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循化厅藏族部落纠纷的解决形态

乡老讲息与官府断结相结合是晚清循化厅藏族部落纠纷解决的重要方式之一。这一纠纷解决方式的基本形态为:部落纠纷发生后,两造或其中之一告诉到官;官府进行查处,乡老或受命或主动居中调解;两造或其中之一对乡老调解与官府查处或抗拒不遵,或翻案滋闹,甚或武力反抗;最后官府以兵威慑服两造接受审判。在官府判决过程中,乡老讲息两造纷争,形成评议,官府以此为基础断结纠纷。这一纠纷解决形态从根本上来讲是由当地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决定的,反映了传统藏族聚居区部落纠纷解决方式与秩序形成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官、民与法——元代判决离婚的制度与实践

延续唐、宋之制,元代国家对涉及违律为婚和义绝的婚姻予以强制离异,但在具体规定上产生了明显变化,其解决婚姻冲突、救济婚姻双方的作用更加凸显。在实践中,判决离婚并不是国家对民众婚姻的单方面干预,民众往往主动寻求官府对婚姻进行判决。作为司法者的官府,则希望在"厚风俗"的同时能够"免词讼",通过法律宣传、民间调解以及提高司法效率等措施减轻诉讼压力。在具体的判决中,官府并不一定完全按照法律规定判离,有时会出于现实的考量断以"已婚为定",体现出"法意"与"人情"的衡平。判决离婚所展现出的这一图景正是元代官、民法律实践的一个缩影。     

从鄂君商贸析战国时期的关税

鄂君启节铭文"五十乘"或"五十舿",应是对鄂君商队每次载物车辆或舟船的上限规定,即一次最多不能超过五十乘或五十舿货物。据铭文推测,当时楚国境内水、陆交通沿线普遍设关置卡、征收赋税,可与《孟子》、《战国策》的有关记载相印证,说明战国时期置关征税,是当时列国官府获取经济资源的重要手段之一。     

順康詞壇王士禛首倡揚州多人步韻唱和考述——以《題青溪遺事畫册》與《紅橋》兩次唱和爲中心

順治十八年(1661),王士禛出任揚州推官,發動了寄托緬懷故明深意的"青溪遺事畫册"唱和,繼之又發起了三次多人步韻唱和,其中"紅橋"唱和試圖在主題意蘊和創作詞風上有所改變。唱和中的精神風貌及創作風格,雖得到了唱和中部分詞人的認可,但其影響力卻在多人步韻詞壇上因缺少時代生命力而很快消逝。從王士禛首倡的揚州唱和可窺清初詞人心態及清初詞風之嬗遞的深層原因。     

从有关律例看清代田房典当契税的变化

田房典当,是指一方支付典（当）价,占有另一方的土地房屋,使用收益,而另一方在一定期限内可以回赎的经济活动。这种活动是在民间私人之间进行的,没有商业性机构（如当铺）和官府的介入。清律明确规定：“以价易出,约限回赎,曰典,此仍还原价者,如典田宅也。”~①虽然律中只言及典,但在民间习惯上,往往称典为当,或称当为典,或典当并用,二者并无严格界限。有的学者认为典当有所区别,如台湾法学家史尚宽认为：“以习惯言之,典指移转占有而言,当字用于不动产,则系不移转占有之担保,用之动产担保,则系移转占有之担保。”~②大…     

抗战时期国民党党团关系再探——以贵州省为中心

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此后,党、团两方在发展上逐渐形成双轨竞争关系,进而演化为党内派系斗争的新形态。战前,国民党党务长期被CC系把持,而三青团又脱胎于黄埔系复兴社势力,党团矛盾可大体视为CC系与黄埔系两派斗争的战时延续。抗战之初,朱家骅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代理三青团书记长,与团方高层交好。朱方与黄埔系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达成合作关系,在诸多省份曾一度抑制CC系势力。然而,自国民党省县党部选举恢复后,团方干部时常临阵倒戈,致使朱方陷入孤立而落败,贵州省党团冲突便是其中的典型个案。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工人运动中的资本与权力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工业化进程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推动着工人、资本和权力三者之间结构关系的变革。工人与工厂主之间矛盾尖锐和冲突不断,劳资双方基于各自经济利益进行经济斗争,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调节矛盾或抑制冲突的路径。而代表国家权力的沙皇政府却无法满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新需求,对劳资矛盾仅采取第三方的调解立场,而并非从根本上推动劳资双方经济利益的发展。在革命前夕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沙皇政府无力维持国内基本的社会经济秩序,最终导致劳资矛盾转化为劳资双方对于现实政治的共同反抗。     

