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的影响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自身鲜明的精神品格和制度特征。“性善论”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德主刑辅”、“为国以礼”的特色;“民本”思想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因“宽仁慎刑”、“重惜民命”而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特色;“贱商”思想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私法领域呈现出明显的重义轻利的公法文化特色。     

试论西汉法制与其官方哲学之关系

儒学作为封建官方哲学在西汉还处于逐渐形成、不断巩固的阶段,而西汉法制基本格局的奠定则远远早于西汉儒家官方哲学的诞生,这就决定了儒家哲学对西汉法制的影响只能是间接的和局部渗透的。但是,就整个中国封建社会而言,儒家官方哲学对法制的影响则是极为深远的,并且,越到后来,随着儒家学说作为政治统治思想的地位日益巩固,它时封建法制的渗透也越来越深、越来越广。而回过头来,单以“德主刑辅”与封建五刑在西汉立法中没有得到正式确认,亦可看出儒家学说在当时确实尚未成为统治阶级进行立法的根本指导思想。     

略论“清议入律“

“纳礼入律”是两晋南朝法制思想的一个特点,同时,整个这一阶段的立法也存在着一个趋势,那就是礼律合一。这个趋势源起于汉朝。在吸取秦朝统治者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汉武帝认识到了“专任刑罚”的不可施行,而同时董仲舒则向其提出了“德立刑辅”的建议,董仲舒认为     

谈礼

一、礼是什么 礼是什么呢?《说文》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我认为《说文》以礼履二字音同,因用履,即践履来解释礼的本义,是对的,但不全面,不能作为礼这个概念的界说;至说“所以事神致福也”,则是画蛇添足,因为礼之为用,主要是对人的而不是对神的;说“致福”尤陋,殊不似出自“五经无双许叔重”的手笔。     

史前中原地区的宗教崇拜和“礼”的起源

史前中原地区的宗教崇拜和“礼”的起源李禹阶在中国古代，礼是华夏民族及国家的重要文化特征。《大戴礼记·礼三本》：“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说明礼与形而上学的...     

中华文化“礼乐之道”影响下的梨花大鼓艺术

孔子在《论语》中讲到“不学礼,无以立”,荀子也以一句“礼者,人道之极也”道出了“礼”的地位。讲求礼教,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礼”反映在文化中,便体现为形成一套制度式的软性方式传承社会思想,是具有稳定性、公认性、继承性、便宜造作性的文化仪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礼”有着很重要联系的一个说法便是“礼乐教化”。“礼”与“乐”相互配合和融通,形成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基本文化范式。作为中华“礼仪”文化浸润下的“乐”,也必然带有“礼”的特征,形成了梨花大鼓这种艺术的风格。本文从中国文化大背景入手,来分析梨花大鼓这一“乐”中体现的“礼”,以求获得对这一中国传统曲艺形式最“中国味”的解读。     

汉代中小型墓葬的“镜像”世界 以山东滕州南侯庄汉墓群为例

<正>《荀子·礼论》载：“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大意是丧礼是用生前的样子去装饰死者,侍奉死去的人如同他活着的时候,对于生死存亡都按照礼的规定来做。“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这八个字十分精确地概括了中国古代的丧葬文化特征,它以灵魂不死为精神寄托,追求的是对死者生前世界的“镜像”表达,最大程度还原复制生前的物件、场景、血缘关系、精神意志等,为死者打造一个可以继续“享用”的地下世界。     

礼为俗用：功能导向下“礼仪文体”的流变

“礼仪文体”是指在各种国家礼仪和民间礼仪实践中被使用的文体形式。“礼仪文体”因礼仪需要而产生,以服务礼仪实践为根本目的,具有显著的应用性、展演性。明清时期地方家族组织在举行祭礼时,多选择使用《仪礼》《家礼》等儒家礼仪经典“请神来享”的祝文。20世纪80年代以降家族重建,其祭礼所用祭文虽然也重视文体传统继承,但文本内容呈现出多元叙事特征,而展演形式亦具有与时俱进特色。从礼与俗的关系视角看,民众运用“礼仪文体”,既受到礼仪传统框约,又基于现实需求而予以调适,已经形成了新的礼俗表现形式,可视为中国历史上“礼为俗用”传统的当代延续。     

论董仲舒天人宇宙图式对中国封建社会传统道德的影响

董仲舒是我国西汉时期著名的儒学家、思想家、哲学家。他将汉代以前的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思想继承和发扬,形成新的汉代儒学体系,这也是董仲舒的天人宇宙图式。它将天地人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其特殊的“三纲五常”道德哲学原理、德主刑辅的封建法律秩序,对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道德思想影响深远。     

略论中国传统法律思想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史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文化,研究中国法律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可以看到封建礼教是中国法律思想健康发展的桎梏,德主刑辅是中国法律思想的主旋律,从而说明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律思想的重要性。     

