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具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民具",是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用具的统称,是特指民俗学物质文化的新学术概念.在现代社会学科意义上,民具概念的提出者与相关理论研究的先行者,当首推日本学者.但在不同国家、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里,这一概念的运用或许有所不同.我国在物质文化研究领域里,习惯用"民族民俗文物"来涵盖所谓"民具".近几年来,则开始使用"物质文化遗产"或"有形文化遗产".但这些概念及其范畴,既互有交叉,又各有侧重.     

物质关系和物质文化的四层结构

在物质文化研究领域,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或强调物质文化的本体形态、结构和功能,或强调物质文化背后的"语法规则",或强调物质文化的传承……各有自己的学科追求和研究旨趣,各自展开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学发展出了以马塞尔·莫斯为代表的"总体呈现"理论,民俗学发展出了以迈克尔·欧文·琼斯为代表的"物质行为"理论。前者强调物的社会性,后者强调物的文化性、传承性和对人的关注。"物质关系"借鉴两理论的优长,视物为人类实践的中心环节,并将其置于由自然生态、物、人、社会所构成的有机系统中讨论,以此展开人和文化的整体研究。而"物质文化的四层结构"则是在"物质关系"理念下,提出的作为物或物学研究之基础——物质文化民族(俗)志考察和撰写的基本框架。     

借鉴方志学 构建年鉴学——初论构建中国年鉴学学科理论体系与学科结构体系

2004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充分表明我们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和殷切希望。《意见》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学术性、指导性和前瞻性,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纲领性文件。《意见》指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为此"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和应用对策研究",要重点"扶持对学科创新发展起关键性的研究项目"。按照中央文件的这些精神,本文提出并阐述"借鉴方志学,构建年鉴学"的学科构建思路。年鉴文化作品虽为国外引进的舶来品,而在中国的传播编纂出版应用已有几百年的悠久历史。地方志文化与年鉴文化同属于历史学范畴,二者的概念、社会功能等本质属性多有相似相同。因此,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将地方综合年鉴与地方志合为一体,同属于地方志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编修与应用年鉴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年鉴界发出构建中国特色年鉴学的呼声甚高,并正在积极推进且取得基础性成果。遵循史、志、鉴学科相同的规律与特点,本文提出并阐述"借鉴方志学,构建年鉴学"的学科构建思路。第一、本文构建大型地方志文化学术专著《中国现代方志学》的学术思路与方式方法,并且结合年鉴文化的具体内容,提出并阐述设置"中国特色年鉴学三理论",即中国特色年鉴学政治理论、中国特色年鉴学基础理论、中国特色年鉴学应用理论。第二、按照"中国特色年鉴学三理论"形成一个学科系统并设置三个二级学,即中国特色年鉴政治学、中国特色年鉴基础学、中国特色年鉴应用学,构建中国特色年鉴学学科理论体系与学科结构体系。第三、在此基础上,提出阐述编纂大型年鉴文化学术专著《中国特色年鉴学》及其编撰框架设计。本文力求"博采众人之长,树一家之说",形成一门中国特色年鉴文化较为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形成一门中国特色年鉴文化新学说,形成一门中国特色年鉴学新学术流派。抛砖引玉",一花引来万花开",希望有更多的年鉴界专家学者积极参与中国特色年鉴学的讨论研究与构建,希望中国版协年鉴工委将此项工程领导好组织好,中国特色年鉴学的构建成功将指日可待。年鉴文化研究是世界性事业,我们应该学习与借鉴外国优秀年鉴的编纂与应用做法,从世界眼光将中国特色年鉴打造成为具有世界水准的文化作品,积极推进中国从世界年鉴大国向世界年鉴强国迈进。     

饶宗颐关于复兴中华民族文化的思想研究

饶宗颐先生治学广博,文、艺、学皆擅,在中华文化乃至域外文化诸多领域均卓有建树,为国内外学界所共仰。他毕生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华文化,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念兹在兹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饶宗颐主张之"华学",即"知己功夫、反求诸己"的传统中华文化之学,他认为现今国人应找回中华传统文化的真义,重塑民族文化自信心。研究"华学",必须具备史学的关联主义,故首倡"三重证据法"、"五重证据法"等方法。饶宗颐更提倡"新经学",即中国古典学在新时代的复兴,希望建立一套全面而系统地代表中华民族文化和思想、感情传统的"圣经",为当代中华文化发展奠定精神基础。为此,学者可以先成专家,然后再追慕会通,以终成"通人"为目标。     