清末循化厅抢劫案件法律适用问题探析

清末循化厅藏族内、藏族与其他民族间经常发生的抢劫案件主要依据"番例番规"追赔罚服。在蒙古与藏族间的抢劫纠纷中,除依"番例番规"追赔罚服,对挑起事端的首要分子等常依《蒙古律例》惩处。若发生重大抢劫案件,官府常依照以《大清律例》为代表的律例惩处重要滋事之人。两造抢劫案件多元异质化的法律适用状况,反映了"因俗而治"理念下,官府针对多族群杂居状况下各守各界及维持势力均衡的考量。官府在民间调处和官方裁断的互动中积极解决两造抢劫纠纷,并且注重适用法律时的协调与渗透,借此加强法律控制,增强国家权力。循化厅两造抢劫纠纷的解决,为维护社会稳定和边疆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民族地区的纠纷解决与秩序形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隋唐长安坊市胡人考析

坊市制是中国古代官府对城区规划和市场管理的制度,亦称坊制。唐中期以前,中国城市是坊市制格局,居民区"坊"和商业区"市"彼此严格分离。本文主要结合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分析了隋、唐时期长安坊市胡人聚居区的形成与分布情况,以期为研究隋、唐时期的城市发展、对外贸易等提供借鉴。     

元代沈阳路的机构设置及其变迁

本文在重新梳理文献的基础上,综合研究了元代沈阳路的机构设置及其变迁问题。其中特别讨论了"安抚高丽总官府"的性质,认为是一虚设的机构。     

先秦志书篇名、体例问题补证

《左传》《国语》称引的"志""前志""军志""史佚之志"等志书目前仅存二十余则佚文,通过钩稽相关史料及上博简古文字材料可进一步证实:志书又称作"记",一则完整的志书文本由警句格言和历史事件两部分构成。传世文献征引志书有三种方式:一是只征引警句格言部分,二是只征引历史事件部分,三是征引完整的志书文本。《逸周书·史记》是目前所见唯一一篇完整志书。志书体裁具有"二重性",从"学在官府"的背景审视,可以将其看作官府档案;以"六经皆史"的标准衡量,亦可将其视为古代史籍。志书乃史官为君王提供鉴戒而作,实为史家撰作史书之滥觞,对先秦时期史著及史学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     

城管对小贩要不要宽容?

长期以来,城市中城管队与"走鬼"的"猫鼠游戏"一直是个令人头疼的难题,也被视为城市管理中的"顽症"。城管与"走鬼"的关系也长期处于"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胶着状态,当矛盾上升,冲突和流血事件便接踵而来。看到这些让人既愤怒、又心寒、更无奈的新闻,人们不得不深思,城管的执法范围和执法权限在哪里?为维护自己的基本生存而"有损城市形象"的小贩真的应该成为城管执法的对象?而这种尴尬执法与暴力抗法之间又应该如何调解?为此本刊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     

近代天津会馆房地契约与诉讼习惯研究

近代天津各会馆因房地产交易而订立的种类多样的契约较具典型意义,显示了不同区域会馆土地买卖的状况。清代至民国,天津会馆房地交易的契约形式相对稳定,使得民间契约、习惯和国家法律之间并未产生很大的冲突。在近代天津解纷机制的实践中,官方与商民形成了一个相互配合支持的多层次的调解模式。尽管民间习惯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在国家立法中,周密的法律规定和严格的执法方式,使国家法规与民间习惯的距离愈来愈大。这种状况直至民国终结都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清末两级地方自治中的官治与自治模式

