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启蒙教育研究状况

目前,学术界对明代教育研究颇多,如明代的教育制度、官学教育、书院教育、教育思想等等,然而这些多是对成人教育的研究,而对启蒙教育的研究却仍然很薄弱。有关明代启蒙教育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社学和启蒙教材两个方面,对启蒙教育思想也有少量研究,其他的如在对家庭教育、族学、义学和私学的研究中也稍微涉及到了对明代启蒙教育的研究。一、有关明代社学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前后学者开始关注明代社学问题,并有了最初的一些研究成果。王兰荫《明代之社学》(《师大月刊》1935年21期;1936年25期)首先对明代社学进行了颇为详细系统的研究,对明代…     

台湾乡学的特征及来自福建的影响

乡学是遍布台湾城乡的一种教育机构,包括私塾、义学、社学等,其中既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以私立为主。在台湾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乡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社学即官办初等教育”说质疑

读陈剩勇先生在《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上发表的《清代社学与中国古代官办初等教育体制》一文,颇有收获,但也有一些疑点,现提出来向陈先生与同行们求教。 陈先生文中认为社学与义学是官学,我以为社学与义学由官府倡导,并非意味着就由官府来办,因而说其是官办就不免牵强,特别是社学与义学不像州县学那样在各州县都有较固定的设置,而是显示出较大的地域差异性,这更表明这些社学与义学决     

鸦片战争中广州升平社学、升平公所的抗英活动

所谓“社”是古代地方区域名称。（左传）谓“二十五家为一社”。（宋史·苏武传）中称为“人民组织之团体。”“社学”始置于明洪武八年,诏乡、社皆置社学,以教民间子弟。清沿明制,制订以生员为社师,并免其役。规定凡近乡各子弟,年在12岁以上20岁以下、有志学文者,可人学肄业。可见社学历代以来都是乡镇民间子弟读书的教学机构。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英军侵入广州城郊,在大敌当前、国势财危的时候,广州所有升平等13社均先后成为人民抗英自卫的团练组织。“升平社学位于番禹县北30里石井坝东。合13个社80余乡所共建。遗址尚存,是广…     

宋代族塾义学的兴盛及其社会作用

中国古代有多渠道办学的传统。在宋代,由宗族组织所创办的族塾义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程度,不但承担了众多儿童的启蒙教育,而且有的还发展成为当时的地方教育中心和学术文化中心,是宋代学校教育中的一支生力军。然而,对宋代族塾义学的兴盛状况、管理状况、师生状...     

清代甘肃的义学

义学是私学的一种，是私人捐资建立或宗族设立的乡校村学，是免费的蒙学。甘肃义学最早出现于明代，普遍设立于清代。义学对甘肃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创了民族教育的先河。同时，对开发智力、普及教育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明代徽州的宗族乡约化

徽州是聚族而居宗族发达的地区,明代中叶徽州的个别宗族尝试制定族规、设立族长而组织化,嘉靖时期随着明朝大力推行乡约,徽州地方官要求宗族设立乡约,不少宗族的绅士与首领也在宗族内部贯彻乡的,设立约正,制定族规,宗族被组织化。宗族组织化的实质是宗族乡的化,对基层社会的影响重大,而且加强了宗族与官府的互动关系。明代的宗族乡约化,也是以宋儒重建乡里社会秩序、移风易俗的主张深入基层社会为历史背景的。     

从乡豪历史到士人记忆——由黄佐《自叙先世行状》看明代地方势力的转变

元末到明初的地方社会,是一个乡豪权力支配的社会。明朝把地方势力纳入帝国的权力体系,培养起新兴的士大夫势力,在乡村中推行教化,逐渐形成士大夫文化主导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士人对于先世历史的叙述,无论是实录还是虚构,都反映出地方历史演变之真实趋势,成为明代以后士大夫对地方历史的一种集体记忆。明代著名学者黄佐所撰《自叙先世行状》就是其中代表性的著作。从这类模式化的历史记忆中揭示其文化意义,有助于了解明代中期以后社会转型之研究。     

明清时期贵州的民族教育

明代,贵州民族教育在“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方针下,极为重视土司子弟教育,使之成为“安边”的重要举措。由官府在设府、州、县学的同时,在民族地区创办若干“司学”。清代则用“义学”实施民族教育。其对象由土司子弟扩展到一般“苗民”,对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蒙养”教育有一定积极作用。但义学在民族杂居区推广的成效较大,而于少数民族聚居区、特别是“新辟苗疆”的措施不力。     

明代地方城市的“坊”——以江西省府、县城为中心

本文主要论述唐宋坊市制崩溃以后,明代地方城市中“坊”之情形。明代地方志所记之“坊”,有牌坊、街坊、乡坊和坊图四种不同涵义。牌坊为旌表建筑物,街坊为居民居住区,乡坊之“坊”是人文地理概念,指城内外一定地理区域,坊图之“坊”等同于里、图。作为“地域实体”的街坊,其形态已不同于唐宋时期的坊市,表现为开放式的条形街区,而不是封闭的方形区域;城外街区亦得称“坊”;坊的数目增多,其规模较小。街坊与城市里甲密切相关,是城市里图区划的基本依据。     

清华大学求购各地新修志书

清华大学求购各地新修志书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为开展当代中国史研究,决定设立“地方史志及文史资料中心”。凡各地所修的方志,包括省、地、市、县、镇、乡、村志及其他政区、社区志书均在收集之列。为此希望与各地各级修志部门建立联系,购买各地各级新修的...     

