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农兵学员生活

文革中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到1973年已是第三次了。那时,我在农村接受“再教育”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那些年,作为一名“老三届”高中毕业生．我是多么渴望能够早日跨进大学的校门啊。但是,前两次我虽也曾动过报考的心思。由于政治条件不过硬加上“朝里无人”。最终都不得不颇有自知之明地自动放弃了。     

侯外庐先生述学

在“五四”后的潮流中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时 ,我十六岁 ,这一年适从平遥高小毕业 ,考进了汾阳县河汾中学。“五四”象春日发聋震聩的一声雷响 ,把我这个一向以分数第一为最高目标的“好学生”从蛰梦中惊醒。为强烈的爱国心所驱使 ,我进入学生运动的行列 ,并开始渴望变革。我初入河汾中学不久 ,山西省成立全省学生联合会 ,学校举我和一位高年级的学生两人作为汾阳县代表 ,到太原出席大会。那时 ,我还算不上走在运动最前列的积极分子 ,我之所以被举为代表 ,以当时学生普遍的水平 ,主要是因为大家看中我的学业和品行。这是我第一次进省…     

我这个老委员

我从1988年开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并被选为常委，那时是第七届，然后第八届，现在第九届，算一算，已经进入第13个年头，可以说是一名老委员了。时间过得真快，1988年自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转任政协委员的时候才60岁，还能混迹中年人队伍，因为身体还好，动作也较敏捷，虽然已过“耳顺”之年，似乎并没有     

回归大学主体,回归教育本性——访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章开沅教授

被断裂的大学传统马国川:从简历看,您出生于安徽芜湖,解放前曾在金陵大学读书。章开沅:1946年我进入金陵大学读书。金陵大学是教会大学,很不错的一所大学。那时有一句话——"北有燕京,南有金陵",金陵大学是和北京的燕京大     

祖父许德珩在黄埔军校执教的经历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祖父许德珩与周恩来总理一同作为天津市的代表出席会议并当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在一次小组会上周总理问祖父：“楚生兄,你从法国回来后在哪里工作呀？”祖父回答说：“我在黄埔军校当政治教官,那时你已离开了,是熊雄负责。”周总理说：“噢,你还在黄埔（军校）工作过,那要记你一笔。”看到周总理清瘦的面容,祖父联想到当时很多关于周总理患癌症的传言,他沉重地说：“总理,你要保重身体呀。”周总理回答说：“我剩的时间不多了。”     

听大有镇给你唱一首冬天的歌

几年前,听到大学舍友自我介绍说：“我来自大有镇”。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大有镇这个地名。1月的一天,几个爱好摄影的同伴相约一起去拍雪景,也邀请了我。我问：“去哪儿拍？”他们说是去大有镇,我立刻应了。     

登山改变了我的命运

对我来说1999年是非常难忘的一年,那年三月我离开家乡,第一次来到拉萨,进入西藏登山学校。从家乡聂拉木到拉萨需要三天时间,一路上我都在想象即将踏入的学校。那时学校刚刚成立,登山装备非常简陋,我们用的大部分都是60年代用过的装备。虽然条件很差,可我们在学校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是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勇敢、拼搏、敢于挑战困难的精神。尼玛老师的这句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今天我带了你们二十几个人,将来你们要培养更多的登山人才,发展西藏的登山事业。”     

一次特殊的全国人代会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秘密会议,事前没有公布会议召开的消息,会议的各项活动也是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只在会后各新闻单位才予公布。这是前所未有的。 秘密入京 作为大会的代表,我预先接到了将要出席大会的通知,但何时出发却不知道,通知我的人只强调要严守秘密,甚至连自己的妻子也不能告知。那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8年多,周恩来总理的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差,虽然国务院日常工作已由邓小平同志     

在日本京都大学做访问学者

<正>我是1981年至1983年在日本京都大学做访问学者的。这也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和日本导师“先怀疑,后喜欢”我当时在上海师范学院化学系任讲师。那时刚改革开放不久,出国只有公派。公派就涉及到名额分配及国家统一考试。上师大有一个去日本的名额,可候选人沒考上。是放弃,还是换人？我就不得而知了。在此关节点上,我的恩师吴迪胜极力为我争取,学校最后同意让我去试试。那时名额虽少,可有准备的竞争者也少。居然让我考上了。     

1977年,我成了"试点研究生"

1976年4月,我从部队复员回到上海,进入一家冶金基建单位工作,先在机械运输队学习修理汽车,不久调到单位办公室当秘书。一天,单位组织人事科科长告诉我,今年选送上大学的指标下来了,问我想不想去上大学,我立刻回答“想“。她又说指标有三人,三个专业,一个是交通大学的起重运     

