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与“层累造成古史说”的提出

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20年代古史真伪辩论时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二文为主;二是1930年代在确定了以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的古史观为学术目标,转向了历史地理学研究之后创作的《鲧禹的传说》。顾颉刚不仅发掘了神话传说的材料,在大禹研究中还涉及神话与历史、神话与宗教、神话与民族的关系三个方面的神话学探讨。由于"层累说"的提出与禹的研究密切相关,故反思作为理论方法的"层累说",对认识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尤为重要。     

毕达哥拉斯:从人到神的演变——“古史层累”现象的西方个案探究

顾颉刚创立的“古史层累说”理论具有普遍适用性,不仅适用于中国古史研究,也适用于其他地区古代史的研究。本文以“古史层累说”的理论为指导,分析毕达哥拉斯从人到神的演变过程以及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背后原因,进而通过这个具体个案的研究,来论证顾颉刚“古史层累说”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意义。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论命题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说的内涵不仅仅局限于史料学的层面,它的现代性似乎主要体现在顾颉刚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尤其是其不确定性的看法上或对历史知识的谦卑的态度上。搁置历史本体、着重于古史知识形成过程的“层累构成说”标明了顾颉刚经验主义的知识立场。而在普遍的知识论意义上,从怀疑古史记录到怀疑全部历史记录,顾颉刚事实上已经触及了历史知识的一般性质与“神话”的性质的关系问题。     

论顾颉刚的史料学思想

顾颉刚在古史研究领域的成就与他对史料的深刻认识有着重要关系。他把考辨史料作为古史研究的基础工作 ,认为实物材料、文献记载和传说都是古史研究的史料 ,提出实物材料与文献记载材料可以互证 ,应合理地运用伪材料等。正是运用了传说史料 ,他敢于对旧古史系统提出大胆质疑。他还强调指出史料的整理和考辨是运用唯物史观从事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顾颉刚古史观念探微

<正>自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说，引发古史辨，至今已有百年。在百年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发生过很多学术论辩，但如层累说一般引起反响之强烈、争议之持久、影响之深远者，则屈指可数。学界围绕层累说、古史辨的诸多讨论，不乏深刻见解，但对顾颉刚的古史观念也存在一些误解。因此，本文拟就其中几个基本问题，略陈管见，不足之处，请方家指正。     

西方汉学与“古史辨运动”

中国近代学术与西方汉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学缘关系。以"层累说"为中心理论的"古史辨运动"即是一个绝佳的例证。在"古史辨运动"发生之际,胡适、顾颉刚提出的"东周以上无史论"即是从美国学者迈尔与德国汉学家夏德等人的"疑古"论中得到了一定的启发;而胡、顾二氏继而主张的"商代犹是石器时代的晚期"之论则是直接受到了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时代》的影响。在"古史辨运动"兴起之际,美国汉学家恒慕义对《古史辨》第一册的介绍与评价,无疑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历史或最为诡异的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旨在驳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左传真伪考》,反倒被"疑古派"拿来证明今文家言,以推进"古史辨运动"中关于今古文学问题的讨论。因此,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这一西方汉学与"古史辨运动"之间的学缘关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或是一个极佳之写照。     

1930年前后顾颉刚学术理念的变与不变

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说,致力于打破旧有上古史系统。1930年,发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之文,有的学者据此认为顾颉刚的学术宗旨已经改变,这是不正确的。顾颉刚研讨汉代的政治和历史观念,是他整个古史探研计划的组成部分。顾颉刚一直关注文献中的"古史观念"。他应对考古学及社会史研究的一些进展,而提出学术上各有"分工"之说,在治史活动中做出自我说明和某些调整,但其根本学术理念并未因此改变。我们不应把学术界关注视角的转变,也视为顾颉刚学术理念的转变。     

考辨古史 廓清迷雾——评《古史辨》

顾颉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在古史研究上有卓越的成就,早年就以编著《古史辨》而蜚声史学界。《古史辨》第一卷出版于1926年,虽然离开现在已达半个多世纪,但至今仍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这部书是应该占有相当地位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最近把《古史辨》七卷九册影印出版,并准备续出新编的第八卷,实在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古史辨》是以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为核心而编著的一套古史论文总集。在第一卷中,顾颉刚先生就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他说,这个观点包含了三个意思:     

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思想与胡适的学术影响

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对封建古史观念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批判,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思想,深受胡适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影响.     

