕民间亲属称谓习俗不可避免地与其他习俗一样发生了流变。本文试在考察潮汕民间亲属称谓习俗的基础上,     

16—18世纪中国的民间借贷风险

<正>李洵认为：“公元16世纪前后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这场世界性的变化中,中国历史的所有值得研究的问题,集中在16—18世纪这200多年中”(《李洵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页)。16—18世纪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经济、思想和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就当时民间借贷的发展而言,契合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不同主体的借贷需求,促进了白银等货币的流通。但是,由于民间借贷关系的复杂性,高利贷的盘剥,     

贷款基金的设立与中世纪牛津大学师生的抵押借贷

贷款基金由牛津大学于1240年首创,是中世纪英格兰大学所特有的一种具有慈善性质的免息助学贷款基金。至16世纪中期,教俗各界人士在牛津大学共捐资建立了22个贷款基金,资金总额约1880镑。大学为每个基金制定了管理条例,并选举专门的管理和审计人员对之进行日常管理和监管。管理者既依照条例为符合条件的师生、大学及其书院等提供额度不等的免息抵押贷款,也在运作过程中通过"多人联合抵押借贷"、"连续抵押借贷"等灵活变通的方式让大学及其各机构与成员获得急需的贷款。贷款基金制的出现源于中世纪大学师生的"普遍贫困"与大学自身资金的匮乏,而西欧社会的捐资助学风尚则使之得以落地开花。贷款基金的设立促进了中世纪英格兰大学的持续发展。     

简析我国民间借贷中的问题及其法律规制

面对如今面间借贷纠纷的多发,要调整其混乱的局面,新的法律规制及制度的激励与引导成为解决其问题的基本出路,采用自然演进与建构相结合、一般规范与分类规范相结合的多层次立法体系来进行民间借贷的立法,针对我国特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结合传统的中国古代民间借贷行为及自有文化,分析当前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和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目前情况,尽快研究制定符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法律制度已成为当务之急。     

他者镜像中的中国近代民间礼俗——法国传教士禄是遒对中国婚丧、岁时风俗的书写与研究

近代来华传教士用他者的眼光打量中国社会,在其作品里勾勒出一幅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图景。禄是遒的《中国民间崇拜》是一部较全面描述中国区域民间信仰风俗的巨著,为后世学者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民间信仰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其中《婚丧习俗》《岁时习俗》两卷通过文字和图片详细记载了中国民间社会的婚丧习俗与岁时节日,不少表述已经触及中国民间社会观念的核心特征,并从"异域"的视角出发进行了简单却不失水准的分析,为研究近代中国婚丧岁时文化保留了大量具有学术价值的资料;同时,这些记载中折射出的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矛盾与冲突,为理解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想象与建构提供了参考文本。     

革命策略与传统制约: 中共民间借贷政策新解

1937-1949年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民间借贷政策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新债旧债一律减息;旧债继续减息,新债利率自由;废除封建旧债,新债利率继续自由。中共革命策略的实施减轻乃至废除了长期压在农民身上的债务负担,同时也由于惯行力量的约束,造成了农民的借贷困难。1942年中共采取新债利率自由议定的温和措施,借贷政策由此具有了革命、妥协与调和的多面性。但革命的一面总是处于压倒之势,农民借不到债的现象一直存在。这体现了革命策略与承继传统的内在矛盾和困难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