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生仔”现象的历史现实与文学想象——以伍慧明《望岩》为例的分析

论文结合历史事实和伍慧明的《望岩》对"纸生仔"的形象塑造,分析探讨了"纸生仔"对美国华人的个人关系、家庭关系以及对整个华人社区的影响。"纸生仔"作为美国华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一方面,它给众多通过"纸生仔"进入美国的个人及其家庭、整个华人社区造成了长久影响;另一方面,"纸生仔"的影响是代际传递的,它影响了整个华人社区的社会关系。同时,《望岩》展示了在麦卡锡时代和"坦白计划"背景下的华人社区,揭示了"纸生仔"对华人社区造成的持续伤痛。     

教育战线推翻“四人帮”两个估计前后

1977年11月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人民教育》相继发表了一篇由教育部大批判组撰写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篇拨乱反正的檄文,是推翻“四人帮”制造的“黑线专政论”打响的头一炮,也是打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一个突破口。影响所及,不仅在教育战线,而且引发全国各条战线,尤其是文艺战线推翻“四人帮”“黑线专政论”的波涛大潮。它伸张了全国人民特     

美国华人研究的新视角：文化社区理论

通过分析圣路易华人社区的发展与演变,提出了美国华人社区研究的新观点——“文化社区理论”。圣路易华人“文化社区”不同于传统的唐人街,也不同于当代美国东西海岸许多地区以商业利益而形成的新型郊区唐人街,它是由于中华文化凝聚力而产生的社区;华人聚集一堂,不仅是为了经商贸易,而更多是为了弘扬中华文化。文化社区现象标志着少数族裔在美国社会政治与经济地位的上升。     

20世纪上半期加拿大华人女性意识的 觉醒与家庭模式的重构 ——以加拿大华裔作家郑霭龄《妾的儿女》为中心

论文以《妾的儿女》为中心,辅以《残月楼》和《巾帼》的文本资讯,探讨20世纪上半期加拿大华人社区女性群体的历史境遇、生存形态以及由此给家庭模式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论文认为,加拿大华裔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华人社区家庭模式的改变,既植根于加拿大华人社区对传统中国伦理和中国习俗的无意识坚守,又与异域生存的现实环境息息相关,是中国传统嫁接于异域土壤的特殊产物,也是加拿大华人在当地环境中不得不做出妥协、适应和改变的生存策略。这些改变产生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与当时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和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也会随着这一历史阶段的结束和所在国政策的改变而渐趋消亡。但是这一阶段对加拿大华人社区及其后代所产生的影响却仍然以种种可见和不可见的方式持续存在着。     

浅论“非遗”保护要扎根村落

非物质文化遗产根在村落。何谓“村落”?《辞海》给了六个字的注解:“乡人聚居之处”。村落是由古代先民在农耕文明进程中,在生产生活中聚族而居建造形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民间,来自生活,村民在世世代代劳动生产实践中创造了世界,创造了文化。它是“以一定村落共同体为范围的家族关系以及由它产生的体制、观念和心态”。它包括节日文化、习俗文化、信仰文化、制度文化、家庭文化、民间语言、民间文学、美术、舞蹈、戏曲、曲艺、杂技、武术、医药和各种传统技     

电影《天云山传奇》的风风雨雨

摄制于1980年的电影《天云山传奇》,系根据鲁彦周的同名中篇小说改编,由谢晋执导,是我国第一部触及“反右斗争扩大化”题材的影片。在它诞生之际,正值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整个社会尚处在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阶段,思想解放运动刚刚起步,人们在思考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兴起,并由此溯及1957年的“反右”之类的既往政治运动。影片《天云山传奇》正是这一“反思”热潮的产物。它一出现便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不同评价激烈交锋,甚至险遭“枪毙”噩运。     

