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发展的观点看待四项基本原则:任仲夷访谈录

近接广州来信，说任仲夷老４月２９日又有新作在《南方日报》发表，题为《再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谈的是老问题，读来却很有新意。今年８６岁高龄的任老，说来也是本刊的老朋友了。１９９７年他出席党的十五大，并当选为主席团成员，本刊 １９９８年 １１期刊载了他的学习心得《十五大在观念上的新突破》。在此之前，本刊还发表过张作斌、向明写的《任仲夷谈“为民作主”还是“由民作主”》，摄影家李振盛写的《我所拍摄的“文革”纪实照片主人公任仲夷》。 任仲夷——这位抗战前即投身革命的北平中国大学学生，抗战后身着戎装转战冀鲁敌…     

伟人的胆识和胸怀——记任仲夷回忆邓小平

任仲夷（1914--2005）“文化大革命”后曾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他在广东早期最艰难的改革开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广东的先行一步,对带动全国改革起到了重大影响。笔者于1998年至2004年夏天曾多次在任仲夷家中对他进行采访。任仲夷回顾了改革开放的历程,多次谈到广东之所以有今天,首先应该归功于党中央特别是邓小平的正确领导和关怀。笔者根据多次访问记录,试将任仲夷有关回忆邓小平的部分摘录整理如下：     

我所拍摄的“文革”纪实照片主人公任仲夷

l979年，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1980年，任仲夷出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他和省委一起率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以惊人的速度，奇迹般地把这个“圈”变成了生机勃勃的深圳经济特区。32年前，我为当时担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任仲夷拍摄了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惨遭批斗的照片，被他的家人视为“最宝贵的财富”。任仲夷历尽“文革”磨难，痛定思痛，立志改革，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之中，我作为一名青年摄影记者，拍摄了近十万张疯狂岁月的历史见证照片。今天要给…     

任仲夷谈改革开放中的十种关系

六是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的关系。任仲夷同志早在1979年8月25日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就比较详细地谈到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问题。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仲夷同志更多次讲到这个问题。谈得最深刻、最具理论色彩的,是1994年12月27日发表在《羊城晚报》上的谈话,题目是《任仲夷说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重视和发挥“两只手”的作     

任仲夷的自嘲

广东省人没有不知任仲夷这个大名的,在我国官员、学者中,任仲夷至今享有盛名。他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共广东省委第三届第一书记。在前是韦国清、习仲勋,在后是林若、谢非,现任的是李长春。他行政能力与学识皆优,不只在我国高层官员中算老资格,可贵的是他善于接受我党屡屡受挫的教训,善于吸纳时代新知识,晚年还有一股为真理敢于赴汤蹈火的品德。因此治理广东五年,改革开放富于创造,很是求实,政绩卓著,下顺民心,上受邓小平,胡耀邦夸奖。惜垂垂老矣,今年八十四五岁了罢,患了满身的病。可他达观开朗如往日。此次我在广州度春节,听到人们传说他…     

台湾张大千先生纪念馆寄意

“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网；我的思念，不再是决堤的海。”这是歌曲《心雨》词曲作者及其与之共鸣者对思念的诠释。而我的思念。没有矫情和臆想，直率得近乎有一些另类，那便是：“可触摸的网”、“决堤的海”。     

不辞长作岭南人——站在改革前沿的任仲夷

他曾说：“凡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就要坚持,凡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就要坚决纠正。”他曾说：“越穷越革命”是对的,但是。越革命越穷”就不对了。革命的目的应该是由奴变主、由穷变富。他曾说：“不能因为个人的好恶来制定政策,如果群众喜欢,内容也没有问题,党和政府就不用去干预。”他是任仲夷。     

读者来信摘登

关于“人定胜天”、“自作孽,不可逭”及其他 《报刊文摘》今年2月25日转载《炎黄春秋》第2期杨慎的文章：《人是不能胜天的——任仲夷同志的一幅墨宝》,文中引用了任仲夷写给作者的一段话：     

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

反对两个“凡是”获小平赞赏关山(以下简称关):任老,你是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又长期身居要职,与小平同志一定有过不少交往吧!任仲夷(以下简称任):我在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之后直到1977年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前,与小平同志没有单独直接接触过,只是听过他几次报告和讲话。第一次见到小平同志大概是在1939年冬或1940初,听他作抗日战争中“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当时他才三十四五岁,留着小胡子,人很精神,讲话声音很响亮。第二次是在太行整风学习时,听他在北方局党校作关于“抢救失足者”的报告。1956年我出席“八大”,听他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     

“忠信应难敌,坚贞谅不移”——记抗战中冀南的“四·二九”

冀南军区参谋处长王蕴瑞写的《“四·二九”的前前后后》一文,开头一句话是:“在冀南平原抗日的两千多个日日夜夜,一九四二年四月廿九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作者的感受,我想是说出了所有在冀南平原经历了“四·二九”日军“铁壁合围”的人们的共同感受。与“四·二九”紧相连接的是日军对太行根据地5月大“扫荡”,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指挥战斗中牺牲。环境一天天困难,冀南领导机关人员再次紧缩。任仲夷担任政治学校校长,他要我去任专职教员,时间大概在4月初。不足200人的政治学校,行军宿营不再与行署在一起,改为我们并不熟悉的新七旅…     

