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史学语境下的经学认知——顾颉刚的经学批评探析

在经学与中国现代史学的演进中,顾颉刚是一位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典型人物,他对经学史、经学研究进行了全方位的评论。他批评汉代经学以通经致用为目的不惜造伪,在推崇宋代疑经辨伪的同时也批评宋儒"舍传求经"的弊病,肯定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今文经学家的辨伪之功。在治经理念和方法上,他总结了传统经学研究盲从门户、忽视原始经典文本、恪守"考信于六艺"等不足。顾颉刚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经学史的演变,经学态度也由激进趋于温和,并试图建立现代经学研究的新范式,其目的是修正传统经学中的种种流弊与缺失,更好地为现代史学研究服务。     

求新解到疑经:唐代古文运动与经学变古

皮锡瑞在其《经学历史》中称唐代为"经学统一时代",称宋代为"经学变古时代"。唐代经学在"统一"的主要状况下,逐渐生出反动。唐代早期,刘知几已经开始怀疑传统经学,元澹又非《礼记》并难郑玄注,而中唐新经学之兴起最为引人注目。中唐新经学与古文运动在思想和人脉上都有密切交往,古文运动鄙弃传统章句注疏之学,主张直接把握经学大义,支持学者对经学作出新解释,部分士人并尝试亲自重解经学。这种对传统经学的反动,逐渐发展至于疑经。经学变古这一萌生于唐代的伏流,最终发展至于宋代而蔚为大观。     

宋代经学著作雕版印刷述论

经学是整个封建社会神圣不可侵犯的统治学说。时至宋世,作为儒家经典合称的“十三经”完全确立。并与进入黄金时代的雕版印刷事业紧紧相连。宋代统治阶级的意愿、士人的经学研究状况以及普遍的社会风气作为三大社会因素。共同给予当时经学著作的雕版印刷以直接而重大的影响。而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则作为雕版印刷版本鼎足而立的三大系统,在经学著作的长期刊印过程中,不仅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而且大大推进着雕版印刷事业的发展。在整个宋代文化史上,经学著作的雕版印刷对于传播经学知识、普及经学思想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经与史：宋代《左传》学研究的二重路径

从学术史来看,经与史是宋代《左传》学研究最重要的二重路径。在宋代经学疑经思潮背景下,学者们对《左传》作者的身份及形成时代提出了怀疑;对杜注为代表的解《左传》之“例”,特别是其中的“从赴告”说之牵强提出批评;对《左传》中不符合义理之处进行批评与改造。经学上的怀疑与批评降低了《左传》的经学地位,从而使其史学特性受到重视,一些学者把《左传》当作史书来看待,肯定其作为编年体的典范对宋代编年体史书编纂产生的重要影响;对《左传》进行史学改编,促进了宋代历史编纂学的发展;重视《左传》蕴含的史料价值,据此对春秋历史发展大势以及制度沿革作出考察。宋代经学上对《左传》学旧说的怀疑与批评,为人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此同时,伴随着《左传》经学地位的“降格”,其史学价值则得到了进一步发掘。     

四书升格运动与宋代四书学的兴起——汉学向宋学转型的经典诠释历程

中国经学由汉学向宋学的划时代转型,以四书学的兴起为标志,其思想渊源可追溯到汉唐以来的四书升格运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自汉唐以来经历了由子升传、由传升经的升格历程,到宋代都上升为儒家经典。经学领域中四书学兴起,直接促成汉学向宋学的转型。随着四书的升格运动,新的四书学经典诠释体系滥觞于隋唐王通、韩愈,到宋初四书学兴起。王安石把四书学上升为官学,二程建立理学的四书学体系,到朱熹完成集大成的"理一分殊"的四书学体系,四书学成为儒家十三经经学体系的重心。     

《中国经学思想史》方法论管见

姜广辉研究员主持的《中国经学思想史》,全书共分四卷,前二卷(先秦至唐)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 0 0 3年出版,约12 2万字,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经学思想的学术专著。由于书中所涉及的内容博大精深,恕我学识寡陋,不能一一作评,仅以价值、意义与诠释为切入点,对撰写此书的宗旨及方法论,略陈管见。儒家经典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源头与核心,最早的经典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史称“六经”,由于汉代时《乐》已失传,因而又称“五经”,后代续有增设,最终演变成《诗经》、《尚书》、《周易》、《仪…     