从新出甲骨金文考述晚商射礼

射礼是按照一定的规程所举行的弓矢竞技行事,通常认为属于周代的礼制。然据近出甲骨文金文材料确知,逐渐脱离宗教权威支撑而用来体现贵族子弟矢射技能高下的射礼,早在晚商就已经流行,周代不过是继承而有所革替而已。晚商射礼,是商王暨各方贵族阶层成员参预的弓矢竞射札,通常习射于水泽原野处,泽畔建有与习射相关的建筑设施,又连天累日举行,以“(?)弓”、“迟弓”、“疾弓”三射作为竞技规则,注重用弓暨弓法,视射获猎物无废矢进行颁功贶赐,射后有享祭先祖之礼。周代射礼,实当源自殷礼。     

礼与俗的社会伦理基础：以传统祭礼为中心的讨论

在中国社会历史上，礼与俗同根同源，在共同的发展演进中生成了“伦理理性”的核心价值。这种伦理理性受到儒家对人性之自然的认识的强化，深刻影响了后世社会中礼与俗的实践形式。考察传统祭礼，从礼学思想的大传统出发阐述礼俗关系，不仅是对学界近年来参与“礼俗互动”讨论的回应与拓展，亦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中国社会的总体性认知。     

《五礼通考·宾礼》校读

《五礼通考·宾礼》校读折辅民清礼部侍郎秦蕙田所修《五礼通考》是一部礼书。该书按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五个门类，列举历代礼书中的资料以及其他材料，分述中国古代礼仪制度，说明其沿革，广征博引，论述精当，是研究和考察中国古代礼仪的重要参考文献，此书后...     

政治改革的突破口

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最大的意义是脱离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空想礼会主义道路,逐步汇入世界主流文明,按国内生产总值计,2007年,中国成为世界第四经济大国,实现了毛泽东倾全国之力而没有实现的超英的梦想。     

明朝人的礼观念及其行为实践北大核心CSSCI

传统中国之礼,或曰起源于“戏”,或曰起源于宗教祭祀。礼一旦确立,既是一种道德规范,又是一种社会秩序。时至明代,因社会变迁而引发明代的礼观念发生了诸多变化,进而影响了明朝人的行为实践。在礼与情的关系上,明朝人提出基于人生、人情之上的新见,实现了从“以礼为情”向“礼由情生”的转向;借助于对“礼”与“非礼之礼”的辨析,将礼定义为内心的自觉;无论是朝廷行政,还是学者所论,礼与法无不有趋于合流之势;在礼与俗的关系上,则是礼通过简易化、通俗化的历程而渗透到地方社会的治理实践之中。明末清初,士大夫开始致力于礼教秩序的重建,礼观随之趋于中庸化。     

北魏平城佛教造像与儒学中“礼”的关系——以美术考古重新解读

美术考古作为考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学科的提出是以美术相关作品和历史语境来认识历史、解读文化与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以期深入了解历史中的社会文化现象。中国古代社会崇尚“礼”,在礼制的影响下展现出了不同时期的文化交融与精神风貌。北魏是佛教初传入中国并尝试融入中国社会的关键时期,佛教作为一种源自域外且带有明显域外特征和文化的信仰,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深受当时魏晋南北朝广为流传的儒学的影响。同时,佛教造像的衍变和发展也受到“礼”的约束。文章试图从佛教传入中国后,传播过程中为保持其信仰的独立性和优先性,在与汉文化中“礼”的矛盾性处境中从造像方面衍化这一内容出发,浅析佛教造像的样式风格、题材与审美意象的衍变。     

清代外国使臣觐见礼节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与各国的交往,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素重文明礼仪,向有“礼仪之邦”的美称。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积历代封建礼仪典制之大成,详订了吉、嘉、军、宾、凶五礼之秩序。凡外国使臣来朝,均以宾礼相待。《清史稿》卷九一载:“无论属国、与国,要之,来者皆宾也。我为主人,凡所以将事,皆宾礼也。”     

“待字闺中”与“结发夫妻”

古代中国在男孩二十岁、女孩十五岁时要举行“冠礼”和“笄礼”。所谓“冠”,就是把头发盘到头顶,先从根部束住,盘成髻然后加冠以固定。“笄”则用“笄”     

传统礼学的现代阐释--读《〈仪礼·丧服〉考论》

古代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礼”是我国古代社会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礼”的文化,中国政治就是“礼”的政治,中国历史就是“礼”的历史。传统礼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而以现代学术视角对传统礼学进行探讨研究则是清理文化遗产、弘扬传统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丁鼎博士的新著《〈仪礼·丧服〉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7月)就是一部对传统礼学进行现代阐释的成功之作。     

“笑纳”并非笑着纳

中国自古就号称礼仪之邦，说话讲究一个“礼”字。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逐渐远离了繁文缛节，一些文明礼貌用语也渐渐在我们的生活中隐去，但偶尔看到和听到的却常常是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