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书所见唐五代婚变现象初探(一)--以女性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利用敦煌文书中所见的写经题记、经济及诉讼类文书,对中古时期敦煌百姓的婚变现象作了分析,并对以女性为中心的丧偶、守寡及再嫁问题进行了详细考察。中古时期的敦煌一般女性在亡夫之后,感情和生活大多陷于困顿;而在这之后不论选择独身还是再婚,她们的行为都能为当时的社会所接受。由此揭示出敦煌百姓的婚姻观念,在女性的守寡或改嫁问题上没有特别的要求和唯一的标准。     

唐五代宋初敦煌的袄教崇拜

祆教,拜火拜天,尊崇光明,初发端于波斯,风靡于中亚诸国。十六国北朝时期,随着大量中亚和西域胡人商贩牟利东来,波斯祆教亦传入中国,史称“事胡天”或“拜胡天”。据《隋书》记载,北齐时在邺城已经出现了“事胡天”的祭祠。北周为化育万邦,招揽西域胡人,皇帝亲自参加“拜胡天制”。唐自武德四年(624)起,先后在长安布政坊西南隅、醴泉坊、普宁坊、靖恭坊、布政坊,     

唐五代至宋敦煌的量器及量制

唐五代至宋的敦煌 ,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 ,在经济上以当地独立的体系为主 ,其量制和量器呈现出有别于中原的特殊复杂状况。这些特点是 :1 在承袭唐中央政府颁布的量制法规的同时 ,民间通行大斗制 ,个别的量制与传统观点有所不同 ;2 由于受吐蕃统治过半个多世纪 ,又并行吐蕃的量制 ;3 特殊的计量方法 ,如驮 ,既有传统的“汉驮” ,也有吐蕃的“蕃驮” ;4 酒的计量方法有其独立的体系 ;5 这些特点也表现在了敦煌的量器上     

唐代敦煌均田制考察之一——以天宝后期敦煌县田簿为中心

前言1983年底,土肥义和氏发表了《唐天宝时代敦煌县受田簿断简考》一文,对1980年他在伦敦大英图书馆查阅敦煌资料时于未整理文书断片中发现的敦煌县受田簿断片(S8387号、S9487号、计存五行)加以详细考查,在和吐鲁番文书中神龙三年高昌县点籍样等对比后,认为本断片就是由县将各户给田文书类进一步整理后的文书。他认为,文书记载的“受田廿亩”或“受田廿三亩”这一田土额,相当于在点籍样上特别标出的受     

唐五代敦煌蚕神考——以敦煌文献S.5639《蚕延愿文》为中心

S.5639《蚕延愿文》是以"蚕农称意"为祈愿目的斋文。从民俗学的角度对文中列出的10位蚕神进行考察,从中探究敦煌佛教信仰民俗化的发生模式,即敦煌佛教信仰的民俗化是以佛教思维方法来解读中国传统文化。     

晚唐五代时期佛教僧人女性随侍问题研究——以敦煌壁画和绢画为中心

从敦煌地区的古籍文献及图像资料中均能找到晚唐五代时期僧人随侍现象的端倪。本文通过史料与图像二者之间的比对、联系,对出现的女性随侍的身份、地位等问题进行考证探究。     

唐五代时期的高利贷——敦煌吐鲁番出土借贷文书初探

马克思指出:“生息资本或高利贷资本(古代形式上的生息资本)和它的孿生兄弟商人资本一样,是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老远以前已经发生,并且出现在各式各样的社会结构中。”中国亦不例外,早在先秦时代就很流行。唐五代承袭战国两汉魏晋南北朝隋以来的传统,高利贷很发展。有官营和私营两种。唐武德时已有官营高利贷,其后曾多次停止,但不久都恢复。内外各级官(厂解),都有多少不等的公(厂解)本钱,迥易取利。经营方式有二:一是官府直接经营,由令史等流外官     

敦煌本《金刚经》注疏的流布——以题记为中心的考察

<正>《金刚经》传入中土,先后凡有六次汉译。自罗什法师首译之后,该经遂逐渐流行开来,但在唐代以前其流行程度似乎比不上《法华经》和《涅槃经》~①。从4-10世纪历代高僧诵读经典的统计来看,665年之前,《金刚经》的流行比不上《法华经》、《维摩经》和《涅槃经》,其特别盛行之时代大体相当于唐五代时期~②。而且,从敦煌文献中《金刚经》写本的年代分布情况来看,其中绝大部分为唐五代宋初时期的写本~③。如此可知,在佛教经典之讽诵发展史中,《金刚经》的流行应该较晚,这与敦煌文献中《金刚经》的时代分属所反映此经典的流行趋势是一致的~④。唐代晚期至宋初,还出现了大量便于携带和诵读的册叶     

唐末宋初敦煌土地制度初探

北魏至隋唐实行均田制,敦煌的田土亦纳入均团制的范畴。贞元三年(787)吐蕃占领敦煌后,曾在沙州实行计口授田,每口一突(即10亩)。这种土地制度并未贯彻始终,吐蕃占领敦煌的后期,土地实际上已经私有化,土地的继承、买卖,不受限制。大中二年(848),沙州重新归属唐廷。此后,敦煌的土地制度发生了什么变化?中外学者很少论及。近见冷鹏飞同志《唐末沙州归义军张氏时期有关百姓受田和赋税的几个问题》与唐刚卯《唐代请田制度初探》两文,对归义军张氏时期户口制度、土地制度、     

唐五代敦煌的河渠水利与水司管理机构初探

唐五代敦煌的河渠水利与水司管理机构初探冯培红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一卷标号为Ｓ．５８９４的文书中开篇写道：“本地,水是人血脉”,一语道出了水在敦煌绿洲地区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一同出土的其它数量较多的敦煌文献,记载到敦煌地区许许多多的河流水渠,布满在...     

