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方志中的图学思想简述

方志可以利用图来更直观、更集中地传达一地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历代方志学家对图的作用认识深刻,积累了丰富的图学思想。本文主要简单记述明清时期的图学思想,用来揭示图在方志中的作用、地位及其功能。     

章学诚方志图学思想探述

清人编修志书所取得的成就,在我国方志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其方志图学思想成就更大。章学诚一生著作颇多,由其主修、参修的方志也不少。他在方志中有关图学思想的论述,不仅探讨了图学的认识功能和资治作用,而且强调了志书图样的绘制技术。章学诚图学思想对于促进中国图学的发展和地方史志中图样的编绘,并追赶世界图学发展的步伐,具有积极的作用。     

明代重庆地区纂修方志考论

明代是重庆地区纂修方志的重要阶段,虽大多散佚仅有5部留存,但却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对此整理与研究,不但可以扩充巴渝古代史与文化研究的史料基础,还可以补史、证史,有利于地方人物、史事与艺文之搜集,有利于当代区域文化的发展。但目前学界对明代重庆地区所纂方志综合研究方面比较欠缺,成果很少,且论说不一。因此,明代重庆地区所纂方志的整理与研究亟待进一步加强。     

四库馆臣眼中的明代方志

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当中对明代方志给予了肯定和嘉许。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四库馆臣肯定这些方志的原因。     

四库馆臣眼中的明代方志

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当中对明代方志给予了肯定和嘉许。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四库馆臣肯定这些方志的原因。     

明代佛教方志文献研究概述

明代佛教方志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明清时期对明代方志的著录与评价;二是20世纪以来对明代佛教方志的研究。明清时期对明代佛教方志研究主要体现在目录学分类与著录上。主要有官方和私家两方面,其中私家书目类型分为导读、版本、登记考证3类。20世纪以来对明代佛教方志研究成果主要涉及:式概述,从旅游文化的角度考察明代佛教方志,探讨明代佛教方志的编纂、传播及其史料价值。海外学者对明代佛教方志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李调元方志思想研究

李调元是清代巴蜀地区的方志名家：他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践,形成了敢于创新,征而有信,思古、虑今、启后世,注重实事求是的方志思想,对现今修志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方志接受学引论

这里提出建立方志接受(或消费：学命题,无论是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上看都是有必要的。就理论推导而言,方志接受学当与方志编纂学处于同等地位。马克思在论及一般生产与消费关系问题时指出：“生产媒介着消费”,“消费也媒介着生产”,“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     

论李泰菜的方志思想

李泰菜(1897-1968),字革痴,号痴庵,直隶阳原(今河北阳原县)人,是我国近代名的方志学家。他所撰的《阳原县志》被誉为民国名志,所的《方志学》则被看作我国最早的方志学专之一,二集中体现了李泰菜的方志学思想,也凸现了李泰菜在方志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为了将其方志思想彰显于世,使其思想的合理内核得到传承,对李泰菜的方志思想作一全面、客观、深入的探研成为方志理论研究的必然。但笔囿于才识,在此只能对其作一粗浅的研究,以期为读传递李泰菜的一家之言。     

从文章学漫说方志语言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明确指出,方志行必须做到“朴实、简练、流畅”,这是完全正确的。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制订的《江苏省地方志行规范》中,也明确提出：“志书为资料性述,不得写成论、教材、学作品、报告和总结等”。因此,方志语言还是以“直而事核”,“辨而不华,质而不俚”为宜。清代名方志学家章学诚在《史通义》中所言：“与其而失实,何如质以传真也”。     

试述明代方志的编修组织--以明代南直隶方志的编修为例

文章以明代南直隶方志的编修为例, 从三个方面谈了明代方志的编修组织: 修志人员的构成、修志人员的职责和分工以及修志制度与经费。     

论明代方志的数量与修志制度--兼答张升《明代地方志质疑》

章答复张升《明代地方志质疑》,对明代方志数量进行重新统计,并归纳出官定体例、申详呈报、乡绅呈请、公告等修志制度。     

志书中的明代宦官史料

在明代,一些地方志的修纂与宦官有密切的联系。同时,明代地方志中存有大量明朝宦官史料,对于研究明代宦官以及宦官在地方管理制度中的角色及影响都具有重要价值。     

明代山西方志编纂考略

明代山西方志总体数量、普及程度有了空前的发展,志书种类开始定型,体例亦逐步完善,内容日见丰富,并产生了初级方志理论。作还从明代方志勃兴的原因、编修的组织形式及特点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明清时期山东私修方志述论

明清时期是山东私修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在种类、数量、体例和内容上都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具有很高的价值。私修方志保存了大量的地方文献,是官修方志重要的参考资料,补充了官修方志之不足,并且纠正官修方志中的错误,它还提供了大量的其他史书所未载的地方史料。但私修方志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如时空分布不平衡;体例混乱,内容繁简不一;考证不够精详,多有溢美之词等。     

明末清初社会变动与地方志的编纂——以《松江府志》为例

文章以明末清初《松江府志》的编纂为例,阐明地方志的编纂深受社会变动的影响,具有因时而变的特点。明末,由于中央政权的式微,松江士绅在编纂地方志时有较大的自主空间,可以依照士绅主体的选择,对地方事务进行评议,突显地方特色,引导地方社会的价值取向,成为地方事务话语权的主体。而在清初府志的编纂中,处处体现了中央试图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不仅主持之人为官方儒学教授、他邑之人,不再突显地方士绅的作为;撰写也是以中央统一标准,有关地方社会的特殊习气不再彰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朝国家控制力加强、地方舆论空间相对缩小、士人社会地位下降的历史趋势。     

从地方志看明清时期潇河河道迁徙的原因

潇河是汾河的第二大支流,其流域是晋中重要的经济区域。明清时期潇河流域水灾害渐重,其中下游河道频繁迁徙是新出现的灾害特征。由于流域较小,正史记载不详,本文以地方志为主要材料,从灾害学角度探究河道迁徙的主要原因。     

从方志的寺庙记载看明清时期台湾宗教信仰状况

本文以1918年连横编著的《台湾通史》和清代编修的6部《台湾府志》中的寺庙记载为基础, 从寺庙的分布、数量、规模和主祀神等方面, 分析明清时期台湾地区宗教信仰状况及其构成因素。     

明代武当山志考略

明代是武当山最为鼎盛的时期,武当山志的编修也蔚为大观,构成一个完整的山志体系,形成一种奇特的山志文化。考察明代武当山志的异同得失,梳理明代武当山志的发展脉络,总结明代武当山志的编纂成就,以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是武当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