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化的历史学”：理解与反省

“碎片化”在今日已成历史研究热议的话题,而且,明显是批评的声音居多。问题的存在,或许谁都难以否认,关键是成因为何？又如何面对？依拙见,“理解”问题之由来,或是对此进行“反省”的必要前提。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想略加说明的是,史学研究中所谓的“碎片化”问题,     

“碎片化”是个问题吗？

社会史研究在当代中国复兴后不久,“碎片化”问题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检视社会史学界对“碎片化”问题的探讨,大致有以下4种看法：缺乏合适的理论指导与操作方法,以致概念不清,含义不明;学科归属不易确定和研究对象宽泛、庞杂;选题狭窄、研究取向和具体内容零碎;与当前的学风浮躁、成果评价以及人才培养机制有关。我们认为,尽管“碎片化”问题其来有自,并且似乎凿凿有据,但细细推敲起来,却很难经得起严格的学术考究和深层次的学术反思。     

克服“碎片化”回归总体史

历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而社会史更被人认为是“碎片化”表现突出的领域。针对如何克服碎片化的问题,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只要我们‘保持总体化的眼光’,进行多学科的交流对话,勇于和善于在具体研究中运用整体的、普遍联系的唯物史观,再小的研究题目,再小的区域研究也不会被人讥讽为‘碎片化’。”④这就是说,克服碎片化的途径就是回归总体史。借《近代史研究》组织讨论“碎片化”问题之机,笔者愿就此观点再做进一步的申论。     

个体生命与大历史

“碎片化”是否已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问题,这恐怕需要具体的实证说明。比如,这个问题在中国是由谁提出的？谁在提倡碎片化？谁在反对碎片化？各要达到怎样的效果？什么样的研究是碎片化？在近年的研究成果中大致占据怎样的比例？别的不说,《近代史研究》中有没有,     

“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

史学研究的“碎片化”现象,是近年来引起史学界许多人诟病的一大病症,其意指研究问题细小琐碎,且缺乏整体关联性与普遍意义内涵,因而缺乏意义与价值。这种“碎片化”倾向尤其在近二十多年来新兴的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领域表现最为突出。     

非碎无以立通：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

近年所谓史学碎片化的感叹,多受外国影响②,却也有本土的渊源。贺昌群在1934年就感慨：清末民初《国粹学报》和《中国学报》上的文章,“大多仍能巍然保持着它的价值”,不过只是一种碎片化的价值,“在一门学问或一个问题中,只见零篇断目,如三五小星在夜天闪烁”;表现出中国“整个学术的内容,步调太不整齐,缺少连锁性,很难寻出一贯的文化线索来”。这些“论文中新旧方法与观点的不同,显出绝大的矛盾”。他承认矛盾是不可免的,却仍想要“求得一个矛盾的统一”。③     

美国劳工史研究中“阶级”的概念重构与范式更新

在20世纪美国劳工史研究中,“阶级”概念的内涵被多次重构。旧劳工史家们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理论,把“阶级”视为在生产力基础之上形成的一种社会结构。60到80年代美国的新劳工史家在社会史的广阔视野中重新研究阶级。他们反对“阶级”的结构化定义,重视工人自身在“阶级”形成中的能动性,但是,这种“社会转向”也让阶级研究变得碎片化。90年代以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学者们把种族、性别等分析范畴嵌入劳工史研究,从而解构了“阶级”概念的确定性,将其变为一个不稳定的、模糊不清的“社会和话语构造物”。随着“阶级”概念被多次重构,其作为一个分析范畴在劳工史中的重要性也呈现出弱化的趋势。     

论西方微观史学对宏观叙事的构建

微观史学通常被认为与宏观史学相对立并因此被视作“碎片化”的代名词。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微观史学家在专注于历史细节的同时,也在积极地构建宏观的历史叙事。他们提出了“正常的例外”和“可变的尺度”两个概念作为其宏观叙事的理论根据,并通过个体与社会的关联性、象征性隐喻、追随、深描、比较等方式在研究实践中建立起微观史与宏观史乃至全球史之间的联系。而他们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与其所处的多元主义学术语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微观史学与宏观史学特别是与全球史学相融的事实,对于我们走出“碎片化”的历史,以及确立一种辩证多元的历史认知模式具有启发意义。     

史学研究“碎片化”的中西比较

历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什么样的历史研究属于"碎片化"现象,其定义和产生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应该如何看待近现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现象,这些都是值得深化和探究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碎片化"问题的中西方比较来从中找出其根源,进而才能正确看待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     

捻军：历史人类学可以问什么问题？

捻军的历史是清史研究范围内一个长期被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个多年来历史学者配合田野考察与文献考据作为研究方法的问题。本文从20世纪50年代以江地与马昌华先生为首的田野考察与文献研究出发,提出近年来历史人类学从“礼仪标签”的概念所能引申的问题。本文考虑把“捻”或“捻子”作为一个行为的标签,放到法律文书,对“捻”在文献出现的频繁有没有影响。再者,所谓“结捻”的群众,为什么会在太平军北伐的时候竖旗起义。     