顾颉刚与考古学

顾颉刚先生从中国考古学兴起时就非常熟知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并且擅长运用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论证古史辨派的观点,甚至继王国维之后提出了"三重论证"的理论,在此基础上他倡导古史辨派与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应当分工",并以古史辨派的辨伪学研究作为考古学的必备基础,表明古史辨派与考古学的关系尚有其复杂的一面。这种情况一方面导致了古史辨派学者古史研究中的若干缺憾,另一方面由顾颉刚先生所提出的疑难问题亦足以引起考古学界的关注,至今仍不失其一定的积极意义。     

顾颉刚的沿革地理研究与“古史辨”关联发覆

顾颉刚的沿革地理研究与其"古史辨"宗旨一脉相承。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对古代地理问题的征实性考证,并非转向"建设"或"释古"的表现,而是其辨伪视角在历史演进方法基础上的调整,即顾颉刚研究沿革地理,乃是要利用比此前所用思想、观念等历史演进系统,更为客观可靠的古代地理知识为依据,来拆解传统古史说与客观上古史的关联,进一步坐实其战国、秦、汉造伪说。围绕顾颉刚及"古史辨"而出现的诸如"破坏"、"建设"、"疑古"、"释古"等概念,都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不宜仅取其字面意思随意使用。     

今文经学是否促成了层累说?——层累说提出一百周年之际的思考

层累说的现代性争议衬托出其作为转型期理论的魅力。关于层累说的最初批评并不牵连今文经学。“今文经学促成说”始于《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之后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阶段,径直向层累说对托古改制说的借用发难。愈演愈烈的风势逐步殃及层累说的条条立论,学术史与思想史夹击下的清理式阐释似让层累说再难摆脱今文经学的烙印。但现有解释与彼时境况的多重冲突要求重新理解二者关系。以正向叙事回归顾颉刚本身,经由历时的缕述发现层累说提出时期,顾颉刚对今文经学的态度并不像如今认定的那般紧密,托古改制说亦未得其青睐,保持相当程度的疏离才是二者间的真实样态。这一情形有所变化始于层累说提出之后,托古改制说、甚至刘歆造伪说均被用作丰富层累说的借力,顾颉刚也不再吝啬对今文经学的肯定。将今文经学之于层累说的影响由推动性倒置为源头性的行为即由此发生。层累说与今文经学并不同质,它们对何为历史事实的不同判定是分离二者的最佳说明。谈论其关系若以断裂性为前提,或许更能呈现层累说作为现代史学命题的主体性价值。     

顾颉刚与古史辨派

古史辨派是一个在20世纪20年代崛起的、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派别。该派在中国古史(春秋以前的历史)研究方面,以大胆的疑辨精神,运用新的“历史演进的方法”,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假说,推翻了有着整齐序列的诸如“盘古开天”、“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旧的古     

谈历史学对中国上古史的独立研究

正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特别是其中的上古史,近些年以来,都是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很多进展。即便如《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迁也说他"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可谓进行了一些田野调查的工作。宋代以后金石学虽然逐渐成立,但是真正影响到古代文明的标志性成果,仍应以20世纪初罗振玉、王国维用甲骨证殷商史最为成功。1923年,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本,下引《古史辨》都出自该版本)中,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由     

