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清代实录记

实录为封建皇帝死后由继承帝位的儿子命史官编辑死去皇帝的生平事迹以告后世根据的材料,是前皇帝在位时所留下的有关政治活动的文书档案。其中包括诏令、奏议和每日记录皇帝活动的起居注,从中取材主要事迹,按年月排比成书,是我国编年体裁的史料书。由于是号称“据事直书,不加褒贬”,所以名为“实录”。在书修成后,给死去的皇帝冠以谥号,即某祖、某宗。以清代为例,如康熙皇帝谥为“圣祖仁皂帝”,乾隆皇帝谥为“高宗纯     

中日实录史学比较研究

中日两国的实录都是东亚文化圈中的特殊史书，皆针对最高统治者展开记录。中国实录始终以皇帝为记载对象。日本由于最高权力从天皇下移到幕府再回到天皇之手，其实录记载对象也随之变动，出现了既记载天皇，又记载将军的特殊情况，但是始终都以最高当权者为记载对象。在实录修纂机构上，中日皆属官方所设，性质并无二致。在修纂体例上，中日实录基本相同，多采用“编年附传”体。但是，日本实录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德川实纪》分为正编和附录，就为中国实录所无。日本实录在仿照中国实录修纂之时，同时受到日本特殊政治架构和“封建”制度的影响，使其实录在记载对象和修纂体例上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反映出东亚文化圈中史学在从中心向边缘的传播中，会出现接受和改造同时进行的情况。     

《朝鲜王朝世宗实录》的编纂与中国实录传统的影响

《朝鲜王朝世宗实录》是朝鲜王朝前期纂修的一部实录,凡163卷,其纂修经文宗和端宗两朝,历时两年。《世宗实录》的编纂与朝鲜王朝初期文武两班大臣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癸酉靖难"中,武臣总裁金宗瑞等被杀,最终由文臣郑麟趾总裁完成。在体裁上,它承袭了中国古代实录"编年附传"的特点;在体例上,却有着自身的独特性,《世宗实录》中所附"四志"乃最重要的变化和体现。透过《世宗实录》的研究,可以深入认识《朝鲜王朝实录》对于中国古代实录编纂特点的继承与改变,进而深入了解中国传统史学对朝鲜史学的影响。     

任渊《黄陈诗集注》所引宋人佚书考

宋人任渊所撰《黄陈诗集注》引用的宋代文献十分丰富,其中多种已经亡佚.这些佚书的种类包括史部的纪传、编年、别史、杂史、传记、地理、政书,子部的医家、道家、杂家、小说家,集部的总集、诗文评等.上述佚书的部分残篇赖《黄陈诗集注》得以保存,并可为考察宋代文献提供佐证.尤其是宋代官修之《实录》,史家多归入编年类.任渊所引各朝《实录》,多有大臣附传的纪传体内容.《黄陈诗集注》所引宋代佚书,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宋官修国史考

宋代修史制度最为严密,其名目有《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等。朱弁《曲洧旧闻》卷九记载:“凡史宫记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时政记》,则宰相朝夕议政,君臣之间奏对之语也;二曰《起居注》,则左右史所记言动也;三曰《日历》,则因《时政记》、《起居注》润色而为之者也;……四曰《臣僚行状》,则其家所上也。”但根据这四种史料修成的,还只是《实录》,而《国史》还要在《实录》的基础上,广采博收,严加考订,确定义例,更修纪志。所以,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十五《三史质疑》云:“天子动静则有《起居注》,百司执事则具于《日历》,合而修之日《实录》,有     

裴松之生卒年考

裴松之字世期 ,以《三国志注》而知名 ,关于其生卒年 ,自钱大昕《疑年录》以来 ,多据《宋书·裴松之传》 ,定为生于晋咸安二年壬申 (公元 372年 ) ,卒于宋元嘉二十八年辛卯 (公元 45 1年 ) ① 。而余嘉锡则据《建康实录》和《史通·正史篇》考定裴松之生于晋升平四年庚申 (公元 36 0年 ) ,卒于宋元嘉十六年己卯 (公元 439年 ) ,年八十。余嘉锡在《疑年录稽疑》一文中称 :“考《建康实录》卷十四曰 :‘子野祖宋中大夫西乡侯以文帝十三年受诏撰起居注。十六年 ,重被诏续成何承天《宋书》 ,其年终于位 ,书则未遑述作。’此子野《宋略总论》之词…     

元代实录材料的来源

明初官修《元史》的主要材料来源是元十三朝实录,此为治史者所熟知。至于元十三朝实录的材料来源问题,则史界尚少专门研究,甚至还有一些错误的认识。元末明初人徐一夔《始丰稿》卷6《与王待制书》云:“仆自有知,颇识元朝制度文为务从简便,且闻史事尤甚疎略。不置日历,不置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以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及一帝崩,则国史院据所付修实录而已。”     

论大事纪述的功能、体例与表述方法

“纪事”或日“记事”是编修史志的基本方法,章学诚将方志内容列为“四体”：“纪”、“谱”、“考”、“传”,将纪事列在首位。纪事在史志中运用很广,史志中“大事记”或“大事纪述”就采用系年纪事的方法。“大事记”与“大事纪述”的区别是,前侧重在编年,只记发生的事情,不讲事情发生的全过程和前因后果,如《春秋》记事和《史记》所列“大事年表”;后虽有编年,     

关于唐代实录的几个问题

唐代正式开始的实录修撰,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变化。多年来,人们对唐代实录的研究重视不够,许多史学史论著只是简单地重复前人对唐代实录的评述,似乎对唐代实录已经研究的清清楚楚。笔者在对唐代实录钩辑整理研究时,感到不少问题存在疑点,有重新探讨的必要。姑且不揣卑陋,在此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唐代修实录是不是为修国史作准备 元苏天爵说:“天子动静则有起居注,百司执事则具于日历,合而修之曰实录,有实录方可为国史。”苏氏的说法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现行国内的中国史学史论著几乎无一不认为实录由起居注、日历成,国史从实录撰。流风所及,国外的某些学者也认为修实录是为修国史作     

宋朝日历纂修考

我国日历之修,肇始于唐代。现存文献中有关唐修日历的记载极为少见,当时似只是偶尔进行,尚未形成固定的编修制度。五代后周显德中,亦曾令“端明、枢密直学士编记言动《内庭日历》则虽有日历之名而实属起居注一类,与宋朝所修日历迥然有异。宋朝日历,以时政记、起居注为基本依据,参考政府各级官署之档案文书,乃至臣僚之家所上墓志铭、行状,“会集修撰,为一代之典”。是囊括一代史事的资料长编,为进而修撰实录、国史诸书之根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