日据时期台湾的书房教育

清朝时,台湾除设有府、县儒学、书院、义学、社学外．还有私人办的书房（亦称私塾、学堂或书馆）．遍及城市乡里间,对启蒙教育的贡献普遍而深远。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后．废除清朝时期的教育机构,只有书房在民众的支持下保留并延续下来．成为台湾青少年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场所。     

明代的民兵与乡兵

明代的民兵与乡兵陈宝良大致说来,明代的军事力量可分为“军兵”与“民兵”两大部分。如明人崔铣就说河南彰德,“有卫兵,有民兵”①。在州郡卫所,凡是隶属于军卫的军队,称为“军兵”,此外则为“民兵”。民兵的种类甚多,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弓兵,隶属于地方巡检司...     

论清代贵州义学的发展

清统一贵州以后,把崇儒兴教作为加强思想统治的重要工具。随着“改土归流”的完成,清政府在贵州少数民族聚居的广大地区,即所谓千里“新开苗疆”,兴办了许多义学,借以传播封建化,巩固专制统治。在清代,贵州义学成为清政府“化导”各族人民的主要场所。义学的发展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贵州政治经济状况。     

“海门县学”考述

<正>地方官学是指各级地方政府依中央的诏令而设立的学校。在传统王朝的教化体系中,地方官学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教化、教育、礼仪、科举等多方面的职能。本文以海门县学为例,对其沿革规制、职官学额、藏书祭器、科举人文等诸多方面作一考述,以展现海门之文化。本文所述海门,为后周到清初之间的通州属县,康熙年间被裁为乡,非指海门厅(1912年改为海门县)。     

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考

1841年5月30日广州三元里人民自发抗英斗争的胜利在近代史上明确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不可征服的显著特点。但今天我们只能从当时的文人留下的诗文和稍后的绅券发布的揭帖公启中窥测其梗概。1841年6月6日以后,清政府别有用心地倡建团练社学,士绅们便喧宾夺主地争邀战功。史学家们可能被“间距化”的文字史料所迷惑,轻率地作出与事实相左的结论。例如,苏乾编著的《三元里平英团旧址》一书便说：“三元里抗英战斗的消息传到各乡,各乡的社学、书院立即响应,士绅、团民、义勇迅速‘柬传’四方。爱国士绅恩洲社学、升平社学首事梁廷栋…     

略论明代福州教育

明代的福建,教育发达,科举成就显赫,人才众多,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前人对此作了不少研究。这些研究大多从宏观,从全国范围或大区域入手。本文试图以福州府为切入点,论述福州府县儒学、书院、社学等概况,从社会经济方面探讨教育进步的物质基础与办学特色,从明政权与各级官吏对教育的重视,分析教育对区域社会统治的作用,从中探索明代福州府教育的经验教训。     

从临沂古方志看明清地方教育的发展

地方志中关于学校部分的记述对研究地方教育有重要意义。从现存临沂古方志对学校教育的相关记载来看:明清时期临沂地方教育机构有儒学、书院、社学、义学、家学、私塾等几种类型;经费有学田、存款利息、产业收入、政府划拨、民间义集、学生学费等几种来源;教学内容以科举应试的儒家经典为主,兼及政府的教化读物,并涉及医学、艺术等内容。从整个地方教育发展来看,政府起到了指导作用,而士绅起到了主导作用,教学效果良好。     

乡建运动与新乡贤阶层的崛起

一、乡贤与乡村治理 在古代,王权政治只管到县一级,广大乡村通过自治的方式,以及乡规民约实现有效管理,体现的是宗法制度与儒家思想.传统乡贤社会与乡村治理(自治)主要包括:保甲制度、乡绅、乡约(如北宋吕大钧返乡后与乡民订立《吕氏乡约》: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乡学、私塾(村塾)、义学、义庄、义仓.     

明代生员新论

明代的儒学生员具有双重身分。一方面,生员是正式在政府注册,并由政府官员提调、学官课业的官学生;另一方面,生员又是一种“科名”。从生员到进士,犹如科名阶梯,而生员仅仅是科举考试各级阶梯中最初的一级有关明代生员。生员是地方乡绅的一部分,而乡绅的产生、延续,主要依靠科举制度与学校制度。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适当的总结是必要的,但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须给以深入的讨论,一是士与仕,即士的理想化人格,以及科举的客观现实导致士行、士习的堕落;二是青衿与缙绅,即生员与在乡士大夫的关系;三是生员在地域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地位及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