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林外”到大房：鄱阳湖区张氏谱系的建构及其“渔民化”结局——兼论民国地方史料的有效性及“短时段”分析问题

本文结合20世纪中期以来鄱阳湖区渔业生产环境和秩序的剧变及渔业资源争夺问题,解读由一位渔民精英保存并继续"生产"的一批民间文献,重点探讨两修《张氏宗谱》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原因。"四林"张氏在道光年间拟制出源远流长的谱系,且以诗书传家人才辈出自诩。到1946年修谱时才有条件地把"三张"渔民世系收为大房,折射出光复之后地方家族势力的新举措,并可能借此为选举县参议员拉票。1988年再次修谱,"三张"渔民成为倡导者和骨干,并将捕捞区域图附入新谱,借此反映渔民的焦虑和利益诉求,张氏宗谱明显"渔民化"。由此反映民间文献也有其不断"生产"和更新的过程,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化更为频繁,故宜作"短时段"划分,对民国地方史料作更确切的把握和解释。     

渔民上岸

2020年1月1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进入常年禁捕新时期,约11万条渔船、28万渔民告别“水上漂”的生活,退捕上岸谋求新生。渔民的渔船被拆解后,政府绐予6万元到10万元不等的补偿。有渔民说:“刚开始也会有不适应,但禁捕是为了保护长江生态,为了子孙后代,我们总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只要不好吃懒做,岸上的生活一定更美好。”这些天,渔民们渐渐聚集在江边,开始交船上岸。     

莫兰蒂的考验——鼓浪屿台风灾害防御体系评析

近百年来破坏力最大的莫兰蒂台风,尽管给鼓浪屿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但鼓浪屿对重大自然灾害的防御和应对能力,在这次严峻的考验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不仅体现出厦门市和鼓浪屿所建立的台风灾害防御体系完善有效,遗产地的管理者在灾害应对中对社区民生和遗产保护的共同关注,以及灾前、灾中、灾后科学有效的组织策略和实施能力,也体现在社区民众和各方利益相关者在其中的卓越贡献。     

20世纪50年代中国渔民行政区置废初探

20世纪50年代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行政区划调整,以发动渔民进行民主改革为目的而在中南地区、华东地区设置的诸多渔民行政区即属此类。渔民行政区又名水上行政区,正式定名于1952年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渔民工作的指示》中。在相关城市设立市辖区"水上区",在沿湖地带"按湖设治",在沿海地带以港口为中心设立渔民县、渔民区、渔民乡。本文对"水上区"和渔民县进行了政区置废的过程复原。按湖设治的洪湖县、微山县和洪泽县,沿海地带因港设治的洞头县、定海县、岱山县、普陀县、嵊泗县、珠海县得以延续至今,震泽县、雷东县、石岛县、大衢县、舟山县已被撤销。渔民行政区的置废是行政区划改革的有益尝试。     

论福建沿海渔民的海神信仰

"以海为田"的福建沿海渔民在长期渔业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的海神信仰体系及与此相关的民俗,其海神信仰与祭祀具有区域性、功利性和诸神合祀等特征。通过参与祭祀海神的民俗活动,渔民们获得某种心理安慰,增强与大海搏斗的信心与勇气,体现了福建渔民与大自然抗争的顽强拼搏精神。闽台两地的海神信仰一脉同根、一本同源,是海峡两岸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精神纽带,从文化认同方面对地区的稳定和祖国的和平统一具有深远意义。     

九姓渔民来源探析

九姓渔民是世代浮居于江河船上的一种社会人群,关于其来源,始终是一个不解之谜。本文首先介绍九姓渔民来源的主要传说记载,指出其不可靠性,然后利用文献史料及先行研究,澄清九姓渔民的一些基本问题,并结合民族学的方法,在对九姓渔民与疍民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九姓渔民源于历史上的疍民这一观点。     

“离海”渔民的社会保障对策研究

渔业环境的变化使渔民这个群体发生了独特的身份变迁,渔民群体开始出现职业分化,被迫远离海洋的渔民,在生活、自我实现等各方面的压力下,艰辛的谋求新的职业,针对渔民全体生活的现状,政府应积极推行相应政策来保障这个“弱势群体”的利益。     

“离海”渔民的社会保障对策研究

渔业环境的变化使渔民这个群体发生了独特的身份变迁,渔民群体开始出现职业分化,被迫远离海洋的渔民,在生活、自我实现等各方面的压力下,艰辛的谋求新的职业,针对渔民全体生活的现状,政府应积极推行相应政策来保障这个＂弱势群体＂的利益。     

近代苏南渔民贫困原因探究

随着苏南社会近代化进程的加快,苏南渔民生活水平却并未有任何提高,甚至比封建社会时期还要贫困。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渔民渔业权的丧失,封建势力的盘剥,外来势力的掠夺和进行水产品倾销以及市场失灵等是主要原因。探究近代苏南渔民贫困的社会根源,对于如何改善弱势群体的民生或有一些启发。     

从“籍民入所”到“以舟系人”:明清华南沿海渔民管理机制的演变

明初至清中叶,国家管理沿海渔民的方式从移植针对内地定居农民的户籍身份管理,转变为根据濒海人群生计特质,通过船只来掌控流动的人。明初设河泊所登记渔民并征收渔课。地方官府为解决亏欠问题,默许濒海豪强以承揽渔课为条件圈占海界,构成晚明华南沿海军事化的基础之一。为应对寇盗、取消包纳且有效征收,闽粤官员探索出围绕濒海人群流动性的凭借——船只进行管控的新方法,如以船只或港澳为中心编制保甲、对渔船课税。清廷继承"以港澳控制船只,以船只约束渔民"的思路,完善樑头制度以实现治安和征税。局势趋稳后,则侧重点从治安向税收转移。以舟系人与滩涂经界相结合,构成清朝对濒海人群和海洋管理的基本策略,建构了18世纪以降沿海社会秩序。     