顾颉刚疑古学说百年流播的若干审思

<正>从顾颉刚先生当年发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算起，他的疑古学说至今已经流播百年了。七大册《古史辨》和八集六十二巨册的《顾颉刚全集》含括了顾颉刚在古代历史、现代史学、历史地理、民俗学、古籍整理等多方面的开创性成就，但是最引人关注、引发争议最激烈、产生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他的疑古学说。百年来因顾颉刚疑古学说所生发的各种评价、阐释、研究如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成为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现象级存在。本文仅就笔者一直以来对几个具体问题的审思略作陈述，就教于方家。     

域外汉学与古史辨运动——兼与陈学然先生商榷

民国时期古史辨运动与域外汉学存在一定程度的学术关联。古史研究者早年多受过新式西洋史教育,或在欧美大学接受学术训练,不同程度受过近代史学观念的洗礼,与旧式学者文人不同,信仰“三皇五帝”者自然越来越少。国内古史研究是国际汉学界有关中国古史研究学术链条上的一环,欧洲、日本、中国学界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动。中国学者已注意到理雅格、沙畹、夏德、马伯乐、白鸟库吉、内藤湖南诸氏的疑古论。夏德《中国古代史》对胡适、顾颉刚均有所影响,对古史辨运动的兴起有推波助澜之功。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在民国史坛颇有流传,顾颉刚对其人其事亦有所知,然顾氏疑古论与白鸟之间并不存在学缘关系。有论者认为顾氏疑古思想乃“剽窃”日人陈说,此一指控系牵强附会,并无实证。     

胡适与古史辨派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个影响颇大的资产阶级史学流派。在顾颉刚等人的论著中曾多次谈到过胡适对“古史辨”史学的启迪和指导作用,胡适本人也曾多次谈到过他与古史辨派的密切联系。建国前的许多史学评论家,一般都把胡适与古史辨派视为同一流派。但是,建国后的许多论著,虽然也提到胡适对古史辨史学的影响,但主要是强调两者的“区别”。最近中华书局出版的《顾颉刚先生学述》一书,曾较具体地谈到胡适对顾颉刚的影响,但却以更多的篇幅谈论两人在政治、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上的“区别”。     

抗日战争时期顾颉刚的史学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顾颉刚的史学思想较战前有明显的发展和变化。从重史料转变为辩证地看待史料与史观的关系,由重“求真”到尝试求真与致用二者的结合;打破了在古史研究中只“破坏”的原则,开始整理古史系统;其重视通俗读物的思想也发展到了寻求专门研究和普及学术结合。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使顾颉刚的史学思想更为开阔、丰富和成熟了。     

徐邦达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从顾颉刚“古史辨派”谈起

徐邦达的学术成就在本质上与顾颉刚的"古史辨派"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自20世纪20年代起,史学界在五四反封建思想和西方近代科学观念的推动下,形成了以顾颉刚、胡适等学者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他们充分利用西方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和在中国的考古发掘成果,秉承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以疑古、辨伪为出发点,甄别出大量的伪书、伪史,动摇了有两千年传统的种种圣贤崇拜,廓清了上古史中杜撰附会的层层迷雾,为历史学科许多分支的辨伪工作打通了学术道路。历史学的重要分支—艺术史也面临着甄别古代书画真伪的问题,在此起到重要作用的是以徐邦达、启功、傅熹年等先生为代表的"鉴定学派",他们继承了传统的鉴定方法并借鉴考古学的类型学对中国古代书画展开了大量的、系统的、科学的鉴定,还原了古代书画的作者和可靠年代。笔者通过对比大量的文献实例,证实了徐邦达的研究成果较大地影响着近三十年来的艺术史教科书。     

吕思勉与《古史辨》

以《古史辨》的编著为机缘,吕思勉与顾颉刚、童书业等人建立了长期的学术交往关系。吕思勉尽管参加了《古史辨》的编著工作,但在审查古书、考辨古史的观念和方法上,却有自己的一套独到的见解,透过这些见解,可以看到他与顾颉刚等人古史理论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