试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

在分析人类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上的众多矛盾时,人们时常使用“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等概念。但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却存在明显的歧异。193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把贯穿整个近代的两大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称为“基本的矛盾”．把中日矛盾称为当时的“主要的矛盾”。这里,他对“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这两个概念是区别使用的。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这两个概念的用法却有了改变。     

从《古史辨》前三册看“古史辨”运动的一个转向

时下学界对“疑古”思潮的反思,仍大多局限在“疑古”派的某些早期的观点和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破坏上。这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疑古”思潮,只是它的一个层面。本文认为,从《古史辨》第一册到第二册之间,面对考古发现和新材料不断涌现的挑战,“疑古”思潮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向,即从意识形态的思想冲击到学术典范的建立,从而把它的视角主要集中在人们观念中的“上古”。《古史辨》第三册反映了顾颉刚“疑古”方法论的逐步完善,回到文献考订后,“层累造成古史”理论得到了发展。     

跃入“共产主义”的悲壮实践

读了季羡林的《沧桑十年·序》,他说:“‘文革’浩劫才过去二十年,人们已经淡化了,给年轻人再谈,已被看作是‘天方夜谭’、‘海客谈瀛洲’;我们许多人的血白流了,应得的教训白白放过了。”对此,我久久不能平静。特别是想到“大跃进”,它对“三农”的破坏、摧残,决不次于“文革”,真使农村到了古人所说的“人亡政息”的境地。对历史负责,就应把它的教训很好的传给后代,不使他们重犯。怎么办呢,李锐的意见我     

美国华人学者陈依范先生访问我会

美国华人学者陈依范先生偕夫人陈元珍、公子陈一文,于5月6日访问我会。洪丝丝、肖岗等学会同志与他们进行了交谈。陈依范先生向与会人员介绍美国华人社会的发展情况,以及他把美国华人历史作为美国历史的一部份,纂写《美国华人》的过程.作为“梨园在西方”这个文化艺术组织的董事长,陈依范先生介绍了粤剧在美国华人社会的兴起。梨园在西方,填充了华人社会文化生活的的空缺,他希望中国文化能和西方文化融汇贯通。陈先生的《美国华人》已由工人出版社出版.     

西欧文艺复兴对神学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

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社会背景．使得西欧文艺复兴在利用古典文化资源的同时,对基督教神学文化传统也进行了批判继承。人文主义者以“借神颂人”的形式。借助“上帝”的权威来否定教会的“原罪”说,颂扬个人的自由、尊严与世俗欲望,促激起人文主义启蒙思想的诞生．也使得这一思想必然要打上神学传统的烙印。人文主义者还将自由平等的精神贯穿于学术活动之中．对基督教原典《圣经》及其它教会文件进行重新的翻译与考订,由此而产生了著名的“圣经人文主义”学派。促进了反教廷神权的宗教思想的勃发。文艺复兴对神学文化的批判、选择与吸收,有力地显示了文化创新与文化传统关系的客观历史规律。     

从秦汉家庭论及家庭结构的动态变化

商鞅的“分异令”规定成年兄弟必须分家,并非只能形成核心家庭。“五口之家”以“父母妻子”组成的简单主干家庭为其标准形态。不能把汉代家庭锁定为“核心家庭”。汉代还有相当数量的一般实行“亲死分家”的成年兄弟同居家庭。研究家庭结构应该注意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差别,注意它的发展变化。主干家庭、核心家庭、联合家庭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按家庭结构的动态变化,可区分为“分异”型和“同居”型,历史上不同时代家庭结构呈现的不同面貌,主要是这两类动态家庭结构的消长引起的。     

续志典范——读《龙岩市志》感言

《龙岩市志（1988-2002）》（以下简称《龙志》）,称得上是一部成功之作,拜读后心情甚爽。这部书在“继承与创新”问题上,处理得妥当得体。既传承了“记”、“志”、“传”、“录”等方志的传统体裁,又反映时代发展的新情况,在编、章布局上很有创意。《龙志》贯彻了续志的“续”、“补”、“纠”、“创”原则,使第二代新方志更趋科学、完整,且善于把握时代特点与地情特色,彰显志书的现实性和个性化色彩。对于这样一部宏篇巨著,要全面、周详地予以评论,以个人的有限水平及精力。确难担承。因而,以下仅就几个具体问题浅陈拙见。就教于方志界同仁。     

