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莫高窟第217窟南壁壁画的定名——兼论与唐前期敦煌法华图像相关的两个问题

莫高窟第217窟南壁壁画原定名为《法华经变》,后有学者提出新定名《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本文对相关定名的历史进行了回顾,认同新的定名,并认为敦煌唐前期敦煌法华图像相关的两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思考意见.     

莫高窟第169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及其相关问题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是一部在唐宋时期非常流行的密教经典。进入21世纪,敦煌壁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逐渐成为国内外敦煌图像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敦煌壁画中目前发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共8铺,包括盛唐4铺,晚唐1铺,宋代3铺。其中莫高窟第169窟前室北壁发现的宋代一铺,虽然内容不多且有残损,但仍然为研究敦煌唐宋时期尤其是宋代《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宗教功能、题材组合、分布关系和绘制形式等提供了珍贵的新视角。     

敦煌莫高窟第72窟劳度叉斗圣变解说

敦煌石窟保存有22铺劳度叉斗圣变,该经变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宣传邪不压正的思想,深受民众喜欢。榜题是研究敦煌画的重要材料,莫高窟第72窟劳度叉斗圣变保留有部分榜题文字,本文根据数字化高清图对画面与榜题进行了考察,在前人基础上识读出更多画面内容与榜题文字,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提供更为准确的材料。     

大乘佛教思想下的菩萨戒坛窟研究——以莫高窟第196窟为例考察

菩萨戒是汉传佛教中非常重要的戒律,为汉传佛教的僧人与《四分律》一同受持的大乘戒律。敦煌文书中保存了一定数量的菩萨戒经典、大乘布萨文、菩萨戒牒等菩萨戒文书,说明菩萨戒在中古时期的敦煌地区也有流行。论文认为莫高窟第196窟前室壁画中高僧传授戒律画,主室窟顶赴会佛及千佛图像、南北壁下部的菩萨屏风画与东壁门两侧独特的文殊变与普贤变等图像内容是对敦煌大乘佛教菩萨戒自誓得戒、忏悔等思想的生动反映,而第196窟即为敦煌莫高窟菩萨戒坛窟的一个代表性洞窟。     

大敦煌

修建于宋代的莫高窟第55窟为覆斗顶形窟,塑像丰腴饱满,形象,服饰颇俱唐代遗风,规模则超过了唐代,是宋代塑像的代表作,窟内经变画数量众多。窟顶东披壁画中有许多生动的画面,如《屠宰图》画一屠夫撑案卖肉,屋内悬挂着许多肉,有狗在旁垂涎徘徊,生动形象。     

敦煌莫高窟第217窟营建家族新探

关于莫高窟第217窟的始建者,绝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是敦煌的阴氏家族,故将其称为"阴家窟"。但也有少数日本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由于缺乏证据而未能提出新观点。本文对第217窟的供养人关系进行了重新梳理,认为该窟应为刘氏家族窟。     

敦煌莫高窟第31窟金刚经变说法图主尊探微

莫高窟第31窟金刚经变为近年来识别出来的,其说法图主尊为卢舍那佛,而非释迦佛.殷光明先生认为说法图的主尊为卢舍那佛,是受到澄观的教禅合一思潮的影响出现的.这一说法值得商榷,此文通过对第31窟建窟年代以及三位重要高僧生平和佛法思想的考证,来论证该铺经变说法图主尊为卢舍那佛,并非是受到澄观教禅合一思想影响而出现的,而是禅宗对华严学的吸收,抑或是华严宗与南禅宗在敦煌地区影响力的此消彼长的结果.     

敦煌壁画中的舟船

敦煌石窟虽然处在陆路丝绸古道上,但其壁画却为我们保存了非常丰富的水上交通工具舟船的形象。据笔者的实地调查、核对,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等石窟的北周、隋、唐(盛唐、中唐、晚唐)、五代、北宋、西夏时期的50多个洞窟中,有70余幅画中绘有约计100多只舟船,在敦煌藏经洞保存的绘画中也有舟船。其中有的是一至数人划桨摆渡的一叶扁舟,有的是扬帆出海的商船。以造型来看,有飘板、椭圆形船、无帆小船、帆船、双尾船、楼船等数种。敦煌壁画及绢画、纸画中的舟船大都出现在"观音经变""报恩经变""贤愚经变""佛教史迹画"及个别"金刚经变"、"密严经变"和"尊胜经变"中。其中"观音经变"中出现的大都是帆船,尤以莫高窟盛唐第45窟的航海船描绘的清晰,在大帆船桅杆的顶部清楚地画出五级挂帆扣,以示该船可根据风力随时调整行进速度,这是在敦煌石窟所     

