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定与揭猛

史定,西汉南越国最后一位揭阳县县令,《史记》、《汉书》有记载。 揭猛,西汉南海郡揭阳县县令,《汉书》所说揭阳定、封安道侯。《揭氏族谱·史揭合序》的作者苏过说汉武平南越,封史定为安道侯,赐姓揭、赐名猛,揭猛就是史定。     

“揭”姓始祖考

据潮汕古今史籍的记载 :“汉元鼎六年（前１１１年）揭阳令史定闻汉兵至 ,遂降汉 ,被封为安道候 ,仍任揭阳令。”前些时候 ,广西南宁桂迪合纤有限公司总经理揭家良先生来揭从事商务活动 ,并向揭阳的客户林凯兵先生询问并讲述 :“贵地在汉初时是否有个县令叫史定？他是我们揭氏的始祖。据我们《揭氏族谱》的记载和族人相传 ,我们的始祖原姓史名定 ,汉初时曾任揭阳县令 ,是个智勇双全、屡立战功的人。后因“史”和“屎”偕音 ,认为不吉利 ,遂请汉帝赐姓改名。汉帝认为他在揭阳任职 ,作战又多谋勇猛 ,便赐姓揭 ,赐名猛。后林凯兵先生将此事转告…     

西汉揭阳县令史定若干史料考

2002年年底,广西一揭姓先生到揭阳寻根问祖,言明“汉初时揭阳令史定是他们揭氏的始祖”,笔者以此为线索,在查阅了《揭氏族谱》及有关资料之后,本文提出若干新说,以此向方家讨教。     

揭当时接任父职（揭猛）——揭阳令小考

近日,古都西安一文友知道我在研究“西汉揭阳令史定”的课题,遂寄来一本书,书名《寻根探秘百家姓》,为大32开本,由王大良编著、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年出版。在第242页“揭姓”词条上这样载：“揭氏是一个出自复姓‘揭阳’的姓氏,姓氏来源相传与西汉安道侯揭阳定有关,史称‘揭定’。原来以‘史’为姓,因担任揭阳令而被称为‘揭阳定’。汉武帝时,他被封为‘安道侯’,他的后代就以‘揭阳’为姓。     

汉代古夜郎国王印再现贵州镇宁

有关夜郎国的记载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传列》:"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拜番阳令唐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笮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东汉史学家班固撰《汉书·西南夷传》曰:"成帝河平     

乐安与孙武生地

<正> 乐安作为地名,始见于《史记》。《建元以来侯者表》称李蔡以轻骑将军再从大将军卫青击匈奴得王功,封侯,国乐安;《卫将军骠骑列传》也说:“轻骑将军李蔡再从大将军获王,以千六百户封蔡为乐安侯。”《汉书·卫青霍去病列传》所载相同,     

茅台酒与蒟酱辨

一九八六年《纵横》五期《名酒之冠茅台酒》及《贵州地方志通讯》五期《茅台酒史略》两说文:“西汉武帝年间,仁怀出产甘美可口的果酒枸酱。”此说不实。《史记·西南侯列传》说:“独蜀出菏又。”“经夜郎行销南越,”“汉     

永登县汉代长城遗迹考察

据史籍记载,汉武帝时为防范匈奴,曾在河西地区设置边塞亭障。《史记·大宛列传》云:元狩间"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令居,在今甘肃永登境内。但是在这一地区是否存在汉代长城,它的走向和具体建置怎样,多年来史学界和考古界都存在着较多的争议;历史地图绘制者亦不敢贸然推定。自1984年以来,我们结合文物普查,多次对永登县境内的汉长城遗迹进行了实地考查,现将考查结果报告如下。     

滇黔古道与茶马古道

正滇黔古道是西南古道的另一分支,由云南通向贵州乃至广西。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番阳令唐蒙上书汉武帝:"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汉武帝采纳了这一从侧翼攻击南越的计策,并派唐蒙为中郎将出使夜郎。唐蒙出使不仅成功地在夜郎之地设置了犍为郡,还"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牂牁江即红水河上源之一北盘江,江水源于贵州,流入广西,唐蒙自僰道将道     

汉“元朔五年弩”鐖郭铭文述疑

中国古代使用年号纪年的起始时间,历史文献记载十分模糊,作者推测是在汉武帝太初元年;此前武帝建元至元封诸年号,都应出于事后追记,主要用于史官记述往事。这一点也许还需要进一步检验,但《史记·封禅书》清楚记载中国历史上首次用年号来追记以往的史事,系首倡于汉武帝元鼎三年,武帝初年建元、元光、元朔、元狩这几个年号,即拟定于此时。因此,后代流通的带有上述年号的器物,均应出自赝造。本文即基于上述认识,对近年出现的所谓汉元朔五年弩鐖郭铭文加以辨析,逐一指证其荒谬。     

