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应是多次

提到“北伐战争”,学生大都认为是指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开始,至1927年“4·12”政变时结束的那一次北伐。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准确的。北伐战争是从1917年护法运动开始到1928年东北易帜为止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北伐是辛亥革命的继续,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辛亥革命果实不幸丧失的再斗争、再争取。因为辛亥革命的结果是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国民党丧失了新建立的政权,孙中山先生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没有能实现。虽然经过“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的奋斗,打倒了袁世凯,但是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仍然统治着中国,这对于领导辛亥革命、缔造民国、制定临时约法的孙中山先生来说,是难以容忍的。他在对北洋政府采取建议、     

九一八前民族资产阶级与南京国民党政权关系

九一八前民族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权关系问题,是中国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长期以来,史学界比较流行的看法是民族资产阶级追随蒋介石新右派叛变革命,政治上经济上都没有得到好处,得到的只不过是经济上的破产半破产境遇。近年来,有的学者又认为,九一八前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国民党政权,国民党政权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政权。笔者认为,这两种看法都值得商榷。九一八前民族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权之间是既互相支持利用,又不断矛盾和斗争的关系,且这种矛盾和斗争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     

洪宪帝制的夭折和林彪复辟阴谋的破产

一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的第一年,1912年的春天,3月10日,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在北京"宣誓"就临时大总统职。4月5日,在南京的参议院被迫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至此,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南京临时政府开始为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反动政权所篡夺。清王朝被推翻还不到一年工夫,反革命的旧势力却已复辟了。     

民元定都之争

民元定都之争,是孙中山让位与袁世凯以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袁世凯之间最先开展的一场斗争。这场斗争,实质上是民国初年三种政治力量,即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买办性的军阀官僚集团、以原立宪派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斗争。弄清楚这场斗争的发展过程,和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最后所以不得不放弃定都南京的主张,将有助于我们提高对这段历史的认识。     

山西与袁世凯政府的关系——以1914—1916年金永在晋时期为例

辛亥革命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夺取了全国政权,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削弱地方势力,袁世凯派亲信对各省进行监督和统治。山西是北方重镇,自然首当其冲。金永来晋,插手山西政务,给以阎锡山为首的山西地方派势力造成不小的冲击。金永作为袁氏政府和山西的中间人,通过他的所作所为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山西地方派与袁世凯政府的关系提供了基本素材。     

近代中国商人的“参政运动”——抗战后商会争取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名额述论

抗战胜利后重建的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虽然也是以发展经济、保护商人利益为宗旨的民间商业团体,但却积极开展了力争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名额这一争取参政权的重要政治活动。尽管过程曲折复杂,最终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目标,但仍取得了一定成效,使商界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名额有所增加。国民党及其政府对待商会争取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名额的态度与举措,以及广大工商界人士的内心感受,似乎并不能证实南京国民政府是代表和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这一传统结论。     

陆荣廷与“二次革命”

发生于1913年7月的“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失败后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势力同以盗国大盗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独裁专制势力的一次重大武装斗争,其目的是要保卫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这次斗争虽然很快失败了,但它唤醒了人们对袁世凯独裁反动统治的警觉,并给袁世凯独裁反动统治以一定的打击,为以后护国战争粉碎袁世凯的皇帝梦和推翻袁世凯的独裁反动统治起到了准备作用,     

辛亥革命前后的北洋集团

北洋集团是晚清新兴政治势力,辛亥革命为北洋集团的发展创造了良机,北洋集团与革命党人合作,共同推翻了清王朝,北洋集团也由此掌握了全国政权,北洋集团是辛亥革命的最大受益。北洋集团作为一种新兴势力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曾经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北洋集团是在旧的土壤中培育出来的,封建的东西根深蒂固,是一种亦新亦旧的力量。北洋集团又是一个狭隘的利己集团,辛亥革命后对革命党人大打出手,扼杀民主制度,复辟帝制。袁世凯复辟帝制,导致了北洋集团的分裂。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进一步分裂发展为大小军阀,祸国殃民,完全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障碍。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贵州商人阶层的崛起

作为近代社会的基础资产阶段,其主体构成是工业资产阶段,是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力量。但是在中国,资产阶级不是以工业企业家的身份展现于中国现代化的舞台上的,在这个舞台上最先展示其身份的是商人阶层。就贵州而言,近代商人阶层的发育程度、他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其身份的变化和走向,往往能决定贵州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商人阶层在这一过程中的所作所为也与贵州现代化的建设休戚相关。     

袁世凯统治时期的盐务和“盐务改革”

袁世凯攫取政权后,为筹措军政费用,实现“武力统一”,以盐税为担保,于1913年4月26日与五国银行团签订总额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这笔借款的条件之一是中国政府必须用洋员襄助整顿改良中国盐务。袁世凯继聘任英国治盐专家丁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