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地委"组织考论

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地委组织是党的组织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织层级和管理机构。它经历了一个从初创、探索到重建、全面发展和基本定型的历史过程。在初创和探索时期(1921～1927),地委组织从制度上看呈逐渐严密、从设置上看呈逐渐增多的特点,而总的看,地委的组织层级地位尚不明确,地委的设置从全国的组织体系看还表现为临时性和不稳定性。在重建、全面发展和基本定型时期(1938—1949),地委组织确立了省(边区)和县之间一个地方层级的地位,地委的组织制度在早期探索的基础上逐渐完备和定型,地委在全国的地方党的组织体系中的组织和层级地位在法律上(党的章程及有关文件)和实践上得以确立。     

“北京特科”：陈赓领导的中共另一秘密机构

“北京特科”是20世纪50年代一个严格遵守周恩来的指示“不与党的地方组织发生联系,单独进行情报、兵运、保卫、锄奸等活动”的党的隐秘机构,受在上海的党中央和中共北方局领导,利用各种方式为党提供各种重要情报。著名的“红色特工”潘东周、小说《红岩》里华子良的人物原型韩子栋,都是北京特科的谍报成员。     

"北京特科":陈赓领导的中共另一秘密机构

“北京特科”是20世纪50年代一个严格遵守周恩来的指示“不与党的地方组织发生联系,单独进行情报、兵运、保卫、锄奸等活动”的党的隐秘机构,受在上海的党中央和中共北方局领导,利用各种方式为党提供各种重要情报。著名的“红色特工”潘东周、小说《红岩》里华子良的人物原型韩子栋,都是北京特科的谍报成员。     

父子同是中央委员的人

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早期领导人。其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在中共五大上也都被选为中央委员,遗憾的是,陈延年与陈乔年在中共五大后先后被捕,英勇就义。     

冻独秀与中共五大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于大革命危急时刻的 192 7年 4月 2 7日至 5月 9日。几十年来对五大的评价及陈独秀在五大的连任问题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主要根据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 ,通过梳理陈独秀与中共五大的关系 ,得出与传统看法不尽相同的结论 :五大的实际主导者不是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而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 ;五大有明显的缺陷 ,但不能全盘否定 ;陈独秀在五大的连任是历史的必然 ,并不是大革命最终失败的决定因素。     

陈独秀与中共五大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于大革命危急时刻的1927年4月27日立5月9日.凡十年来对五大的评价及陈独秀在五大的连任问题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主要根据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通过梳理陈独秀与中共五大的关系,得出与传统看法不尽相同的结论:五大的实际主导者不是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而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五大有明显的缺陷,但不能全盘否定;陈独秀在五大的连任是历史的必然,并不是大革命最终失败的决定因素.     

中共第一个中央级纪检委诞生始末

1927年4月底至5月上旬,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中央级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诞生。之后,这一机构便在中央延续至今,中国共产党的监察制度成为根本制度固定下来。中央监察组织的建立、监察制度的执行,犹如一柄高悬的利剑,使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得到遏制,勤政廉洁的正气得到褒扬,纯洁了党的组织,健全了党的机构。中共五大上诞生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对于党内监督检查制度具有奠基性的意义。     

中共五大召开的前前后后

长期以来,在关于中共五大召开的背景、代表们如何在险要形势下奔赴武汉、会议的主导者及陈独秀的连任等问题上,或者情况不清,或者意见相左,围绕着中共五大诸问题的讨论从未间断。     

论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对中共四大的影响

中共四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它不仅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更是与党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分不开。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尖锐复杂的革命斗争中,陈独秀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不断变化被不少学者看成是其逐渐放弃和背离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表现,从而忽略了陈独秀对中共四大确立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重要贡献。     

1927年福州“四三”反革命政变

一、北伐军人福州前夕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合作 1926年6月,中共福州特委刚成立二个月,力量薄弱,工农群众组织也未建立。中共中央先后派陈昭札、陈兴钟、蔡珊等到福州,协助福州特委整顿组织,加强力量。之后,又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荷波来福州指导特委工作。10月的一个夜晚。中共福州特委在北门剑池后私立义务小学党的交通站,     