论汉代边地传食的供给——以敦煌悬泉置汉简为考察中心

汉代边地传食的供给主要包括置传马的饲料供应与人的传食供应两大类,置传马的饲料包括茭、粟、麦、穬麦等,人的传食供应主要是粟、米、酱等,地位较高的客人还供给肉、羊、鸡、鱼、酒等,其供给量大多呈现一定的规律性.传食主要来自县、郡、亭及其他置,供给对象一方面是传马,一方面是地方、中央官属、出征将领及随行人员、外国客人、少数民族头领等人.     

陈铭枢与蒋介石关系初探——以宁粤对峙初期为中心的考察

自1927年宁汉分裂到1931年宁粤对峙的数年间,国民党内爆发了数次反蒋战争,陈铭枢都以自身实力鼎力拥护蒋介石,成为非蒋嫡系的地方实力派中独一无二的挺蒋劲旅。特别是在宁粤对峙期间,国民党内粤籍领袖几乎全部投入反蒋阵营,唯有陈铭枢率领的这支以粤人为主的第十九路军,公开支持蒋介石,助蒋稳定权力,立下汗马功劳。以往对陈铭枢的研究多集中在福建事变的反蒋活动,而缺少对此前陈氏政治活动的探讨,即使在他个人回忆录中对此也语焉不详。本文主要依靠档案文献,力图重现此段历史真实。     

中古民俗文化管窥——以敦煌写本医籍为中心

敦煌写本医籍一千二百余首医方中,有祝由方七十余首.这些祝由方与医药关涉少,民俗文化成分多,多数是有着诸多民俗因素的择吉方.这些祝由方不但佐证了传世文献民俗记载,也提供了传世文献罕见的一些民俗行为,有助于更为全面地了解和研究中古隋唐前后敦煌民俗文化.敦煌民俗文化是中古民俗文化的一个缩影,虽有地域特色,也有时代共性,因而可藉此管窥中古民俗文化.     

福建宋墓出土瓷器研究——以青白瓷为中心

过往学界对福建宋代陶瓷器研究,较关注于当地窑业与外销瓷的流动状况。本文则主要对福建宋墓出土陶瓷器进行考察,进一步分析当地居民对瓷器的色彩选择倾向,并特别关注青白瓷在器物组合中所扮演的角色。     

唐五代时期的高利贷——敦煌吐鲁番出土借贷文书初探(连载)

民间借贷的利息率,文献记载,多以倍称之息来概述。吐鲁番敦煌等出土文书反映的利息率,前人文章多有论及。现在所见资料比前人为多,有可能作进一步探讨。为求简明起见,先将部分借贷文书内容,择要列表于后:     

京杭运河沿线驿站与运河关系初探——以地方志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运河沿线驿站依靠运河驿道而存在,不属于运河系统,却与运河有着密切的联系,是运河不可或缺的部分。京杭运河沿线驿站的设置完全依赖运河河道的畅通或改道与否。驿站处在繁忙的京杭运河沿线,驿务繁忙,受政府重视程度也较高。明中期以前,运河沿线驿站与递运所相互配合,减轻了驿站的负担。其后,递运所多被废除,驿务更加繁重,当地政府不停地佥派驿夫,严重影响了正常农业生产。同时,驿站也是文化交流的中转站。     

西汉敦煌郡钱币的使用与调配——以敦煌出土简牍文献为中心

西汉敦煌郡自官方到民间都普遍使用钱币进行薪俸、酬劳结算及商品交易。通过悬泉汉简记载分析,西汉敦煌郡钱币的使用范围极为广泛,使用规模也非常庞大。为满足敦煌郡钱币需求,西汉政府往往利用国家力量从钱币铸造地区或钱币库存充裕地区调配大量钱币作为支持,表明西汉敦煌郡经济的发展对中央政府有着较强的依赖性。     

敦煌郡在西汉经营西域中的战略定位——以敦煌简牍文献为中心

西汉政府设置敦煌郡,与其经营西域及打击匈奴的战略关系密切。西汉设置敦煌郡主要是为了经营西域与隔绝羌胡通道,以此实现压缩匈奴生存空间的战略目的。敦煌郡设置后,在西汉经营西域的过程中至少发挥着三种作用,即：物资存储与转运、驻军及将卒中转、迎送接待往来使者。敦煌郡仓库设施与水陆交通设施的建设,为物资的存储与转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物资的存储与转运又成为敦煌郡供给驻军、迎送接待等工作顺利展开的前提,而这些都巩固了西汉在西域的统治。作为汉朝西陲重要战略基地的敦煌郡,在西汉政府经略西域过程中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敦煌出土汉简,尤其是悬泉汉简的记载,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     

说河西的墼——以敦煌吐鲁番出土材料为中心

本文以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为中心,通过考察认为:墼不仅在西汉时期的河西地区被广泛使用,东汉时期墼仍有土坯之意,墼并不完全为砖的同义语。"墼"概念在魏晋以后并未消失。河西一带的墼也并非专门用来烧制成砖,其本身就是非常实用的建筑材料。     

唐末宋初僧职判官考——以敦煌文献为中心

敦煌寺院文书和世俗文书中多见有僧职判官,此职务是佛教资料中绝无仅有的。僧职判官是吐蕃占领敦煌后,效仿世俗政权中的判官新设立的僧团释吏,并延续至归义军时期。判官由僧众选举而生,任命权则掌握在世俗政权手中。代表都僧统司监督寺院经济和法师活动是判官的职责所在,部分判官为僧中富户与其家庭背景有极大关系。研究敦煌僧团判官一职,无论对于认识敦煌僧官体系特色还是全面认识中古僧官制度均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