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茂林悲歌》

写史书很难,其中又以写去此不太远的史书尤难。故有"前朝史书后朝修"之说。但是,近日我读到一本跳出这一窠臼的书,即《茂林悲歌——皖南事变全景扫描》(中央文献出版社新近出版,以下简称《茂林悲歌》)。     

隋唐五代时期史籍散论

一、官修史书的功过隋唐五代是我国史学发展时期。仅就纪传体史书而论,唐修八史,加上石晋时修的《旧唐书》,共九种,七百八十七卷,部数与卷数都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以上。从这一时期开始,绝大多数的纪传体史书不是私人所修,而是官修。对官修史书,历来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我认为,官修史书,有功也有过。其功绩是:在一定的时间内,集     

历史小说不妨厚诬和粉饰

一部历史文学杰作,一定是杰出在“文学”上;但批评者否定一部历史文学创作,都只需指斥其违背史料之处——所谓“胡编滥造”。因为中国历史小说,源于宋元特别是明朝中叶以来将《资治通鉴》等史书通俗化,以及普及历史的社会风气。从《资治通鉴》到《通鉴纲目》到《通鉴节要》再到“按鉴”、“通俗演义”,这条将《通鉴》、《纲目》等史书逐渐普及化、通俗化的道路,     

龙三瓦《皇朝小史》的编纂成就与不足

明治八年(1875),龙三瓦将标注史料来源与考异这两种方法首次同时用于日本汉文编年体史书《皇朝小史》的编纂。编纂方法的改进,使《皇朝小史》在"史实求真"方面超越了明治维新以前所有的日本汉文编年体史书。     

魏显国的通史著述与史学思想——日本藏本《历代史书大全》书后

明代史家魏显国《历代史书大全》一书 ,国内存本残缺严重。而日本内阁文库则存一全本 ,卷首有《凡例》、《目录》和《史书总论》、《史书述略》各一卷 ,以及两篇序文 ,为极其宝贵的史料。从中表现出魏显国勤奋、坚韧的治史精神 ,撰写通史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正统论和重纲常、讲劝惩的史学思想 ,以及较为严谨的著史态度     

唐五代《日历》杂识

《日历》是唐中期出现的一种官修史书,也是撰修《实录》的重要依据。受政局动荡和朝代更替的影响,唐五代《日历》的编纂时断时续,未有贯通,但在编修方式和修撰制度上有很大完善和发展,这为宋代《日历》全面、系统的纂修奠定了基础。     

南北朝史书断句、标点错误举隅

南北朝史书断句、标点错误举隅于志荣笔者偶读南北朝史书《宋书》《魏书》及《南齐书》（均据中华书局标点本）,发现有句读和标点不确之处,现摘录、辨识如下。一、断句错误例上述三种史书中有个别句子在不当断句处点断,而在当断处却未点,致使句意不通或与事理相背道。...     

两汉“史书”名实考辨

“史书”在两汉只能是指《史籀篇》,“善史书”即精通、熟悉《史籀篇》,“善史书”者可确保所书文字合乎“六书”规范。     

“五史”的区别

"正史"一名,到唐修《隋书·经籍志》时才正式设立。是历朝历代从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巩固封建政权的立场出发,依据规定而著的史书。包括24种纪传体史书,诸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     

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喜读《晋绥革命根据地史》

由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和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合著的《晋绥革命根据地史》出版面世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作为曾在晋绥革命根据地工作过的一位老同志,翻阅这部史书感到十分亲切,书中所记述的事情,有些是我亲历、亲闻的,全面的史实,则是通过这部史书才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和再认识。     

简帛文献与中国早期史学史研究

正简帛文献中有不少与史学史直接相关的内容,如清华大学收藏的楚竹书《系年》,记录了从西周至战国早期的历史,是一部带有独特编纂意识的史书,让我们看到了战国史学的某种原始形态,对中国早期史书的形成也有更为直接而深入的了解。清华大学所收藏的楚竹书《楚居》《良臣》及睡虎地秦墓竹简《葉书》等史篇,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中国早期史学中"世"类史书的某种形态,推进了关于《世本》成书及来源的认识,有助于深入思考《世本》与《史记》的关系。(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     

论钱澄之史学观的易学思想特色

钱澄之以其易学思想为指导原则来解决当时史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定位《周易》为天地之理的诠释方式,钱澄之把文本《周易》形成过程中所遵循的原则投射到了史书编纂方面,回应了史书不信的问题。他用"彰往而察来"统领易学和史学的经世精神,并在以史证易中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核心内容。通过完善易学变通观和传统的社会变革理论,他很好地坚固了遗民的价值世界。同时,钱澄之主张以"《易》理"概念来规范史学研究视野,有效避免了后者狭隘化的弊端。     

