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元学案》的编纂、体例特点和历史地位

《宋元学案》是一部比较全面地综合了宋元时期各学术派别的思想资料,并以学案体的形式加以编纂的学术史专著。其规模之庞大、材料之翔实、体例之严整,均超迈前此的学术史著作。因此,有必要从学术史编纂学的角度,对这部著作的成书过程、体例特点和历史地位等问题加以研讨。一、《宋元学案》的编纂《宋元学案》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也非成书于一时。它系由黄宗羲始纂修于清康熙十五至三十四年间(1676—1695年),后经其子百家、私淑全祖望续修,又经同郡王梓材、冯云濠校定整理,才成为百卷定本的。从宗羲草创此书至最后编定刊刻出版,历时近两个世纪。《宋元学案》初无定名,称法不一:或称《宋儒学案》,或称《宋元儒学案》,或以《宋儒学案》和《元儒学案》分称。直至道光年间,王梓材、冯云濠校定此书时,鉴于全祖望“所定《序录》,自宋及元,合为百卷”,才合称《宋元学案》。尽管《宋元学案》非出自宗羲一人之手,然而其草创之功,自不可没。他为本书发凡起     

论黄宗羲的学术史观

明清之际,以社会的剧烈变革为背景,中国传统思想开始进入了总结、整理的时期。如果说,王夫之主要对古典哲学作了较为全面的反省,顾炎武着重在经学上开一代学风(奠定清代朴学之基础),那末,黄宗羲的注重之点则主要在学术史。黄宗羲曾对宋元及明代的学术思想史作了深入的考察与整理,他的《明儒学案》及《宋元学案》(由黄百家、全祖望续成)之系统与精深,是前     

《宋元学案》中黄百家的案语及其学术价值——兼论宋元儒学思想史的建构

《宋元学案》成书第一阶段"黄氏原本"的主要编纂者黄宗羲、黄百家父子,主要致力于学术思想的诠释;第二阶段"全氏修补本"的编纂者全祖望,主要致力于思想史的构建;第三阶段的编纂者王梓材与冯云濠,主要致力于文献校订。黄百家作为黄宗羲学术思想的忠实继承者,贯彻其定下的编纂原则与思想史观,在编纂《宋元学案》的过程中,做了文献的整理与考订、师承关系的辨析、历史记载的考证、思想史的建构与诠释等方面的工作,从而提高了全书的学术价值。黄百家突破了程朱理学的道统框架,建构了比较完备的宋元儒学思想史体系。其评论贯穿了清代浙东学派推崇学术创见、道德与学问并重、折衷朱陆各派思想的一本万殊思想史观,以及学问优先于地位的纯粹学术态度。     

《宋元学案》的编撰与成就

一、汇集几代人的心血而撰成《宋元学案》计有一百卷,与《明儒学案》同为学术史的巨著。它的主要撰著者是黄宗羲、全祖望二人,而这部著作的完成又凝聚着更多人的心血,前后经历了一百多年。这在众多史书中也属罕见。黄宗羲(1610—1695年)浙江余姚人,他是明清之际卓越的思想家,渊博的学者,同时又是一位抗清志士。他的学术同其政治经历密切相联系。清兵南下时,宗羲在家乡浙江募义兵抗清,后退入四明山自守。还曾随冯京第到日本乞师。清朝当局对他悬赏缉捕,只得隐伏     

宋代学术史著作和黄震对理学的总结

宋代学术史著作的出现,是理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又是理学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以论述理学发展为内容的学术史,是从史的角度对一定时期内的理学的变化,作了总结。适应这种总结的需要,这些著作体现出考辨学术源流的治学精神,在编纂形式上又有其精心的编排。明代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的学案体学术史著作,可以说是宋代学术史著作的进一步发展。一、《伊洛渊源录》、《道命录》对学术源流的认识     

两种《宋元学案》黄璋校补稿抄本再认识

对比两种《宋元学案》黄璋校补稿抄本与通行百卷刻本,可解决一些遗案,亦能纠正相关讹误。余姚本共有学案五十七个,非五十二个。傅图本大体以余姚本誊抄而成,不过内容互有增删。百卷刻本在学案署名上存在前后抵牾及误判,而傅图本对一些案语的归属,也有疏误。稿抄本的存在,有资于增补、校勘通行本的讹罅,也有裨于观测学术史轨迹的变动,对重新认识《宋元学案》有重要意义。     