清末地方自治包括府厅州县和城镇乡地方自治两个层级,并建构了两个层级不同的官治与自治模式,即在城镇乡一级实行"以自治辅助官治",而府厅州县则实行"自治与官治合并"之制度。两种模式都借鉴了日本自治制度,但都有所不同。就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的运行来看,由于地方自治章程赋予官府监督自治之权,也由于自治团体为谋求地方利益,常常也会与官府对立,所以,官治与自治常常处于矛盾冲突之中。     

清代蚺城的约保

蚺城约保的持续时间长、组织建构严密.约正和保正的素质较高,他们广泛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在蚺城公共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清代地方财政与政府职能演变,约保成为由蚺城富户承担的徭役.徭役化给蚺城约保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亦给官府干预提供了正当理由,从而保证了约保的正常运转.蚺城约保在地方公共事务中有一定的话语权,也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但他们和地方官的关系大致无法突破"官府-徭役"的框架.     

晚清田赋加派与基层社会管理格局变动——以江苏“积谷捐”为中心

为筹集备荒仓储谷本,晚清江苏普遍推行积谷捐这类田赋加派。由于积谷捐加重民众负担,亦有违清廷定制,曾引发争议和抵制。鉴于此,官府主动调整策略,根据清廷"民捐民办"的政策,将强制带征的积谷捐称作"民捐",并要求地方绅士参与仓储管理,其目的是以"民捐绅办"或"民捐民办"为名,绕过清廷不准加赋勒派的制度障碍,减少积谷捐的推行阻力。但所谓"绅办"实属"官督绅办",备荒仓储仍由官府掌控。"官督绅办"管理模式的兴起,反映出晚清基层社会管理格局的变动趋势。由于"官督绅办"的管理模式往往以强制"民捐"为基础,加重了民众负担,因此亦可视作官府转嫁责任的表现。这是清末反地方自治及绅民冲突事件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     

中日对抗与公共卫生事业领导权的较量——对"南满洲"铁路、港口中心城市的观察(1901-1911)

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在南满控制区域内的铁路、港口中心城市大力推进公共卫生事业,与此同时,中国官府也积极创办当地公共卫生事业,双方就公共卫生事业领导权展开激烈的竞争和较量,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某些特定区域的卫生环境。然而,由于这是一种扩张/反抗的展开模式,在疾病治疗和预防疾病之外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考量,致使城市贫民区与乡村的医疗卫生条件并未得到重点关注和大量投入,很长一段时间内该地区仍然疾病丛生,恶性传染病蔓延。在这个意义上,日本推进的公共卫生事务自然有其殖民主义扩张、帝国主义统治处心积虑、老谋深算的一面,中国官府和社会的自强卫生、救国医学则或可被视为一种不得已的推进方式。     

关于秦与汉初“入钱缿中”律的几个问题

出土简册中有秦与汉初"入钱缿中"律的内容。律文中"为作务"是与"官"或"官府"类似的概念,钱是损坏公物后依价赔偿的钱款,质钱是官府为大型交易提供质剂而收取的税金,所涉及的款项只是地方官府收入的一部分。此律可能同时出现于秦律《关市》、《金布》中,在秦统一前后律文可能作过修订。     

晚清循化厅民间“细故”的审理与调解

晚清循化厅大量的"细故"案件绝大多数止步于诉讼程序的"中间阶段",经由民间调解的主动或被动介入和息具结。多重因素合力下循化厅衙门对此情形乐见其成。面对高昂的诉讼成本,"两造"经过切实的利益考量通常也会在对簿公堂前息事宁人。虽然"细故"这类争讼由民间调节根植于地方传统,也是行之有效的,但民间社会缺乏强有力的共同体将所有纠纷在内部化解,仍需凌驾于各分散主体之上的权威,因此官府的力量不可或缺。     

试析近代早期英格兰乡村纠纷解决

近代早期英格兰乡村纠纷往往按照当地习俗解决,当事人很少诉诸法律解决渠道,看在邻居、同乡的情面上,要么放过侵害者,要么采取私罚、调解、排斥等民间惯用的处理方式,只有那些被社区普遍认定为道德败坏者才被起诉到法院。近代早期英格兰"乡土社会"的民间心理土壤和"国家-社会"结构这两个基础性条件相辅相成,共同塑造了英格兰乡村纠纷解决的模式,使得传统得以保留,这与英格兰总体法治化进程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