工农兵学员入北大

20世纪70年代,正在搞“文化大革命”的我国高校,曾对招生制度进行过一次彻底的“革命”,这就是你只要被推荐,不管文化程度高低、年龄大小,不经考试,就能进入大学上学,这些人被冠名以“工农兵学员”。有意思的是,“文化大革命”其发端在北京大学,“工农兵”上大学,其肇始也在北京大学。我是当年第一批进北大的“工农兵学员”中的一员,经历了一些有趣的事情,略述在此。     

不恃权威 不弃无名──追记我与郭老的一段文字因缘

不恃权威不弃无名──追记我与郭老的一段文字因缘龙晦１９７１年,郭沫若先生在《考古》复刊的第一期上,发表了他在“文革”后期的第一篇文章《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那时我刚从军垦农场回来,正是惊弓之余;征尘甫卸,读到了他的大著。当时郭老已长期搁笔...     

相会西北战地服务团——怀念著名电影导演凌子风

1999年3月3日,我在太行老区深入生活,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报道了一条使我十分悲痛的消息:“著名电影导演凌子风,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3月2日在北京逝世”。我看了这条消息后夜不能寐,浮想联翩:我和凌导演是1939年秋在晋察冀认识的,那时我在晋察冀边区政治工作队,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正在筹建儿童演剧队,经周巍峙同志(原西战团主任,今中国文联主席)亲自挑选,我被调入西战团,第一天报到就见到凌子风(那时叫凌风),他身穿日本军大衣,背着日本牛皮背包,穿着日本皮鞋,还留着一小撮胡子,活象一个日本鬼子,我当时以为他是日本战俘,就有意识地接…     

最后儒家的传奇人生

一、向领袖“叫板” 1938年1月,梁漱溟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时,毛泽东就对他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民国七年（1918）我在北京大学,那时你是大学讲师,我是图书管理员。梁漱溟称赞毛泽东好记性。     

忆鄂东抗战

一、打响鄂东敌后抗日第一枪“七·七”事变时,我是武汉大学的学生;1936年秋就参加了秘密的全国学联的活动,和党有了联系。1937年9月底的一天,陶铸到珞珈山找我,要我开一张可以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同学的名单。我开了七八个人的名字,并写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交给陶铸。陶铸问我,是不是开多了,我说他们都不错。1937年10月2日,小黄（即杨学诚）来到我的宿舍,我们自己画了镰刀锤子的党旗,在他的监誓下举拳头、念誓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日寇正在攻上海,我认识到在国民党那样的抗战政策下,武汉肯定守不住,要抓紧时间准…     

我在“四清”时期的大学生涯

正一、进入大学我是1964年8月考入贵大外语系学习的。虽曰考,但在那个“亲不亲,阶级分”的特殊年代,主要还是看出身,看家庭成分。我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录取通知书,上面赫然印着:根据你的“政治、健康状况、考试成绩和报考志愿”,录取你入我校外语系学习。政治是放在首位的,是决定录取与否的关键。我们年级就没有一个地富出身的同学,同级中文系还有3名保送入学的解放军战士,那当然是政治条件极好的了。那时高考分数是     

原子弹爆炸前夕的广岛

1944年.毕业即失业,处于困境中的我,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漂洋过海到达东瀛,去广岛文理科大学任教。这是我们校长的推荐,他称我为“高才生”哩！这也是我帮一位在日本执教的同窗好友一点忙,因他有重要的家事,亟待回国解决,求我代他教课,可短期亦可长期。那时我是“待业青年”,25岁,“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关于夏文化研究——对刘绪先生的访谈

<正>1.您本科时，北大教学体系中是如何从考古学角度论述“夏代”或者“夏文化”的？您个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夏文化问题的？我是1972年上的大学。当时还是“文革”期间，上课不是太正常。我们这个班是北大自1966年停招之后，时隔7年招入的第一届学生。老师们对我们这一届同学都非常用心，有点恨不得把失去几年的时间都追回来的感觉。但是我们当时因为不是应届生，来源也比较杂，大家的程度也不一样。所以，     

十世班禅终生难忘的一天

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生前曾多次说过：“1951年4月27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为参加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与协商,这一天,十世班禅第一次从青海老家来到首都北京,第一次见到敬爱的周总理。     

即时诊疗创新无限

留学参加大赛 获奖催生创业 1991年,我进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就读.1996年7月毕业后,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当医生.2006年7月,我赴德国深造,两年后取得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 在海德堡读书期间,我参加了国家教育部和科技部举办的第一届"春晖杯"中国留学人员创业创新大赛,凭借自主研发的"海特TM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