学统观念与清初经学的转向

清代经学主流如何从理学转向汉学,仍然是需要探究的问题,其中道统和学统观念的消长无疑是值得注意的。当理学官员囿于道统、道学来诠释学统时,一些民间学者则重释理学,推动以经学取代理学,并逐渐自觉地皈依汉学。朝野学统观念相互影响,复杂递进,成为清初儒学的"内在超越之路",将独尊理学导向汉学复兴。     

《经学队仗》的科试背景及其在明代的应用

《经学队仗》是明永乐二年朱景元为适应科举经义、论、策对仗作法列举资料需求而做的类书.与明代八股文的形成密切相关.(朝)李仁荣《清芬室书目》明确记载为明永乐间朱景元撰.唐宋律赋、宋元经义以及宋元经学类赋等与科试有关的文体格式讲究队仗以及考试内容对儒家经典的崇尚,这些都是《经学队仗》之所以在明初产生的背景.从明代弘治、正德年间乡社学教读之法则习尚一经传注、对偶、对仗之文,以为举业根本,说明队仗之文在乡社学校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经学队仗》在乡社学科试教学中被广泛使用.     

魏晋南北朝经学的演变与更新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认为：魏晋为经学中衰时代,南北朝是经学分立时代,并不能代表这个时期经学的全貌。东汉末年郑学的出现,标志着经学兼容古今而演变的方向。三国时期经学在南方传播,出现了南北互动的新气象。魏晋经学在北方继续传承,并在演变中得到发展。十六国北朝各少数民族统治者“变夷从夏”,缩小了胡汉民族文化的差异,中原儒学虽历经丧乱而得以存续,更值得注意的是妇女也参加了经学教学与学术传承。北朝经学继承两汉以来的传统,比较重视考证,而不善于创新。东晋南朝儒学受玄学的影响,清谈之风推动了儒释道的交流,教育格局多样化促进了儒学的玄化。所谓“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出现了南北学风的不同趋势。陆德明撰《经典释文》,由陈入隋入唐,将南学传入北方。颜师古、孔颖达定《五经正义》,亦多从南学。南学终于成为唐朝经学的主流,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五四时期史学：走出经学的羁绊

一、进化史观的传入与经史地位的变化中国传统史学一直或隐或显地受到经学的束缚与支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是说 ,中国史学完全依附于经学而毫无自身价值可言。事实上 ,中国史学也一直受到来自官方的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与重视而成为古代学术中的一门显学。从《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经、史、子、集的传统学术格局 ,即客观地反映出了这一点。历史上形成的经学与史学的关系既十分密切又错综复杂。就史学而言 ,长期以来更多的是被动地受到经学的影响。例如 ,周予同在谈到古文经学对史学中史书体裁的影响时说 :“纪传体 ,…     

朱熹《诗集传》自序考论

朱熹《诗集传》自序是《诗经》序跋中重要的篇目,体现了《诗集传》的创作动机和“诗经宋学”的学术特质.《诗集传》自序之创作时间并非是朱熹自己所言的“淳熙四年(1177年)”,应在公元1177年《诗集解》成书以后,其时《诗集传》之创作思想亦已成熟;《诗集传》自序是朱熹专为《诗集传》所作,并非之前学者所认为的,是朱熹为《诗集解》创作的旧序.通过《诗集传》自序与《诗大序》、《诗谱序》的比较,可见朱熹在诗经学根本问题上所持观点的特殊性.《诗集传》自序采用了“语录体”之体例进行创作,朱熹借助这种模仿圣贤口吻的文体,增强该书的学术影响.《诗集传》自序对宋代以后的《诗经》著述和版本之序跋,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存在深远影响.     