司马迁结局论证

司马迁是我国占代的史学巨匠,关于他的最后结局,两汉史文记载模糊。唯卫宏《汉书旧仪注》(以下简称《汉旧仪》)载录:“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这条资料对于探讨司马迁一生的结局极为珍贵。1955年,郭沫若先生提出“司马迁之死可能是不自然的骤死”,1956年又以上举《汉旧仪》记载为主要沦据,明确指出司马迁“在既受宫刑之后”,又“再度下狱致死”。公平地说,这一结论是目前仅有的以汉代明文记述为据的研究所得。但多年来,相当一些同志却坚持旧说,认为《汉旧仪》之文不可信,进而否定郭沫若的论点,近年仍可见到这类文章。其根据主要是两个:第一,汉武帝没有见到景帝本纪的可能,因汉太史令不掌记     

司马迁经济思想的进步性

《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是《史记》中很具特色的篇章,其中包含的司马迁进步的经济思想,是他整个历史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值得我们研究。前无古人后启来者重视经济生产活动对历史的作用,创立专记经济史的篇章。这是司马迁的创举。《平准书》主要内容是记载西汉前期七十多年间的经济概况、经济政策的演变。《货殖列传》叙述战国至西汉的工商业活动及各主要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也可以说,前者主要是从纵的方面叙述;后者主要从横的方面来记载。两篇相互配合,反映了战国至西汉前期的社会经济概貌,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可靠材料。从史学史的角度说,司马迁辟专章以记载经济史的意义是:一,这是前无古人的创造。     

《史记》标点正误一则

据中华书局本《史记·六国年表》，秦孝公十三年（前３４９），“初为县，有秩史”。按此处标点有误，因为秦国初为县在此以前已有明确记载。《六国年表》在其前一年即载有“初取小邑为三十县，［县一］令”。《商君列传》记载与此相同，而《史记·秦本纪》也说孝公十二年“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虽县的总数不同，但此年商鞅在秦地普遍推行县制却是没有问题的。至于秦国初县的时间更应向上推溯。据周振鹤先生《县制起源三阶段说》（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１９９７年３期），《史记·秦本纪》所载秦武公十年（前６８８）…     

从《史记·酷吏列传》看西汉酷吏

《史记·酷吏列传》选自司马迁的纪传体通史《史记》一书。酷吏列传中主要记载了郅都、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伊奇、减宣、杜周等十个酷吏的事迹。本文主要从作者司马迁的角度考察西汉酷吏,简述司马迁对于西汉刑罚制度和酷吏的态度,通过酷吏们的事迹,总结出当时酷吏们的特点以及他们最后的结果。     

牂牁江──北盘江起的珠江

自从西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有“江”的记载以后,江今为何水？历来众说纷法。本文认为,从狭义来说,牌河江即今北盘江、盘江,广义指今北盘江起的珠江。一、样可江——北盘江西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东汉班固《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皆说：“夜郎者,临样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夜郎所有精兵可得1一余万,,浮船样订江,出其不意,此制粤一奇也。”西汉番阳（今江西部阳）县令唐蒙“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榨关（今四川汉流东南）入,遂见郎候多同”。后来,唐蒙“发巴蜀卒治道,自焚道（今四）I;宜…     

司马迁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卓识

司马迁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卓识陈其泰《史记》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通史著作,尤其是司马迁在把握和叙述历史大势方面的成就,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入地探讨。《史记》有《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楚汉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等,这些篇的...     

浅析唐代循吏的评价标准——以《旧唐书》、《新唐书》为研究中心

循吏和良吏都是历史上官吏中的优秀典型。自司马迁《史记》创立《循吏列传》起,以后各正史都延续了这一传统。《旧唐书·良吏传》记载良吏49位,《新唐书·循吏传》记载循吏25位。本文通过对这些良吏在各个方面所做出的功绩进行分析,力图探寻唐宋时期良吏的评价标准。     

《司马迁生年新证》之旁证

《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1期刊出曾维华先生《司马迁生年新证》一文,对史学界所持司马迁生於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及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二说作详细辨析,认为当定武帝建元六年,结论令人信服。     

安福县起凤山一号墓墓主人探析

本文根据起凤山一号墓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认为墓葬时代为西汉晚期,属列侯级别。对照《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和《汉书·王子侯表》,结合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研究成果,推定墓主人是第一代安平侯刘习。     

结构、文本、叙事:《十二诸侯年表》与《史记》编纂新论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上起共和元年(前841),下迄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谱列365年间的历史变化。《年表》中的诸侯次序显然经过司马迁的精心考虑,它之所以与《世家》的顺序不同,源于司马迁采取了表面有异而实则相辅相成的排序标准。详考《年表》的文本内容,会发现《年表》与相关《本纪》《世家》在多方面呈现出同构性。以《年表》为基础,司马迁在相关《本纪》《世家》中"嵌入"了大量叙事文本,对这类"嵌入型文本"的详细分析不仅可以促进《史记》编纂过程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我们对司马迁关于"十二诸侯"的历史叙事主线进行考察。在结构、文本与叙事的视角下,《年表》与相关《本纪》《世家》的关系可以获得一种新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