宋元儒学的重建与清初思想史观——以《宋元学案》全氏补本为中心的考察

《宋元学案》全祖望补本约占全书三分之一,但长期以来其性质及其思想史上的意义几被遮蔽。全氏补本力求摆脱宋以来的道统谱系,着意重构宋元儒学的多元史实;发掘梳理大量处于边缘与过渡环节中的儒学活动,呈现了儒学流变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增设与儒学运动密切相关,但思想内容不多的学案以及不直接反映思想的党案,使思想史的建构突破了纯理论的范式。与黄宗羲相比,全氏补本更具有“历史的”性质,反映出清代浙东思想史观的变化,并折射出清代学术有别于宋学的特征。     

论黄宗羲对张载的疏证

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横渠学案》的案语中说:“横渠先生勇於造道,其门户虽微,有殊伊洛,而大本则一也。其言天人之故,间有未当者,梨洲稍疏证焉,亦横渠之忠臣哉!”这个疏证,似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以笔者之孤陋,好像除杨向奎先生外,尚无人涉及。浅见以为,分析这个疏证,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黄宗羲和张载的乃至朱熹的思想,因此,有加以论述的必要。     

关于名家著史

名家著史,他们所以能够取得历史性的成就,这首先是由于他们的才华和学识,同时也是由于他们坚韧不拔的治史精神。我们知道,《史记》是司马迁父子相承,积累起来的结晶,《汉书》是经过班彪、班固、班昭父子兄妹相继完成的,司马光著《资治通鉴》,花费了十九年的工夫。象这样以长期的努力从事著史的事例,并不仅见。如杜佑著《通典》、胡三省注《通鉴》、黄宗羲等著《宋元学案》,都是很突出的。     

黄氏两《学案》补考

吴光先生《黄宗羲著作汇考》一书（台湾学生书局,以下简称《汇考》）,材料完备,考辨精详,卓见迭出,在黄氏著作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也有不少疏漏之处。本文仅就《明儒学案》、《宋元学案》这两部黄氏大著对《汇考》作一些补正。 （一）《明儒学案》底本补考 《明儒学案》最早的版本,有康熙三十二年故城贾氏紫筠斋刻六十二卷本（简称贾本）和康熙三十年万言初刻、乾隆四年二老阁主人郑性补刻本（简称郑本）。关于这两种刻本的底本来源,《汇考》略有考辨,大意谓:贾本之底本来源于仇兆鏊,决非原稿本,而是经过改窜的钞本,而原稿本始由万言、后由郑性掌握,并未经过仇兆鳌之手,故仇氏所得、贾氏所刻乃为钞本,而万言、郑性所刻则为原本,两者有很大出入,乃系所据底本不同所致。此说有其合理的地方,但笔者不敢完全苟同。     

周必大无弟周必刚考

《宋元学案》卷三五《陈邹诸儒学案》列周必大、周必强、周必刚三兄弟为刘若川门人,言“周必刚”和“周必强”如下：     

《明儒学案》,一部开风气的学术史著作

《明儒学案》是一部学案体裁的学术史著作。在黄宗羲的所有著作中,这部书是他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明儒学案》全书62卷,列17个学案,透过宋明理学发展的流变,总结明代的理学,展现出理学发展的趋向。黄宗羲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在这部著作中得到体现。《明儒学案》体现的治学精神,对古代学术的发展具有开风气的意义。一、学要有宗旨,但不可有门户黄宗羲在《明儒学案》贯彻的治学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的是:学有宗旨,但不可有门户。《明儒学案序》开篇说: 盈天地间皆心也,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故穷天地万物之理,即在吾心之中。后之学者,错会前贤之意,以为此理悬空于天地万物之间,吾从而穷之,不几于义外乎?此处一差,则万殊不能归一。夫苟功夫著到,不离此心,则万殊总为一致。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也。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剿其成说,以衡量古今,稍有异同,即诋之为离经畔道,时风众势,不免为黄芽白苇之归耳。夫道犹海也,江、淮、河、     

近百年来《清儒学案》研究回顾

正在中国学案史上,由徐世昌主持编纂的《清儒学案》,是继《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之后,学案体史籍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也是最后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学案"体著作,故有"学案体史籍的殿军"之称。《清儒学案》自1938年问世,即为学界所关注,容肇祖、钱穆开风气之先,率先研究,自后陈祖武、卢钟锋等学者接武前人,推陈出新,遂将《清儒学案》的研究引入深处。本文谨就近百年来的研究成果     

一部有开拓意义的史学著作——评《中国学案史》

一部有开拓意义的史学著作——评《中国学案史》吴怀祺陈祖武著《中国学案史》,１９９４年４月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这是近年史林中又一部有开拓意义的学术著作。我以为这部作品在实际上是一本局部的中国学术史。从南宋的《伊洛渊源录》到《明儒学案》、《宋元学案》、...     