敦煌莫高窟第321窟营建年代初探

本文对西壁龛外两侧的白狼塑像、南壁的十轮经变绘入的时间、东壁门北十一面观音变的造像样式及敦煌文书P.2625《敦煌名族志》中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分析,认为莫高窟第321窟是盛唐时期的阴家窟,由敦煌大族阴守忠、阴修己父子开凿,时间当在开元九年十月至十一年(721—723)四月间王君代河西节度使时。     

库木吐喇窟群区第41窟画塑复原及研究

库木吐喇窟群区第41窟为方形纵券顶窟,窟内清理出泥塑彩绘菩萨像、说法图及壁画残块等,窟内主尊初步可复原为以“圆塑大手”和“浮塑小手”为组合的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像。同时,主室台基前壁绘本生故事,券顶贴塑千佛,地坪上绘有山岳、莲花、大海和摩尼珠等,与主尊像一起构成礼拜千手观音的庄严空间。千手观音和须弥山、末世图景的组合是本窟题材布局的鲜明特色。     

敦煌石窟归义军首任都僧统洪辩供养像考——兼论中古佛教僧人生活中的随侍现象

洪辩作为敦煌张氏归义军首任河西都僧统,参与过张议潮推翻吐蕃的起义,是敦煌名僧,藏经洞保存有他的彩塑写真像,为学界所熟知。洪辩在莫高窟营建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的,据敦煌写本记载他在莫高窟建"七佛药师之堂""法华无垢之塔",另据研究第16窟也是他的功德窟"吴和尚窟",因此他在莫高窟应该有相应的供养像,可惜因这些洞窟均经后期重绘,洪辩供养像的信息尚不明确。但经我们考察研究发现,在张议潮的功德窟莫高窟第156窟发现有洪辩的供养像,这与藏经洞洪辩彩塑写真及对应壁画组合有密切关联。更为有趣的是,经仔细梳理第156窟供养像的图像和历史信息,在第156窟洪辩像后跟随着同为敦煌名僧的弟子悟真供养像,他们师徒二人一起出现在节度使张议潮的功德窟中。洪辩和其弟子悟真供养像在第156窟的发现,从供养像的角度,为敦煌佛教及其归义军历史的研究提供新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洪辩写真像与供养像的图像组合关系,简单探讨历史时期佛教高僧日常生活中身边的"侍人""侍者"现象。     

榆林25窟一佛八菩萨图研究

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所开凿的洞窟中,榆林25窟是相对较特殊的一个,窟内南北两壁的观无量寿经变与弥勒经变延续了盛唐洞窟中经变画的构图、风格,而正壁残存的一佛八菩萨图在造像样式上与窟内其他图像则有一定的差别。从正壁残存的主尊、菩萨名号题记中可以发现,唐代不空译《八大菩萨曼荼罗经》能够与之相对应,但是该经对八大菩萨身形的描述与榆林25窟的图像有一定差别。此图像与藏经洞中的部分绢画具有类似的风格特征,其中一部分有藏文题记,表明它们与居住在敦煌的吐蕃信众有密切的关系,而藏经洞中发现的藏文抄写的《八大菩萨曼拏罗经》可以证明此地的吐蕃信众确实信奉这一经典。一佛八菩萨的图像在吐蕃本土拉萨及青海地区屡有发现,其中西藏昌都与青海玉树的两处摩崖石刻由高僧益西央开凿,年代均在九世纪初,这些遗迹说明一佛八菩萨图像在吐蕃本土的流传情况。在这几处图像与榆林25窟的一佛八菩萨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吐蕃流行的八大菩萨图样并不十分固定,但其构图和风格是基本接近的,而榆林25窟所采用的图像可能来源于吐蕃地区。     

北宋《报父母恩重经变》画

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一轴有纪年的北宋佛经故事画——《报父母恩重经变》,据传原出敦煌石室。纵182、横127厘米,绢本,傅彩,绘佛、菩萨及世俗人像一百一十余人,并有大段题记(图版叁),是国内现存时代较早的佛画之一。佛像绘于画正中。上部绘"七佛",皆着半披肩大衣,结跏趺坐。榜书佛名,左起:"南无毗婆尸佛"、"南无[尸][弃]佛"、"南无毗舍浮佛"、"南无[拘][留][孙]佛"、"南无俱那舍牟尼佛"、"南无迦叶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又绘"七宝",自     

