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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庆春路工地发现南宋钱牌1993年,杭州旧城改造拓宽庆春路,于8月下旬发现一枚南宋钱牌。面文“准叁佰文省”,背“临安府行用”。11月底,在工地近大学路口北侧又发现一枚南宋钱牌,面“准贰佰文省”,“文省”两字已残。(《杭州钱币》试刊1期1993年12...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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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初笔者集得一件南宋铅质钱牌。钱牌正面为楷书“使府酒务”,背面为“细酒拾捌界叁伯”;长85,宽35毫米,重30.1克;包浆完整,呈灰白色,系出土品;与南宋临安府钱牌形制风格完全一致。钱牌有划损痕,但边缘完整无缺(左图;插四图1)。“使府酒务”钱牌为国内首次发现,确属国内仅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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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宋“和州行用使百”铁钱牌
拜读《安徽钱币》2006年第2期上刊发的汪本初先生的“和州行用铁钱牌”和同刊2007年第4期季长佑先生关于南宋铁钱牌中“贰”与“贰”的见解两篇佳作,甚喜。几年前,我也寻得一枚面为“和州行用使百”,背“权宜准拾捌界贰伯”的铁钱牌(图1),长78.35mm,宽31.63mm,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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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提起铜香炉,人们总会联想到“宣德炉”。在各种古器物的藏品中,有三种东西被允许名不副实.可以冒名顶替:一是子冈牌,二是景泰蓝,三是宣德炉。子冈牌相传是明代晚期的陆子冈的经典作品,传世作品稀奇稀少,几乎就没有人见过真品,但是从清代以来,人们把一面绘画一面书法的长方形玉牌子部称为“子冈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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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早期道教文献资料可知,南京、两广地区东晋至南朝墓葬中所出符文牌(砖),与这一时期流行的道教真文关系密切。这些符文牌(砖)在墓中有禳煞镇墓之用,很可能是从两汉“五石”镇墓到唐代“五方镇墓真文”镇墓方式的过渡。结合墓葬年代等信息,推测在墓葬中放置道教符文牌(砖)这一葬俗,应是由当时都城建康向两广地区传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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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名城无锡,近年来为了重拾苏南经济社会发展领头兵的地位,已经开始着力打造“吴化、钱钟书、民族工业以及阿炳”等四张化牌。民族工业在无锡荣巷崛起的深层化背景渐受关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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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对“批判”
父亲参加陪同周恩来踏勘三峡时留下的著名照片“周总理视察长江三峡工程坝址”,以及周恩来、父亲两人其同签名的岩心牌,本是父亲一生平凡工作中的一次不平凡经历,谁知却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厄运。而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却是在“打倒”父亲的大字报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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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爯父簋器铭“南申伯大宰仲爯父”之“伯”表示仲爯父的宗子身份,此处“伯”意即族长,与排行仲并不矛盾。周代“伯”具有族长、嫡长子两重含义,仲爯父簋铭表明,周代金文中称“伯”的宗子,其行第未必一定是嫡长,而行第不是“伯”的贵族,未必一定是小宗。嫡长子继承制是周代宗法的基础,在当时没有被严格执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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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0,(3)
《尚书·酒诰》中“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句,事关商周时期国家结构中外服诸侯的重要信息,应理解为“侯、甸、男、卫、邦伯”,断为“侯、甸、男、卫邦伯”和“侯、甸、男卫邦伯”都是不可取的。作册令方彝的“侯甸男”应是商周外服的省称,不能否认“侯甸男”之外还有其他诸侯;“卫”即“采卫”,虽源自武官,但也系外服诸侯;《白虎通义·爵》“侯甸任卫作国伯”似为《尚书·酒诰》或者《尚书》其他篇目佚文;“邦伯”为距离王室较远的异姓方国首领,不应是诸侯泛称;保卣铭文和斗子鼎铭文对看,可知“东国五侯”和“多邦伯”不是一种人。“侯、甸、男、卫、邦伯”才是符合商周外服体制的表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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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艹发)。”这是《诗经》中歌颂召伯的诗句。在“国风”的160篇诗歌中,“召伯”一词,仅此一见,是个孤证。召伯是谁?史无明文。汉儒都认为召伯就是召公。《诗序》云;“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于召公。”《史记·燕世家》云:“民人思召公之政,……作《甘棠》之诗。”郑氏《笺》云:“召伯,姬姓,名奭,食采于召。……此美其为伯之功,故言,‘伯’也。”意谓先为召伯,后晋为召公,这一说法,千古没有异辞,揆诸铜器的铭辞,却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一、从梁山七器谈起前清道·咸年间,在山东寿张县的梁山(今属梁山县),出土了七件铜器,它们的铭辞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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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2月,我和来学斋同志在洛阳大学河洛化研究院成立大会上代表洛阳市地方史志编委办公室向应聘出任该院顾问的名作家李凖赠送了包括《牡丹志》、《物志》、《教育科技志》在内的几部《洛阳市志》。李凖先生见到家乡的志书显得十分高兴。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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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9月,简阳县轻机厂扩建厂房挖地基时,发现一件宋代的“邛州印牌”。现由简阳县文化馆收藏。 铜质印牌呈青绿色,牌面微凸,重800克,长23.5、宽6、厚0.6厘米。牌的上端有丙肩,丙肩之间有一圆穿,似作系绳之用。下为锐角,素面。牌上面正中竖写“邛州印牌”四字稍大, 右下边竖与“至道元年”,左下边坚写“十二月铸”八字稍小。背面中部横写“印牌”、“入入”、“牌×”“出出”四排七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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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凌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3,(1):38-42
今本《诗经·召南·行露》中的“行露”二字,敦煌写本斯789、伯2529均作“行路”。“行”指道路,“路”指路车,“行路”指道上的路车,并非郑玄《毛诗传笺》所云“道中始有露”之意。由《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乘大路”何休注:“礼:天子大路,诸侯路车”,可知诸侯方可乘坐路车。据《毛诗序》“召伯听讼”,知此路车乃是召伯所乘。此诗称扬召伯勤勉于公事,乘坐路车前去听讼,从而使得贞信女子脱离无礼男子之诉讼。敦煌写本所载录的“行路”,为重新解读《召南·行露》的主旨提供了新思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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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铜佛牌在辽、金时期还有一种类似于线刻铜镜的铜佛牌,如在《中国文物报》上曾介绍过一面辽代的长方形铜佛牌(23×15、厚0.2厘米)(图17),背部有如铜镜一样的钮。线刻画的正中为佛坐像,根据榜题为药师佛,手印系密宗系列。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