任仲夷的最后日子

2005年11月15日,任仲夷在广州悄然去世。令人万分惊奇的是,1980年的这一天,竟然正是他来广东上任的日子,这期间,不多不少,正好25年     

思念老朋友老上级穆青同志

10月11日,我们称之为“穆老头”的穆青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尽管我们知道,早在一年以前他已被确诊为肺癌,但谁也没有想到,在10月9日被送进医院后仅仅三十多个小时,他就永远告别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新闻事业,永远停下了那支始终洋溢着激情的笔,永远离开了我们。在向这位老领导、老朋友告别的时候,我们到他家里去,慰问他的夫人续磊,写下了这样的挽句:“非常非常地思念您,老朋友,老上级。”的确,在长期的工作中,穆青同志和我们不但是同事和上下级的关系,也是亲密的朋友关系。早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穆青同志的大名就给我们留下…     

我在大是大非中认识了任仲夷——杜导正同志访谈录

以思想解放、作风开明的官声，凭纠正“左祸”、落实政策的能力，在中国历史开辟新局的起点上决毅受命，在经济改革的试验田里耕耘播种，任仲夷这个名字，当然要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史书上留下浓墨。这位曾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老人，于2005年11月l5日阖然长逝，享年92岁。老人留下的遗嘱是：（1）不作告别仪式；（2）不写生平；（3）不留骨灰。但我们这些改革事业的受惠者与后来人有责任、有义务去缅怀，去承继。 2005年l2月初，与任仲夷有较多交往的《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同志，在北京万寿路家中，接受了我的访问。[编者按]     

任仲夷谈改革开放中的十种关系

在改革开放20周年的日子里,我拜访了原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广东省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广东改革开放艰难的开创时期,任仲夷和省委、省府的许多领导同志一起,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披荆斩棘,“闯出一条新路”,取得了海内外瞩目的成就,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因此,我请任仲夷同志谈谈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的体会。仲夷同志沉思了一会,颇有所感地说:前些日子,我也回顾了亲身经历的这一段历程,把零星纷繁的感受梳理了一下,想从中找出一点带规律性的经验教训来。我主要集中思考了如何处理好改革开放中的若干关系问     

雷宇 从副省级高官到普通百姓

1985年,"海南汽车事件"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雷字,1934年底出生于广西横县,1949年7月参加革命;1972年6月与黑龙江省委常务书记兼省革委会副主任任仲夷相识。后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1980年11月成为任仲夷来广东的唯一随从,任广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委研究室副主任;1982年7月28日任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兼行政区公署主任;1983年7月任区党委副书记、行政区政府主要负责人;1985年7月17日因"海南汽车事件"离开海     

蔡元培的高尚私德

蔡元培有高尚的公德,也有高尚的私德。他对个人私德的修养十分重视,认为“吾人既为社会一分子,分子之腐败,不能无影响于全体,如疾疫然,其传染之广,往往出人意表”,“私德不修,祸及社会”。就在他任北京大学校长第二年,1918年1月19日,即发起组织进德会,提倡进德,以与社会之浊流斗争。规定会员等第分为：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     

永远的思念 深情地缅怀——纪念著名集邮家、钱币收藏家王松麟先生逝世十五周年

今年9月13日是著名集邮家、钱币收藏家王松麟先生逝世十五周年纪念日。时间虽然己过去了十五个年头，但王松麟先生那宽厚慈祥、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却时时浮现在我眼前，对其的缅怀、思念也与日俱增。正如“有的人死了，他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死了”，王松麟是属于那种永远活着的人．永远活在我们心里的人．不会被人们忘却的人。     

关于韩愈的两个问题

一、“载道”与排佛韩愈主张“因文明道”。早在青年时代,他已经把自己的作品称作是:“皆约六经之旨以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上宰相书》)。后来他又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词.通其词     

内山完造“生为中华友 殁作华中土”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我不禁思念起那些为中日人民友好和两国邦交正常化而长期奋斗、奉献终身的日本友人们,人们把他们尊称为中日友好的“掘井人”或“先驱者”,内山完造先生就是最受敬佩的一位。自1913年到1959年的46年问,他由衷地热爱中国,始终同中国人民和中国进步人士同甘共苦、相依为命,为日中人民的和平友好、日中文化交流事业和日中关系正常化献出了全部心血,作出了非凡贡献,直到他逝世时还要求把遗骨安葬在他热爱的“第二故乡”中国。     

我与开国大典军乐队

1949年开国大典中演奏那雄壮、洪亮的乐曲的军乐队,被人们赞誉为“礼乐之神”。我曾是这支“礼乐之神”的一员,也负责过我国军乐团的筹建与组织工作。每逢国庆之际,我不禁思念起我在军乐团(队)的一些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