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治”思潮与军阀“联省自治”评析

本世纪廿年代初,中国历史上演出了一场军阀“联省自治”的闹剧。仅就“联治”思潮的产生和“联治”运动的出现,作一简略的考察和分析。一地方自治,是近代中国社会玫治生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论题。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地方自治思想,是作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实行民主政治的进步潮流出现的,辛亥革命后“联治”思潮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说,仍是这种民主进步潮流的延续。     

南京临时政府的省制筹议

南京临时政府对省制的筹议,因立意与目的不同,以清帝退位为界,大致可分为两阶段:在前一阶段,因为施政受到各省掣肘,南京临时政府本诸中央集权主义,试图厘定省制,划分其与各省之间权限;在后一阶段,临时政府对于省制的筹议,主要为了防范袁世凯形成专制。前一阶段的省制筹议,因为南北和议实现统一而终止。后一阶段的省制设计,则与袁世凯省制主张存在诸多歧异,引发激烈政争,并制约了北迁后的临时政府对于省制难题的解决。     

民国初年湖南地方自治运动的兴衰

正民国初年,一系列乱象让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有了另一种思考,既然中央权威已经衰微,北洋军阀政府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不如通过地方自治谋求民主宪政和最终统一。袁世凯去世后,当时没有哪个政治人物再有实力和威望一统江山,各省相对独立,为省宪运动提供了良机。这时的省宪运动、联邦主义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也深深打上了当时的历史烙印。一、湖南开地方自治风气之先省宪运动首先发生在湖南,与当时的政治格局有直接关系。介于南北军阀之间的湖南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的创伤尤其严重,人民改变现状的愿望尤其强烈。     

孙中山与联省自治运动

联省自治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潮的一次重要尝试,是国家政体由君主制走向共和制的变革中地方政制相应变革的补充。孙中山反对联省自治,他认为联省自治势必会阻碍国家的统一;而极力主张地方自治,但强调地方自治不等于忽视中央政府的领导与国家的统一。     

黄东兰著《近代中国的地方自治与明治日本》

日本爱知县立大学黄东兰教授的近著《近代中国的地方自治与明治日本》,以近代中国地方自治的发端———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的形成与历史变迁为研究对象,分析外国地方自治对中国的制度形成产生的影响。作者从中日两国地方自治制度相互关联的角度入手,着重考察了中国吸收、改造日本     

必须用阶级观点分析历史上国内统一战争的问题

毛主席教导说,对于国内的统一要进行阶级分析。他说:“将分裂的中国变为统一的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但是如何统一呢?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还是人民的民主的统一呢?”前者是假统一,后者是真统一。“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②这就是因为我们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人民的民主的统一,也就是革命的进步的统一。在这以前,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他们也强调统一,但他们实行的是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即反革命的退步的统一。因而他偿“所得的不是统一而是分裂,最     

理想与利益——浙江省宪自治运动新探

1919-1926年的浙江省宪自治运动,是民初中国联省自治浪潮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省内外多种因素的推动下而发生,并在运动中先后产生了三种不同的省宪：九九省宪、三色宪法、浙江省自治法。省宪的条体现了当时人们的许多自治理想,但运动参与动机各异使之自始便存在着严重分歧,省宪理想成为他们追求不同利益目标的工具。运动断断续续的进行伴随着各方势力激烈的冲突,亦折射出浙省多重的地方政治权力结构。运动的无果而终,并非简单由于“军阀扼杀自治”。     

试析阎锡山与山西村制变革

1917年9月阎锡山被任命为山西省省长,开始在山西农村实行整顿,逐步对村制进行变革。民初山西所行村制,既是阎锡山政治革新思想的反映,也是革新传统乡村制度的时代要求。山西村制的变革顺应了近代地方自治的发展潮流,树立了全国乡村自治制度的范例。在中国乡村制度上,山西村制占有重要的地位。     

民初北京政府设立各省国税厅筹备处研究

各省设立国税厅筹备处是民初北京政府恢复财政秩序,解决竭蹶财局,同时建立新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重要举措。尽管遭遇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与阻碍,各省国税厅筹备处于1913年中期多已初具规模,各项税收交接与整理事宜亦在有序进行。赣宁之役后,随着国税厅筹备处职权的扩充,各省国税整理取得相当进展,其权限问题却愈发凸显。焦灼的财政状况与成效甚微的制度建设使北京政府很快转向晚清的摊派思路,在全面规复旧额的前提下对各省实行包办,无形中却促使省集权得到巩固。于革命更始之际的此一财政改革成为民初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的重要转折。     

直隶地方自治中的县财政

直隶地方自治中的县财政魏光奇在清末民初推行地方自治的过程中,全国许多地区均形成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县自治财政。这种县自治财政,不仅是当时中国财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体现出当时地方自治所蕴含的中国行政体制近代化变革的积极意义。因此,...     