美国华人移民家庭的代际关系与跨文化冲突

本文旨在研究美国华人移民家庭的代际关系与跨文化冲突问题。作者通过对其本人在洛杉矶和纽约两大华人移民社区所进行的田野调查、个人访谈和实地观察所收集的实证资料的系统分析,着重探讨矛盾重重的华人移民家庭中父母与子女如何处理复杂的、不断变动的家庭关系以及移民父母如何选择轻重缓急的策略,并依靠社区的力量来确保下一代的健康成长。     

郭影秋临终口述：“文革”亲历记

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之后,我常常在思考,那场所谓的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大恐怖、大灾难、大浩劫、大噩梦。其造成的恶果,对整个党和国家来说,几濒临党亡国毁的局面,对个人来说也常造成家破人亡的厄运。因而,无论是全党或者是个人,都应对之进行严肃的反思与总结,应当把当时的各种阴暗与丑恶,统统暴露在阳光之下,以使这种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朱熹所谓《春秋》之“难”探析

朱熹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其对经书典籍都有研究,但对《春秋》多次指其“难看”“难读”“不可晓”.通过分析朱熹对《春秋》性质、孔子作《春秋》的原因、《春秋》与“三传”的关系、解读《春秋》之方法的理解,可以看出朱熹以史解经,以理判史.《春秋》之“难”一方面是《春秋》经文本身简略,难于考证;另一方面是《春秋》诸家注疏多有臆凿之...     

赵歧还是赵岐？

东汉学者赵岐著有《孟子章句》,该书收入《十三经注疏》,影响很大,常为学者引据。赵岐之名不少著作中写作赵歧,如《传统语言学辞典》有“赵歧”条,“孟子章句”条的解释中也作“赵歧”,《新型古代汉语》（巴蜀书社１９９３）１４８页、古代汉语》（黄河出版社１９９７）２８８页也都写作“赵歧”。在一些学术论著中也时见写作“赵歧”。歧、岐音同形近,必有一误,究竟何者为是？《后汉书·赵岐传》去：“赵岐,字■卿,京兆长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也。初名嘉,生于御史台,因字台卿。后避难,故自改名字,以示不忘本土也。”岐即…     

青年森鸥外与庄子的"性命"论

青年时代的森鸥外主张“余等自然学者,求人类之进步与知识的开拓”。他以近代科学的发展为基点来理解《庄子》的“性命”论,并在与他人的论争中引用《庄子》的学说为自己的主张立论。鸥外以为,依照庄子的学说,今天的学者们应该以“有涯之生随无涯之知”,而非单纯地守“性命”或养“性命”。鸥外还列举了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概念为佐证,将其与自己对《庄子》“性命”论的理解融合为一,以此来探求“自然”与“知性”的关系。     

民国“好人”王宠惠

王宠惠（1881-1958）,字亮畴,祖籍广东,出生在香港一个基督教家庭,1958年3月15日在台北去世。1922年5月,王宠惠和胡适等人在《努力》周报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提出了“好人政府”的口号。同年9月,王宠惠署理中国民国国务总理,此内阁中的顾维钧、罗文干、汤而和等人均为“海归”,都曾经主张由几个“好人”组织政府．因此称此届内阁为“好人政府”。     

《年鉴》杂志的更名和史学研究的新趋向

法国年鉴派是战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西方史坛占据主导地位的“新史学”中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一个流派。在整个20世纪,以法国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在国际史坛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反映了历史学发展的趋势;同时它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从它的喉舌《年鉴》杂志的名称的更换上反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