曲解与泛化：《四库全书》纪事本末类衍生史辨

<正>清修《四库全书》于史部下专设“纪事本末”一类,正式将其确定为独立的史书体裁,与纪传、编年鼎足而三,不啻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关节。《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关于纪事本末体的定义,构成了后人理解、认识这一史体的基本框架,时至今日,研究者在讨论纪事本末体的起源、范围、意义等问题时,仍多以承认、因循其中既定轨辙为前提,⁽(1)) 而鲜有人对此框架本身加以反思和拆解。事实上,《总目》对纪事本末体史书概念、范畴的界定绝非无懈可击,     

唐修《晋书》的政治因素

唐初所撰《晋书》为时代较早的官修“正史”,从史书的撰修动机,到史书的体制义例及其内容,都表现出不同于前此私修“正史”的特点,这就是唐初统治集团在修撰《晋书》时,渗入明显的政治成份,以服务于自己的统治。自修“五代史”及《晋书》以后,历代“正史”沿此成规,几乎皆为官修,这也是中国史学史上由私人修史到官府修由的一个转折点。因而《晋书》之修又对     

史学精粹

靳宝:《简帛文献与中国早期史学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5期)简帛文献中有不少与史学史直接相关的内容,如清华大学收藏的楚竹书《系年》,记录了从西周至战国早期的历史,是一部带有独特编纂意识的史书,让我们看到了战国史学的某种原始形态,对中国早期史书的形成也有更为直接而深入的了解。清华大学所收藏的楚竹书《楚居》《良臣》及睡虎地秦墓竹简《葉书》等史篇,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中国早期史学中“世”类史书的某种形态,推进了关于《世本》成书及来源的认识,有助于深入思考《世本》与《史记》的关系。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和清华简《越公其事》等大量“语体”类文献,不仅有助于认识《国语》的形成背景、史学价值,而且丰富了对中国早期史学中“语”类史书叙事的了解。可以说,简帛文献中的史类文献,从某一层面再现了战国史学的繁荣,拓展和丰富了我们对先秦史学史的认识.     

史部类目渊源商榷

在中国古代,史部目录的形成始于魏晋成于唐初.魏郑默的《中经》和晋荀勖的《中经新簿》开始为史书单独设类,中间经过晋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和梁阮孝绪《七录》的调整、发展,至唐修《隋书·经籍志》,不仅确立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而且分史书为十三类,至此史部目录正式形成.以后的官簿私录虽然大都以《隋志》为蓝本,但随着史书数量的增多和新史体的不断产生,史部分目也时有变化.     

关于《唐大诏令集》的史源问题

《唐大诏令集》是研究唐代王言最重要的史料。究其史源,包括唐宋时人所编的各类制集、个人文集及唐代各种文献,都可以纳入考虑。此前有观点强调《唐大诏令集》来自实录,这是值得商榷的。作为王言文献的合集,《唐大诏令集》与实录体史书,存在体制性的差异,实录体史书更无法容纳体量庞大的王言。实录作为一种编年体史书,征引王言史料是必要的,与其他史料的使用是一致的。宋绶的时代,唐代王言史料存在相对丰富,坚持大诏令来源于特定史籍的观点,不仅难以成立,甚至有本末倒置之嫌。     

编年体史书在传统史籍中地位的升降

我国古代史籍之富,浩如烟海,编年体史书便是古代史籍中极为重要的一种。编年体史书,是以年系事,按年月陈述史事的一种史书,是较早出现的记录史事的一种形式。《隋书·经籍志》史部分类中,编年体尝以“古史”为目,从《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开始,将“古史”类改为“编年”类,尔后,历代因之。在史部诸史中,编年体历来占据重要一席,几乎与纪传体“正     

我国出土的煤精制品述略

历代学者通过考证,认为《山海经》中记述的“石涅”,就是当今所说的煤炭。《山海经》成书于战国至西汉初期,这一记述说明我国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己经发现和利用煤炭了。然而,战国以前是否使用了煤炭?史书没有确切记载,人们对此茫然无知。值得庆幸的是考古工作者对沈阳新乐遗址两次发掘所得到的实物,弥补了史书上的空白,证实早在六七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辽宁地区人民就用一种特殊的煤——煤精,磨制装饰用品了,这是我国最早认识和利用煤炭的确凿证据。新乐遗址,位于辽宁省沈阳市北陵附近。1973年,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发掘了     

章太炎先生论史学三题

论史书的体例我国自古相传:左史记行,右史记言,故《尚书》一向被看做是记言的书,而《春秋》则是记事的书。其实并不完全如此。《春秋》经文诚然是记事的,但《尚书》并不全是记言的,记事的地方也很多。《尚书》不过是一部未编成的史书,乃所谓史料一类的书。《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