整体史：历史研究的“三位一体”

史学“碎片化”的讨论,西方学界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还有学者出版了专门批判碎片化历史学的著作。与之相比,在中国史学界,关于碎片化的呼声是近几年才凸显的事情,但大有柳絮纷飞、越吵越热乃至史坛尽说碎片化的景象。窃以为,不管是否如此严重,这种热议本身就说明它已经成为一个“现象”,从而不能不予以高度关注和认真思考。从已有的议论来看,     

民营经济名正而言不顺——求教于黄范章、黄文忠先生

黄范章先生认为,民营经济名不正言不顺;黄文忠先生认为,民营经济名正言顺;而笔者认为,民营经济名正而言不顺。所谓“名正”,是指民营经济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应运而生的有着特定内涵和外延的科学的经济概念;所谓“言不顺”,是指理论界对民营经济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众说不一。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班纳迪克·安德森认为所谓庞大的很多国家,实际上只不过是通过想象构成的一个共同体,并不具有实质国家的意义;杜赞奇说,我们不要用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概念来讨论历史问题,要把历史从民族国家里救出来;施坚雅而以城市为研究对象,改变了将中国作为整体来研究的方式,改变了政治行政区域为单位的研究;日本、韩国强调亚洲史、东亚史,弱化中国与中国史,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历史单位”;1996年以后“新清史”诞生,形成一股大潮。看起来似乎只是国外中国学界各种理论、学派、观点的争鸣,但实际上掩藏了很多悬而未决的大问题,“中国”、“中国史”这些概念,面临被消解、结构的困境,学术争鸣的后面又藏着政治的背景。国内学界如何应对,如何解决,本文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     

“朋”“友”原来是不同的人

“朋友”一词,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最常用的字眼,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也是说明“朋友”的重要。但在我国古代,“朋”和“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含义。     

试谈杂剧史上的所谓“明初十六子”

建立在“国朝一十六人”基础上的所谓“明初十六子”概念是不科学的,不能简单用来规范明初杂剧。     

不必担忧“碎片化”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历史学界关于“碎片化”的讨论多了起来,不少学者开始担心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在一些没有“历史意义”的小问题上,注重细节,忽视整体。其实,这种忧虑在西方历史学界出现更早。在西方,过去史学家在德国史学大师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Ranke）的影响下,主张历史的客观陛,认为历史学家的基本职责是探索历史的真相,因此他们热衷于大历史的研究。但西方历史学界随后出现了“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和“叙述转向”（narrative turn）,     

“皖文化”概念质疑

“皖文化”概念质疑朱来常《安徽史学》提出“皖文化”概念,引起学界的注目。“皖文化”概念能不能成立,关键取决于安徽境内的文化能不能构成一个统一的文化区域,这个文化区域具有相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特征,相同的文化模式;同时,所谓“皖文化”还应有自己的一套观念...     

“历史文物”、“革命文物”正名说

<正> 在我国的综合类博物馆中,藏品首先依据时代划分为“历史文物”、“革命文物”两大部类。其下或按质地、或按用途再分为若干小类。所谓历史文物,实际所指的是1840年前我国的文物;所谓革命文物,则是指1840年至今这段时间的文物。“历史文物”、“革命文物”的提法至今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博物馆界也习以为常,不论是上级下发文件、布置工作,还是教育部门编写教材、开展教学,或是各馆征集文物、保护管理均沿用这种说法。但这种方法是否科学?是否能正确地反映文物收藏、保管的现状?又是否能正确地指导我们的文物工作?前几十年无人做过细地研究。近年来,一些人对此提出了疑问。笔者以为,要弄清这些问题,首先要明确几个概念,澄清了思想,问题的解决就容易了。     

近二十年来有关明清“奢靡”之风研究述评

近 2 0年来 ,学术界围绕明清时期所谓“奢靡”(或谓“奢华”、“侈靡”等等 )之风的研究相当突出 ,除了部分论著专门探讨外 (如牛建强、王卫平的博士学位论文分别以该时期社会风尚为研究的主题或主要问题之一 ) ,更多的相关论著对此也有涉及。需要指出的是 ,学术界对奢靡之风的讨论并不限于明清两代 ,但以对该时期的讨论最为集中。清朝灭亡是 2 0世纪的事 ,但由于本文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回顾 ,故也遵从研究习惯 ,大致以鸦片战争为下限。另外 ,境外学者对此问题也有研究 ,囿于涉猎所及 ,本文仅以大陆为限。一、关于“奢靡”的概念及其使用有…     

关于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的辨析

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长期争论而未能取得一致看法,重要原因之一是对什么是“领导权”认识不一。所谓“领导权”,笔者认为有特定涵义。这里讲的“权”,不是指特定的法律概念的权力,而是一种政治概念,主要指统帅和响导作用。这种“领导权”的取得,一方面靠同资产阶级进行争夺,另一方面,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共产党领导权的取得与保持,“不是靠权力,而是靠威信、毅力、丰富的经验、多方面的工作以及卓越的才能”(《列宁全集》第6卷第212页)。毛泽东同志也指出:“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