全面抗战前央地关系视域下的南京国民政府省制变革

全面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省制变革是近代中国省制变革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大体经历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省区分治与权势平衡、二次北伐完成后关于省财权人事权和军事权的央地博弈与武力纷争、中原大战后集权与分治的微妙平衡三个阶段的演变。南京政府正常的省权制度变革无法有序展开,在体制内却只能依靠军事和战争手段解决。这是最下策之下策,而且无法真正有效解决省权过大问题。直到全面抗战前夕,省制变革一直成为牵引中国时局演化与社会变动的中枢和焦点问题。     

毛泽东“放权”改革的路径与特征分析

本文主要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前后毛泽东提出"放权"改革的历史动因和理论依据,阐述了毛泽东"放权"改革的路径选择,理性地总结和分析了毛泽东"放权"改革的特征.认为毛泽东"放权"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但是他的"放权"改革没有触及国家与企业的实质关系,也未能真正理顺中央、地方、企业的关系,中央和地方分权主要是行政分权,忽视了市场机制的作用;没有将以"放权"为核心内容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同步推进"放权"改革;对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上没有掌握好一个合适的界限,"放权"和"收权"都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律令制确立前的采女与日本古代王权

采女是日本古代地方豪族献给中央朝廷的贡女,是在宫廷主要负责天皇、皇后等饮食起居的下级女官。律令制国家时期的采女制度亦是后宫女官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些采女甚至被升为贵族阶层。然而律令制确立之前的采女并非如此,她们是古代王权专制过程中的产物,是连接中央朝廷与地方豪族之间的桥梁,其出现与演变体现了王权与地方势力双方博弈的过程。对该时期采女的考察,有助于从一个侧面加深对古代王权专制统治的认识。     

黄遵宪的地方自治思想

地方自治是近代宪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地方自治思潮在中国的出现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本文主要介绍黄遵宪的地方自治思想的内容、地方自治思想的理论来源和他的地方自治实践活动。黄遵宪的地方自治思想体现了中西文化相互碰撞和相互交融的时代特征,也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追求民主、探索宪政之路的不懈努力。     

民主党派与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

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时期参与的民主宪政运动极大地推进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深刻影响了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走向。追求民主政治的强烈意愿是民主党派参与民主宪政运动的根本动因;国民党的独裁专制统治是其参与民主宪政运动的直接原因;国内外要求民主的强烈呼声是其参与民主宪政运动的外在动力;共产党的引领和帮助是其参与民主宪政运动的重要条件。民主党派经过民主宪政运动的历练,日渐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民主党派经过民主宪政运动的实践,对民主的理解更为深刻,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本质认识得更加清楚;民主宪政运动是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共事的成功实践,为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莫定了基础。     

民初华侨联合会述论

针对学术界对华侨联合会研究文章不多的现状,分析了华侨联合会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特点,阐述了其在民国初年团结华侨积极参加民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等活动。争取华侨权益,以及对民初历史产生的积极影响和历史功绩。回顾这段历史,对于团结海外华侨,发扬其爱国主义精神,引导他们积极参加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统一事业,共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积极的意义。     

From the Parish to the Publich Realm

The parish church held a central place in local communities in the 18th century, both physically and symbolically; however, the institutions and practices governing the churches differed significantly between the Scandinavian countries.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hurch government in Norway from its position under 18th-century absolutism to its inclusion into the new system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established in 1837. It is compared to the very different institutions of self-government in Sweden in the same period. Although there were many lines of continuity within local government across the political dividing line marked by the Norwegian constitution of 1814, both local church offices and the parish community underwent conceptual changes related to the new constitutional system. Local church government therefore provides an example of how the notion of the population in general changed from absolutism to constitutional rule; from commoners in contradistinction to the state to communities constituting the very foundation of the state.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Beijing government, 1912–1928

The period of the Beijing government of Republican China (1912–1928) occurred after the 1911 Revolution that toppled the imperial system and before the rule of the Nanjing Nationalist government. For modern China, it was an era of frequent trial and error in implementing political systems, as well as a significant phase of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following the New Policy reforms of the late Qing. Many twists and turns during this period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stemmed from problems of the late Qing political reform. The three major issues occurring during the 1912–1928 era, namely the legitimacy of the govern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ts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branch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provinces, were all dominated by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frameworks. All of this made the 1912–1928 era more complicated than the late Qing period, increas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ne stage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nother, and accelerated the change in political systems while also broadening the choices available. Therefore, we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the complex contention among all parties, but also acquir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limits imposed upon institutional renovation by tradition and circumstances through examina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s behind the chaotic partisan politics.     

孙中山的考试权的宪政保障功能及实践障碍探析——以既得利益集团为切入点

有关民国时期考试权和考试制度的著述颇为丰富,也不乏就考试权与宪政的关系展开论述的著作。但尚未发现专门分析考试权的宪政保障功能的论文问世。该文以既得利益集团为切入点,就民国时期考试权对宪政的必要性、在现实实践中的运行障碍进行了初步探析。这对今天我国考试制度的构建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对当今宪政建设也不无借鉴意义。     

尺度重构视角下行政区划演变的动力机制——以广东省为例

本文以尺度重构理论为分析框架,基于广东省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区划演变的历程,剖析了各阶段区划演变的动力机制。研究认为,行政区划调整作为刚性的尺度调整工具,其发生周期、主要类型和动力来源嵌入在国家或区域为提升竞争力所采取的尺度战略及其相应的尺度重构方式之中。广东省的区划演变历程可归纳为"中央授权+中央调整地方权力尺度"、"中央放权+中央收权"和"广东省调整地方权力尺度"三个阶段性的尺度重构策略变动轨迹。此外,尺度重构可能体现在国家治理的诸多方面,由于各时期国家、区域宏观战略的不同,尺度重构的推动主体、内容指向会随之变化,空间生产策略也将进行调整,使得不同阶段对各地域空间赋予的尺度重要性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