敦煌维摩诘经变以窟门为中心的设计意匠——以莫高窟第103窟为例

维摩诘经变以窟门为中心的设计,始创于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第103窟维摩诘经变,发展完善了这一以窟门为中心的设计,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以第103窟为代表的这种设计,在凸显维摩诘与文殊菩萨两位辩论者的同时,还可能蕴含独特的意匠,即以窟门喻"不二法门",只有通过这一比喻法门的窟门,才能进入象征《佛国品》所说佛国净土的石窟主室。     

中唐敦煌石窟造像的涅槃思想

本文以敦煌中唐时期的涅槃像与涅槃经变为主,探讨其中涉及的思想内涵,并重点讨论莫高窟第44窟与第158窟.第44为中心柱窟,对延续北朝中心柱窟的涅槃思想有其意义;第158为涅槃窟,在涅槃的主题思想下,统合显密,并以十方三世净土来诠释主尊涅槃佛之清净法身体性.中唐石窟造像的涅槃主题仍以法身为核心,法身实相本就清净,但早期义学以中观为主导,故强调其不生不灭,唐代唯识思想兴盛,相对于染依而强调其清净本性.法身之清净体性与实相不悖,而更能彰显涅槃常乐我净之最高境界!     

周武灭法与敦煌北周石窟营造的关系——以莫高窟第428窟供养人图像为中心

本文主要从北周时期莫高窟第428窟供养人画像的重绘,以及众多僧侣供养人的出现入手,通过对造成这一现象的内外原因的深入分析,探讨周武灭佛和敦煌北周石窟营造、壁画题材之间的互动关系。     

敦煌西夏石窟研究综述

作为学术史综述,敦煌西夏洞窟的研究,以现有的成果分别从综合研究、分期研究、洞窟营建、专题研究、洞窟个案(包括莫高窟第3窟、第465窟、榆林窟第3窟)、藏传佛教壁画、艺术特征、供养人图像、经变画、彩塑等方面的研究入手,对敦煌西夏期石窟研究进行了回顾,并作了简单的展望。     

元荣抄经与莫高窟第249窟的营建关系探析

莫高窟第249、285窟南朝风格的出现,与北魏宗室元荣在孝昌元年(525)就任瓜州刺史并无直接联系,而应与普泰二年(532)元荣之子叔和进京一事有关。其中,第249窟可能是元荣为庆祝叔和完成沟通京师的使命并平安归来而营建,该窟覆斗顶东披的祥瑞图和南北披的升仙与狩猎图组合也见于同期中原的鲜卑贵族墓中,反映出敦煌与中原鲜卑贵族在图样选择方面的共同喜好;西披的维摩诘经变则是以《见阿閦佛品》为主要表现内容,其绘制与元荣出资抄写百部《维摩疏》祈求叔和平安归来一事相呼应,成为同一件事在文本和图像上的两种表现方式。     

晚唐五代宋时期敦煌石窟贤愚经变研究

敦煌石窟依据《贤愚经》绘制的故事画,在早期洞窟中就已经出现了,如第275、254、257、285、296等窟,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隋代。初唐至吐蕃占领时期,此类故事画在洞窟中消失。而到了晚唐五代宋时期,依据《贤愚经》绘制的屏风画出现在第85、98、108、146、55等洞窟壁画的下方,形成了完整意义上的贤愚经变。本文从艺术特色、内容取舍等方面对敦煌石窟中的贤愚经变进行了比较,并尝试分析贤愚经变入绘洞窟的原因及作用。     

南宋刊《法华经》卷首印画研究

日本奈良传香寺藏南宋刊《法华经》卷首印画,表现了《法华经》共十五品中30个有榜题的画面[1]。以卷首画的形式来表现诸多经变场面且画的内容比较特殊,是以往印经画中不多见的。这种经变画可资比较的有相关的两宋印经卷首画、插画和敦煌石窟壁画、石刻。但此本与其他不同,两宋其他印经卷首画或插画通常表现的是众人围绕佛说法的独幅画面,敦煌隋代以来至归义军时期流行的法华经变画、麦积山石刻法华变各有不同的重点图像。本文通过与同期或北宋时期以及敦煌壁画的对比,解读了南宋时期这种《法华经》印画不同于其他绘画形式的宣教重点和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