从“敬神”到“祭祖”:微山湖湖区渔民宗族文化的建构

明清以来,生活和生产环境的差异使得微山湖湖区渔民形成并传承着与陆居农民截然不同的风俗习惯和信仰系统。20世纪70年代以后,渔民上岸聚居,在水上时期并不凸显的宗族文化遂开始冒头。作为渔民精神文化的核心内容,"老祖"从祖先的总称发展为涵盖了祖先和各类神灵的庞杂信仰体系,其中的宗族因素从被隐含到逐渐被凸显,与渔民从水上到陆上的迁移有关键联系。五年或十年一次的"敬神"仪式从改名开始,被渔民们建构为自己的宗族文化,宗族因素渐渐从原本统合在一起的因生产方式形成的敬神活动中独立出来,续家谱仪式也从祭祖与敬神的统一转变为单纯为了续谱和祭祖而举办,这满足了渔民不同于陆居农民的那种对群体历史感和归属感的格外迫切而深刻的追求。     

太湖渔民夏禹信仰的由来

太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泊之一,渔业历史悠久。在太湖渔民众多的崇拜偶象中,夏禹具有特殊的意义,被视为至高无上的保护神。建有禹庙的平台山,旧时每年正月、清明定期举办禹王庙会,祈求平安、丰收。除了太湖渔民,还有上海、浙北等地的渔民来赶会。     

从香火戏到赞神歌——近代太湖渔民仪式文艺的嬗变

香火戏普遍流行于洪泽湖、微山湖两地渔民的日常生活中。清代后期江南地区受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人口锐减,加上北方黄河泛滥,水灾连年,大量苏北渔民沿大运河迁入太湖流域,带来了香火戏。古代吴地巫风盛行,在太湖流域形成了较多的仪式剧与劝善类讲唱,它们广受江南土著的青睐。南北渔民的混居,使得江南地区的神歌取代了北方香火戏的"唐六本",形成了近代太湖渔民独特的香火戏变种——赞神歌。对太湖渔民的赞神歌源流、曲艺变迁、仪式文本等进行多角度解析,是进一步研究太湖流域渔民文艺的重要途径,借此可一窥南北水上居民文化的融合与冲突。     

江苏赣榆县小口村渔民婚俗调查

正一、小口村简介江苏省有海岸线956公里。沿线上生活着大量以海洋捕捞为业的渔民,尽管他们共同从事海洋渔业生产,但他们的渔民风俗有着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小口村地处连云港市赣榆区海头镇的东部,北与海头镇政府驻地接壤,东临黄海,南靠龙石河入海口的朱蓬渔港,西靠204国道,是一个靠海、临港、渔业资源丰富     

20世纪澳门渔民若干问题研究

据史学家考证,中国东南沿海的渔民被称为“疍家人”,建国后通称为“水上居民”。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蛋家人”主要分布在福州闽江口、九龙江、闽江水系、广东、广西的珠江水系,广东东部的韩江水系,广东、广西、福建和海南等地区的滨海大城。澳门处于广东的珠江水系领域,自澳门开埠以来,她就逐渐成为中国东南沿海渔民的集散地。随着澳门渔业的发展,澳门渔民人数逐年增加,澳门也逐渐成为中国华南地区重要的渔港之一,特别是在20世纪初叶至抗战争爆发前,澳门是众所公认的与广东的阳江和汕头齐名的东南沿海的重要渔港。     

渔民的南澳岛

南澳岛的海水不仅吸引了这些孩子们,同样吸引了向往自然的外地人。但外来的一切正慢慢地改变着这个原本宁静的海岛以及岛上渔民们的生活。     

澳门渔民与鱼栏之关系探析

澳门渔民在渔业经济活动中,与作为渔获代理商的鱼栏结成了十分密切的经济关系。渔民与鱼栏之间的关系源远流长,并且经历了一个由不平等到平等的过程。渔民资本不足,购置渔船、捕鱼器具及修船费用皆需从鱼栏贷款,称为“栏信”。但在抗战之前这种借贷通常要付出极大的代价。鱼栏与渔民之间通过借贷形成一种难以脱离的依附关系,该渔船必须永远将所得渔获交与该渔栏出售,鱼价、佣金等均由东家鱼栏操纵。     

渔民的南澳岛

南澳岛的海水不仅吸引了这些孩子们,同样吸引了向往自然的外地人。但外来的一切正慢慢地改变着这个原本宁静的海岛以及岛上渔民们的生活。[编者按]     

渔民春节祭祖与宗族聚合——以鲁南微山湖区为中心

陆居三十多年来,鲁南微山湖地区的渔民至今仍保留着独特的春节祭祖习俗。整个祭祖仪式以个体家庭为单位,从腊月二十二一直持续到大年初一,由送老祖、接老祖和辞年等仪式构成,是渔民一年中最重要的活动。春节祭祖仪式体现了渔民独特的老祖信仰,这一信仰不仅对渔民起着心理安慰的作用,同时还凸显了渔民的宗族特征,而春节祭祖仪式也成为宗族建设及聚合宗族关系的有效手段。     

论农村应对自然灾害问题的能力

我国是世界各国中自然灾害频发且多发的国家之一,各种大灾害给我国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作为农村人口众多的国家,自然灾害的发生,显然我国农村是主要的受害体。为了使自然灾害的损失降低到最小化,本文重点从农村对自然灾害认识、预防及其应对和处理的角度,来探讨在我国这样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我国农村在应对自然灾害防治、救助中,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农民自身的积极作用来应对各种灾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