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漠北日月山地望新考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元代漠北日月山即"日月{山}熨斗山"、纳兰赤剌温、不儿罕哈勒敦,今蒙古国肯特山脉。日月山蒙古语所称哈剌温山,并非元代史籍中哈剌温只敦,或张德辉《纪行》之窟速吾(黑山)。日月山"行宫"、纳兰赤剌温之野,可谓长期被学界所忽视之蒙古前四汗重要营地与猎地。     

“大蒙古国”时期的斡耳朵

提起孛儿只吉朝第一位合罕铁木真的栖处，学者们都会联想见在“怯绿连河”亦“客鲁涟河”、“翕陆连河”、“卢朐河”、“驴驹河”、“龙居河”岸名叫“阔帖兀阿阑”亦“阔迭兀阿剌勒”、“曲雕阿兰”、“库铁乌阿剌里”、“阔朵杰阿剌伦”、“阔迭额阿剌勒”的斡耳朵。这个通常为春季驻跸地的斡耳朵，还曾是窝阔台和也孙帖木儿举行即位庆典的地方。《蒙古秘史》卷续二(第二八二节)：     

成吉思汗去世地点与祭祀

《元史》载成吉思汗1227年攻打西夏,七月壬午病重,己丑逝於萨里川哈老徒行宫。萨里川哈老徒行宫在漠北,他不可能在八天之内从西夏赶到漠北。较为符合逻辑的观点是,行宫可以随着守斡耳朵的皇后迁徙至西夏,所以成吉思汗去世地点仍是西夏境内。元代漠北的成吉思汗祭祀在他的四大斡耳朵举行,由此出现了“斡耳朵思”一词,它是後世“鄂尔多斯”一词的来源。元之後的成吉思汗祭祀地点转移到了漠南的鄂尔多斯,其转移的原因,是因为蒙古人深信成吉思汗曾表示愿在鄂尔多斯安度晚年的传说故事。     

葛开神秘的“最大斡耳朵”之谜

斡耳朵,本意为“宫殿”、“牙帐”,也可延伸为“都城”。最大斡耳朵是成吉思汗建立斡耳朵宫帐制的第一斡耳朵。     

元代新疆“站赤”研究

元代新疆“站赤”研究田卫疆“站赤”（蒙古语ｊａｍｕｃｉ的音译）,《元典章》谓之“驿站”,是”驿传”的蒙古语译。驿传作为一种制度推行始于元朝建立以前的蒙古时期。元朝建立后,驿传制度进一步发展。据至顺二年（１３３１年）成书的《经世大典》记载,元朝建立后,...     

精巧的元代戏楼

在永济市董村“三郎庙”(现为学校)里,有座构造精巧的,形制古朴的戏台,它就是全省现存年代久远的一座元代戏楼。 此戏楼创建于元英宗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距今670多年。其间虽经乾隆二十六年和嘉庆二十四年两次重修,且有深记为证,其形制与构件基本上仍保持了元代的风格。单就前深来看,深枋是通贯整个面阔,原来中间并无中柱,现在的中柱,是重修时为了加固支撑,符合后来演戏形式特点而加的。这说明元     

元代西域史事杂录

“秃鲁麻”是个非汉语词汇,以往的研究者多释其为棉织物或棉花,本文通过辨析文献对这一解说提出质疑。此外本文还对元代畏兀儿文臣沙剌班的事迹多所补正。     

成吉思汗去世地點與祭祀

《元史》載成吉思汗1227年攻打西夏,七月壬午病重,己丑逝於薩里川哈老徒行宫。薩里川哈老徒行宫在漠北,他不可能在八天之内從西夏趕到漠北。較爲符合邏輯的觀點是,行宫可以隨着守斡耳朵的皇后遷徙至西夏,所以成吉思汗去世地點仍是西夏境內。元代漠北的成吉思汗祭祀在他的四大斡耳朵舉行,由此出現了"斡耳朵思"一詞,它是後世"鄂爾多斯"一詞的來源。元之後的成吉思汗祭祀地點轉移到了漠南的鄂爾多斯,其轉移的原因,是因爲蒙古人深信成吉思汗曾表示願在鄂爾多斯安度晚年的傳説故事。     

元代缠足问题新探

本文从讨论马可·波罗“漏写”缠足问题而引发对元代缠足现象的探讨。在对元代文献中的缠足资料和相关出土文物作了考辨后,作者认为:一、元代常见的“金莲”一词,其基本含义是指穿上女鞋的缠足,也用以单指缠足;二、其它称谓有罗鞋、绣鞋、弓鞋、凤头鞋和玉钩等;三、元代女鞋的显著特点是窄和弓;四、元代后期已有“三寸金莲”之类的记载,尽管当时这四个字尚未连用在一起。缠足自身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将文献资料和元代九双窄而长的女鞋(可称作“窄鞋”)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可以推论:元代缠足主流是将脚的前部缠得窄小,到了元代后期虽已出现类似“三寸金莲”的记载,但尚未成为主要制式。马可·波罗在元代前期来到中国,不可能闻见后来才流行的“三寸金莲”那样的缠足,而且他在华期间主要与蒙古人和色目人交往,也可能尚未闻知当时汉族妇女已有的将脚缠窄的习俗。     

西安曲江缪家寨元代袁贵安墓发掘简报

2011~2012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为配合基本建设,于西安市曲江乡原缪家寨村所在地发掘了汉代至明代墓葬113座。其中一座元代墓葬(编号2012JGYM109)保存完好,为竖穴墓道前后室土洞墓,出土器物丰富,包括大量陶俑、陶动物模型、陶日用明器及瓷器、铜器等。据出土墓券可知,墓主为袁贵安,葬于元元贞元年(1295年)。此墓是西安地区发现的又一座有明确纪年的元代墓葬,为西安地区元代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元代“木怜等九站”初探