《明儒学案》英译本问世

黄宗羲撰,朱莉娅·钦与乔英·方等编译.美国夏威夷火奴鲁大学1987年出版.336页.黄宗羲(1610—1695)的重要著作《明儒学案》的艰巨节编翻译工作得以完成并获得出版,应该归功于朱莉娅·钦.黄氏的著作不仅是对明朝(1368—1644)学术潮流的颇有影响的记录,而且是了解17世纪汉族王朝转向满清王朝(1644—1911)时期新儒学的窗口.《明儒学案》提供了     

黄宗羲和清代浙东史学

黄宗羲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位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和史学家,他的政治思想和史学理论对后世都曾发生过重大影响.特别是《明夷待访录》一书,具有浓厚的近代民主思想,《明儒学案》一书则为学术史研究开了先河,并创立了一种新的史体——学案体.他对明代历史的研究、当代文献的整理等也都作出过卓著的贡献.黄宗羲的学术思想上承宋明以来浙东学派的优良传统,同时通过讲学,培养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形成清代浙东史学流派.所以,黄宗羲又是清代浙东史学的开山祖,在浙江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学案体”研究现状述评

如编年体、纪传体等史学体裁一样,“学案体”在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传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清儒学案》、《百年学案》等学案体史籍,不仅展现了一个阶段儒家人物的思想特点,勾勒出学术流派的发展脉络、传承关系及学术宗旨,而且反映了该时段学术的整体面貌,具有学术总结的性质。因此,学案体著作对儒学文献尤其是理学文献的保存,对当代及后世的文献编纂所具有的总结、借鉴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在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等领域的价值亦不可忽视。     

说黄宗羲《明儒学案》晚年定本

清康熙三十年前后 ,《明儒学案》出现了两种有重大差别的版本 ,即郑性刻本(简称“郑本”)和贾润、贾朴父子刻本 (简称“贾本”)。道光初年 ,又出现了调和郑、贾二本的莫晋刻本 (简称“莫本”)。《明儒学案》的三种不同版本系统由此形成。过去 ,学术界普遍认为郑本是众本所出的善本。本文通过对郑、贾二本次序、案题、内容等方面的详细比较分析 ,证明郑本乃作者初稿 ,贾本各方面均优于郑本 ,应是郑本的修订本 ,亦即黄宗羲的晚年定本 ,于现存诸本中为最善。今天使用《明儒学案》 ,应以贾本为准。莫本正确地采用了贾本的内容 ,但次序、案题从郑本则未妥     

福建最早官办书院——延平书院

正书院诞生背景福建最早官办书院——延平书院的诞生背景,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概括,即地利、人和及天时。地利:北宋邵雍断言:"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今南方地气至矣!"(《宋元学案》卷九《百源学案》)。隋唐五代时期,随着北方移民进入福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福建得到初步开发。闽北作为福建最早开发的地区,经济和文化相比于其他地方要先进一些。与当时战乱频乃的中国北方相比,这     

国图藏《天游山人集》残本价值辨证

本文以明儒杨应诏《天游山人集》在国家图书馆藏四卷残本、日本内阁文库藏二十卷足本与该书被选入《明儒学案》的文字对勘。认为国图藏《天游山人集》虽为残本,但收录文字更为严谨精炼,刊刻亦精;二十卷足本的目录却与收文并不全然吻合,卷中各篇文末也有行文粗疏之弊,因此残本所存更胜于足本中的相应文字。用《明儒学案》与两者互校,可知黄宗羲所用为如今国图藏残本原书,辅以《学案》对杨应诏思想的判断,更旁证了《天游山人集》残本原书更胜于内阁文库足本。据此,本文认为对于存世文献的残本与足本,在使用上当有辨证的眼光。选用文献,不能凭借其残篇或全帙就遽断优劣,而应该根据研究对象,合理判断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