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1927—1932年）

中共向以“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著称,而1927—1932年问广东的中共地下党却是另一面相：组织松弛涣散,支部有名无实,党员缺乏训练,入党、离异均甚随便;中央的意旨难以贯彻到党组织的末梢;经济困窘,交通和情报传递迟缓,基层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的生存和应变能力十分脆弱。参加革命的农民多数是盲目的。一大批农民是在不知党和革命为何物,亦不明党的主义和政策的情况下被卷入革命队伍,或是出于个人生存需要才投身革命行列。地主的压迫剥削与农民参加革命并不构成必然关联。对大多数农民而言,拥护阶级斗争或革命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农民的宗族地缘观念浓于阶级和革命意识,地方主义和宗族性渗透于基层党组织中。党在力图改造农民的同时,农民也在改造和利用当地党的地方组织。     

特点突出的中共五大会务

中共五大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这次大会是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革命遭受局部失败的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当时,一方面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呈现日益高涨的局面;一方面革命阵营内部危机四伏,国共合作面临破裂的危险。虽然未能挽回危局,大革命最终失败,但与前四次党代会比较,中共五大在会务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特点。     

在苏联核手术的阴影中（中）

中苏论战是由中苏两党裂隙的加深而逐渐展开的。1960年6月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苏共策划的对中共的突然袭击,接着在莫斯科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上与中共的交锋,以及在十月革命43周年纪念活动中和中共的冲突等,对中苏公开论战作了有力的铺垫。     

中共领导的山东抗日根据地民兵武装研究

为适应山东抗战形势需要,中共从人民自卫团中挑选精干力量组建民兵,并通过强化组织领导、机构建设、武装整训等措施,使民兵成为民众抗战的核心力量,与正规军、山东地方武装共同组成三位一体的反“扫荡”军事作战力量,还担负着发展和保护根据地农业的任务,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扩大以至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尤为重要的是,民兵经过长期军事化和组织化训练,被塑造为正规军预备役和抗日基层政权的政治骨干,成为中共构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力量。     

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创建

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建党问题上经历了从反对政党政治到成为中共党创始人的转变。由于他在党的创建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和贡献,中共"一大"当选为总书记。毛泽东对此评价认为",他创造了党,有功劳"。理清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关系,有助于正确评价和深刻认识陈独秀的历史功绩。     

中共毕节支部的诞生

1934年1月,林青等人在毕节建立了党支部,是贵州人自己创建起来的第一个中共地方组织。     

地方党史编写点滴谈

中共地方党史是整个中共党史的组成部分,是中共党史的基础。党的创建、发展、壮大都与地方党的活动紧密相连。如果没有地方党组织作基础,没有地方党组织创造性地工作,无论是党领导民主革命夺取政权,还是在执政之后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今天的改革开放,党的历史便无从谈起。因此,地方党史的编写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延安时期中央组织部的历史贡献及其现实启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简称中共中央组织部或中组部,是按照中共的宗旨和组织原则建立的常设工作机构。作为中共中央一个重要工作部门,它的任务是管理党政军民学各类干部的调动与配备,各地党委的组织工作,各地人员来往的输送以及党员和干部的培训教育。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根据工作实际,各工作机构经过不断地调整,中央组织部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充实,成为中央机关的重要部门之一,是中共中央在党的建设方面的助手和参谋。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界进步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人民解放战争初期曾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对延安时期中组部的机构沿革、自身建设、任务演变进行了深入地挖掘,就整体而言,延安时期中央组织部的理念、理论和实践,主导了当代中共干部管理政策走向,亦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其政治运作。其历史贡献为新时期中共加强组织建设,保持纯洁性,获得一些重要启示。     

加强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是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A这是全会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和长远出发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论断。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这一论断的思想内涵和实践要求,对于深入学习和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加强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共四川地方组织建设的百年历程

四川省是全国范围内较早建立中共党团组织的地区。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四川省的地方组织建设经历了一个十分艰难曲折的创建发展历程,取得了辉煌成就,留下了宝贵精神,也付出过巨大牺牲。值此建党百年之际,现将中共四川地方组织建设的百年历程简要回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