“木怜等九站”为木怜驿苦盐泊至宽迭怜不剌一线固定路段,包括苦盐泊至燕只哥赤斤四站、阿察火都至宽迭怜不剌五站。苦盐泊位于兴和路而盖即苦诺尔,宽迭怜不剌位于砂井总管府,“木怜等九站”线路性质为木怜驿昂兀岭之西、黑砂碛口之南漠南段。“木怜等九站”位于大都至上都西路以西,元代诸帝多数情况下并不巡幸此“九站”,但“九站”常见诸史载而为木怜驿重要路段。     

蒙元“大朝国师印”之商兑

西藏罗布林卡藏有一方十分重要的元代印章,印文为"大朝国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有学者认为,此枚印章的主人是蒙古宪宗时期的那摩大师,其中"大朝"应作国号理解。本文指出,此处"大朝国师"意若"大元帝师",或指西藏高僧乞剌斯八斡节儿国师。     

《元代灾荒史》评介

正元代灾害频次之高,波及范围之广,前所未见。自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始,元代灾荒史研究成果迭出。然而目前的两部元代灾害史著作,和付强《中国灾害通史·元代卷》(郑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失之简略,正文与表格比例失调,王培华《元代北方灾荒与救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研究范围仅限于北方,故仍有必要对元代灾荒史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梳理和考察。     

元代市舶制度简述

继宋代以后,元代的海外贸易又取得了大的发展。这方面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本文只就元代市舶司制度及有关内容作些分析,供参考。 (一) 元代的海外贸易始于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当时,南宋王朝还没有最后被消灭,但东南沿海地区已为元兵占领。元王朝“立市舶司一于泉州,令忙古(角旦寸)领之。立市舶司三于庆元、上海、澉浦,令福建安抚使杨发督之”。这是元代最早建立的四个市舶司。     

读《元代海外贸易研究》

谈到元代的海外贸易 ,陈高华、吴泰先生的《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当属开山之作。此书成书于 1981年拨乱反正之时 ,其丰富的史料和严密的论证受到史学界的一致好评。 17年之后 ,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这一领域的又一部新著——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以下简称《研究》)。这部 2 5万字的学术专著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注重史料的挖掘和内容的创新 ,将元代海外贸易的研究 ,又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综览《研究》全书 ,至少有如下三个长处或特色 :第一、较多的创新与突破。“官本船”是元代海外贸易中一种重要的运营形式 ,史学界一般认为它是元政…     

邹县元代李裕庵墓清理简报

1975年3月,在邹县火车站扩建工程中,发现了一座元代至正十年(1350年)的墓葬(图一)。过去,这一带有封土堆数个,石碑两块。因长年雨水冲刷及耕作取土,封土渐消,碑刻也已破坏。这两块碑一是李裕庵墓碑,据《邹县新志》载:"元裕庵李先生墓碑铭,西门外车站东。"一是李之英墓碑,据《邹县志》载:"李之英墓在城西北三里有碑,元锦州同知。"清朝光绪年间文献记载,李姓是土居世族:"李氏自元、明至今有显传者二十一代。"由此推测,李姓家族的祖茔文,也就在这个地段附近。我所清理这座墓葬时,在封土中发现了几块破碎的碑石,其中一块刻有:"……山县儒学……府君之墓"(图二)。在附近苗圃内     

龙泉系瓷器上的八思巴字款及相关问题

八思巴字由元世祖于1269年正式颁行,初称“蒙古新字”,后称“蒙古字”,因其为藏人八思巴创制,现通称八思巴字。八思巴字在有元一代是官方推行的“国字”,行用到北元,大约存在了一百一十多年,其后废行成了死文字。当它行用之时,不仅用于拼写蒙古语,还用来“译写一切文字”(颁行诏书语),如汉语、藏语、梵语、维吾尔语等。其中拼写汉语的八思巴字资料,对于研究元代历史、蒙汉民族     

江西永丰县元代延祐六年墓

1971年10月,永丰县佐龙公社稜溪大队社员在平地时发现元代延祐六年(1319年)墓一座。因受到扰乱,墓葬形制及出土情况已不清楚,现将出土的八件随葬品介绍如下: 地券一方。长58、宽33、厚1厘米。青石质,长方形,券首为半圆形(图二)。根据券文可知,墓主陈淑灵生于南宋宝祐五年(1257年),死于元代延祐三年(1316年),于延祐六年(1319年)下葬永丰县"龙云乡     

焦作中站区元代靳德茂墓道出土陶俑

2007年5月,焦作市中站区一座墓的墓道内清理出珍贵文物83件,其中3件为元代瓷罐,80件为彩绘陶车马及人物俑。通过墓志可知为元代怀孟路总管靳德茂之墓。这批彩绘陶俑是目前我国出土的第一批完整的元代出行方阵,为研究元代历史、文化、风俗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元代瓷器的生产与技术

《旧唐书》称蒙古族为“蒙兀”,《新唐书》称之为“朦瓦”,《辽史》称之为“盟古”,明初修《元史》称为“蒙古”。传说蒙古族起初住在斡难河(鄂嫩河)的不儿罕山(大肯特山)。到赤都忽儿孛阔时,出现了联盟的军事集团,宋孝宗谆熙十六年(1189年),铁木真被选为合罕(军务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