刘家和先生的经学研究探析

刘家和先生的经学研究,既有对传统经学研究方法——小学的继承和推进,又有新时期以考信史实为主要标的之史学方法的熟练运用。其广博的世界上古文明史的研究背景及丰厚的知识储备,也为解决形成于中国上古文明时期的经学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刘家和先生经学研究中突出的"会通"特征,在当代经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对于推动这一中国传统学术形态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意义。     

范文澜的经学与史学

范文澜是一位具有深厚经学素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出身于北京大学国学门,受古文经学大师的陶冶,其早年著作《文心雕龙讲疏》、《文心雕龙注》、《群经概论》均表明他是古文经学阵营中的一员。延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两次系统梳理和演讲经学史,力求摆脱今古文家法之成见,在经学史研究方面带有里程碑意义。他一生以写作中国通史为鹄的,所著通史在追求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特色以及体现出的民族观、史料观、学风文风等方面,与他的经学素养和早年的古文经学训练,有着紧密的联系。     

陈时龙《明代的科举与经学》评介

正陈时龙《明代的科举与经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一书,是近年明代科举与经学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本书关注明代科举"一经取士"体制之下,同一地域士子肄习同一经典以应考的"地域专经"现象,选取江西安福的《春秋》经、湖广麻城的《春秋》经及黄冈的《礼记》经、浙江余姚的《易》经与《礼记》     

论王柏《诗疑》的文学思想——兼论南宋后期经学与文学之互动

王柏《诗疑》蕴涵着丰富的学思想。这不仅体现了宋代《诗》学发展的新特征,而且充分反映出南宋后期经学与学的交融互动。《诗疑》学思想形成的原因主要在于《诗》学自身学化发展思路的传承以及南宋后期论思潮发展的影响。     

论刘大年的近代经学研究

刘大年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儒学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对象进行考察,探究其对现实有益的成分。他晚年将近代经学作为研究对象,在于认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态度;经学研究是思想文化史研究中不能绕过的重要课题;马克思主义的经学研究是我国学术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有待加强。《评近代经学》分析近代经学与政治斗争的联系,揭示了儒学为中国传统封建制度服务的实质,肯定了儒学中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的积极成分。     

皮锡瑞《经学历史》并非经学史著作

《经学历史》的"十个时代",一直被学术界视为皮锡瑞所分中国经学史的"十期",并因此将《经学历史》视作中国第一本经学史著作。然而细读《经学历史》,可见书中分十个时代所作的论述,并非是对经学史的分期与评述,而是着力宣扬"尊孔"、"崇经"的思想,体现出皮锡瑞"信古"、"宗汉"、"主郑"的经学取向。因此《经学历史》绝非经学史书,而是一本借史立论的经学论著。     

郑珍经学门径刍议

郑珍的经学,其内容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指经籍辨伪、校勘、笺释,著述主要为《经说》一卷,《仪礼私笺》八卷,《考工轮舆私笺》二卷,《凫氏图说》一卷。广义还包括小学。郑珍为“以字通经”而精研小学,小学本是他治经的附庸,却因此而在小学领域中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这主要反映在他的《说文遗字》、《说文新附考》、《汗简笺正》等著作中。此外,他的史学著作《郑学录》也是为弘扬东汉古文经学大师郑玄学术而作的,广义说来,也应列为他经学研究的内容之一。研究郑珍的经学,首先不能不辨明他的学术门径。这个问题,历来有一些歧异。最早的评论,来自他的儿于郑知同。郑珍谢世,郑知同作《敕授文林郎征君显考子尹府君行述》,文中说他“生平为学宗旨,汇汉宋为一薮”,“不立门户,——为折衷持平”。其同乡好友萧     

皮锡瑞经学研究综述

皮锡瑞治经历程之研究,对于深入地认识皮锡瑞经学有着重要意义,吴仰湘等人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皮锡瑞的经学著作宏富,既有关于专经或专题的研究,也有对五经所作的通论,学界对皮氏经学著作和经学思想的研究,也主要是从专经、专题和通论几个方面展开的.关于皮锡瑞经学与变法主张之间关系的探讨,学界也有所关注.尽管皮锡瑞经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相关研究还很不充分.     

当西方史学遭遇中国经学——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与清代《春秋》经学

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春秋》以康熙六十年(1721)刊刻的《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为底本,并将其作为译注的重要参考,但理雅各的《春秋》译本与封建帝王的春秋学格格不入。理雅各视《春秋》为史书,他持"真实性"原则否定了《春秋》的褒贬之义及书法、义例,又因"真实性"原则消解了康熙《春秋》的编者在褒贬之处寄寓的经世之用。理雅各与康熙《春秋》编者的激烈冲突,反映出19世纪西方史学与东方经学两个学术体系的扦格难通,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窒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