学术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清初程朱理学研究》读后

正百余年来,有关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从大处分,至少有三种研究路向:其一为"研究之研究",对过去的学术作必要的回顾;其二为"思想史的研究",侧重书写思想和信仰世界的存在,甚至以思想史"代替"学术史;其三为"社会史的研究",将学术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放到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及一般精神生活的过程中去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朱昌荣集十余年之功,出版了《清初程朱理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以下简称《研究》),在反思理学学     

广府人

岭南包含汉族三大民系文化：广府民系、潮汕民系和客家民系。数十年来对潮汕民系和客家民系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致使创立有“潮学”、“客家学”之先例。而对广府民系的研究却停留在分散的、未有系统的层面上,这与广府文化在岭南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很不相称。因此,本刊特约著名文史专家陈泽泓教授就本专题进行策划组稿加以探讨,     

清代“三礼”学复兴的原因

"三礼"之学是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中国后世政治制度、社会思想、文化传统、伦理观念影响很大。"三礼"之学在清初兴起,后大盛于乾嘉。本文认为清代"三礼"学的兴起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即社会政治环境使然和学术发展整体氛围影响。     

“开明专制”思想的先导——论邵作舟极具特色的政治改革思想

洋务运动时期,新派的改革要求多在经济、军事、教育方面学习西方,创办洋务新政,争取富强。邵作舟独树一帜,力主以政治改革为本。认为一国历史文化造就了一国之民性,民性是国家制度的基础;中西民性不同,中西制度必然不同;"开明专制"可使中国迅速崛起。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而言,中西方各有其"势",即各有其发展动力,西方之势在民,中国之势在君。他主张加强君权,同时吸收西方民主因素,以民意为基础进行决策,实即建立开明专制。这些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钱穆对"宋学"的现代诠释

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脉络和历史演进中,钱穆先生最为认同、推重"宋学",并在自己的众多著述与讲演中论涉了宋学问题,对宋代学术文化作了广博而精微的研究.探求和考察钱穆之所以推重、认同宋学的原因及其对宋学的现代诠释,不仅可以进一步深入钱穆的思想世界,且对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的更新与重建之思考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综合钱穆的论说与诠释,他所念兹在兹的宋学,其意涵可以概括为五大要点,即:融释归儒的宋学血脉,开创近代的宋学地位,明体达用的宋学精神,综汇贯通的宋学气象,天人合一的宋学境界.     

“民俗学的学术资源再认识:哲学之根与他山之石”会议综述

<正>2014年10月22日,"民俗学的学术资源再认识:哲学之根与他山之石"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举行。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联合大学、辽宁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单位的十余位学者及在京民俗学专业部分学生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的主题为"中国民俗学理论资源的再认识",与会学者分别从中国民     

余英时对“宋学”的现代诠释

在中国学术的发展脉络和文化传统的历史演进中,余英时尤其推重"宋学",并对"宋学"作了广博而精微的研究。综合余英时的著述与论说,他对"宋学"的现代诠释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与精神,即:援释入儒的文化贡献,"内圣外王连续"的儒学理想,"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精神,实证与诠释结合的经学方法,"朱陆之争"的思想线索。     

《明儒学案》文本研究和校点整理——访朱鸿林教授

《明儒学案》是一部"学案"体的学术史专著,以阳明学说为主系统总结和记述有明一代学术思想发展及其流派,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近百年来,《明儒学案》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近年来,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华学系的朱鸿林教授用史源学的方法,致力于"重建文本",主持"重建明代儒学研究之文本基础——《明儒学案》新点校本研纂",推出了一系列的成果,本刊就此访了朱鸿林教授。     

孙机著《中国古代物质文化》读后

<正>以文物古迹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物质文化史研究,历来是历史研究领域的重点和难点,它要求研究者在大量占有文物考古、历史文献资料的同时,还要有相当的科学技术素养,这样的学术门槛不是每一位学者都能随意跨过的。故此,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数量并不是很多,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著就更少。孙机新著《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华书局,2014年7月,以下简称《物质文化》)一书,利用他多年的学术积累和扎实的科学考证,以其客观明确、充满民族自     

潘斌《二十世纪中国三礼学史》评介

正在中国古代,"三礼"学既有学术意义,又有治术意义。"三礼"学受到了历代统治者和学者的普遍重视,在中国文化中扮演了基础伦理和制度资源的角色。在20世纪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之下,"三礼"研究取得了哪些成就?发挥了哪些文化功能?又是如何发挥其文化功能?此外,20世纪的学者在从事"三礼"研究时所持有的理论前提、研究视界和研究方法,又突显出什么样的学术研究取向?这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潘斌副教授新著《二十世纪中国三礼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     

个人生活史:一种民俗学研究路径的讨论与分析

"个人生活史"是一种目前被诸人文社会科学广泛应用的研究路径与方法。对民俗学来说,每一个人都是"民俗"之"民",都是生活文化的承载者。而作为社会化与社会关系中的人,每个人又都是一面"镜子",可从其身上映现出社会万象与人生百态。这就为民俗学的个人生活史研究提供了合法性与可行性。而从操作性角度来看,应对俗民个体生命历程及其生活"语境"做多方位的深入访谈、参与观察与多方面了解,对其生活中的标志性特征进行呈现,然后在此基础上反映其背后的整体社会生活文化。个人生活史研究,关注俗民主体的身体性与思想感受,以"民"带"俗"、还"俗"于"民",可避免传统以"俗"带"民"研究路径带来的一些不足与弊端。     

西方逻辑学传入过程中“辨学”与“辩学”概念的演变

在明末清初西方逻辑学首次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辩学"和"辨学"被用于指称演绎逻辑或其部分内容,存在等同关系。逻辑学于晚清再次传入时被正式译作"辨学",意为辨析论说之学。在此之后,"辨学"作为logic的译名被"名学"、"论理学"取代,但这一概念在"西学中源"、"据西释中"的历史背景下开始包含有论辩之意,直至被与指称"中国逻辑"的"辩学"等同起来。"辨学"与"辩学"两概念之所以被等同,既有古代汉语两字通用、清末译名未能统一而以"辨学"翻译logic影响有限的因素,一定程度上也源于推动逻辑学传入和论证中国逻辑乃至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需要。     

政和县东皋书院和东平义学

<正>书院是我国古代读书、讲学之所,由来久矣。书院的兴起,既是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基地,更是士人相聚论道、结为学术派系的场所,对后世学术思想的传播和承传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和是闽北边陲山区小县,古时交通闭塞,地广人稀,"山谷阻险,民罕十连之聚"。然而,就是这个"僻居山陬"的"下邑",却素称"文献之地",自古就有"先贤过化之乡"称誉,其原因就在于宋代大     

试论晚清诸子学的兴起

明清之际,诸子学已经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出现了萌发的迹象。晚清时期,随着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诸子学的复兴成为不可逆转之势。维新运动兴起之前,部分耆学宿儒承清初诸子学复萌之余绪,本着乾嘉汉学的研究路数,初步性地开展关于诸子学的研究,对于诸子典籍的校勘、辑佚、考证、注释,侧重于技术性的整理,为诸子学在晚清的兴起付出了积极的努力。戊戌维新思潮兴起以后,新派知识分子开始关注诸子学,使诸子学的研究在新的文化背景下开展起来。新派学者破除了“独尊儒术”的藩篱,扩大了学术眼界,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振兴祖国民族文化和探讨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上面,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见解,为民国年间中国现代学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文化史学在近代中国的兴起

20世纪上半期,文化史学在中国的兴起经历了三个阶段。世纪之初,梁启超等掀起"史界革命",传播文明史观念,初步回答了什么是文明史。20年代,在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梁启超等引进西方科学方法,回答的是如何研究文化史。30、40年代,柳诒徵、陈登原、陈安仁、钱穆等撰写的综合性文化史著作正式出版,实现了理论方法与学术实践的结合,形成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中国的文化史学由激切地引进异质的西方理论,到消化、吸收、结果,代表了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重要一脉。     

对“中国边疆研究”概念的认识与界定——兼谈“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之建构

"中国边疆学"是对中国古今边疆为核心的诸问题予以系统性研究形成的学术领域或范畴,扩而伸展亦可谓之学科体系。将其作为特定对象进行研究,从边疆维度认识和理解中国古今历史及呈现出居于世界东方之文明体的衍化与特点,具有其他维度不可替代又不可或缺的作用和价值。当下的"中国边疆学"的展开固然有思酌的现世性变量,然而这一研究对象内存的学术价值更是其成为体系予以关注的逻辑延展。这构成了文章对"中国边疆学"概念、界定与学科体系思考的着眼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