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nessing rivers, guaranteeing the Grand Canal unblocked and creation of Huaihe River problems in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ties

元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便利了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之间的联系.特则是在明清时期,大运河漕运事关国计.当时政府的诸多治河措施是为确保漕运畅通,加之明代保陵的需要,更使黄河、淮河、运河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封建政府的决策行为使本自独流入海的淮河改道主要由长江入海,使淮河流域成为十年九灾之区.     

明后期治河官员的设置及职权——以黄河下游河道治理为中心

历史时期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是有名的＂害河＂。明后期,淮河以一河受黄河全河之水,又因徐州以南的漕运借黄河河道,因而黄河下游河道的安稳与否时刻关系到漕运的安危,关系到明统治者的经济命脉,故此,统治者于中央设置了专门治理黄河的官员,于地方也相应设置了治河官员,希望以此来保障漕运的畅通。     

江苏淮安顺黄坝遗址的发掘与研究

顺黄坝遗址位于江苏省淮安清口水利枢纽遗址范围内,沿古黄河南岸而建,迫使黄河水沿堤坝向东北入淮河尾闾进入东海,使其远离运河河口,从而保证漕运的畅通和安全。从2008年开始的几次发掘揭示出埽工、石工、木桩及草绳等不同种类的遗迹,这些遗迹为我们研究顺黄坝的构筑方式、水工技术、明清时期黄河在清口地区的变迁,以及黄河与淮河、运河和洪泽湖水系的相互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华夏视野

关注淮河今年,淮河发生了超过1991年的大洪水。淮河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山,流经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四省,主流在江苏省的三江营汇入长江,全长1000公里,流域跨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5省。淮河本是一条独流入海的河流,十二世纪黄河南侵夺道后,淤塞了下游入海通道(即今废黄河).     

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淮河流域漕运

东晋南北朝时代是淮河流域漕运发展的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虽然南北分治与战争严重制约了该流域漕运的发展,但南北政府出于军事需要,时或修治原有漕路,甚至还开辟了某些新航道,不但适应了当时的需要,而且对后世该流域漕运事业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一、邗沟—...     

明清北京通州运河水系变化与码头迁移研究

明清时期,通州是大运河北端的漕运枢纽,漕运物资悉经通州码头转运至北京。由于通州一带土质松软,水道迁徙频繁,对漕运码头影响巨大。在自然水道自身变化和人力整治的叠加作用下,通州运河水系格局屡有变迁,位于通州附近的运河码头分布和功能也随着水系格局改变而迁移和调整。本文从分析明清时期通州运河水系格局变迁入手,梳理通州码头兴衰起伏和迁移分布过程,以阐述河道变迁与通州漕运码头之间的依存关系。通州码头变迁实际上是人与自然之间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结果。     

明清北京通州城漕运码头与运河漕运之关系

位于大运河北端的通州城土坝和石坝是明清时期朝廷专用漕运码头,在漕运史上曾经发挥巨大历史作用。本文首先探讨了京东运河水系变迁与通州城漕运码头的形成,详细介绍了曹运码头的功能设施、转运职能以及转运规模等,重点对漕运码头与运河漕运和京通二仓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研究。通州漕运码头是体现通州城市形象的重要物质载体,也是北京地区重要的运河文化遗产,值得深入研究并加强保护。     

《淮安文献丛刻》编辑说明

淮安,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位于京杭运河的中段、大运河与古淮河的交汇处,历史上,这里是重要的漕运枢纽,是著名的“南船北马,辕楫交替”之所,同时,也是享有盛誉的人文荟萃之地。特别在明清时期,这里是全国最高的理漕长官漕运总督驻节之地,其间,这里还设有江南河道总督署、淮北盐运分司署和淮关监督署,漕、河、盐、榷、驿,成为明清五百余年淮安城市的经济支柱、兴衰要素和基本文化特征。     

江苏淮安清口水利枢纽遗址顺黄坝的发掘与研究

淮安清口水利枢纽遗址顺黄坝是京杭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遗产点,其沿古黄河南岸而建,使黄河水沿堤坝向东北入淮河尾闾进入东海,远离运河河口,从而保证了漕运的畅通和安全。整个遗址体系里,分布着古河道、古堤坝、古涵闸、古寺庙等遗迹,其复杂的水系关系、庞大的水利工程在古代水利史上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2008年以来的几次发掘揭示出埽工、石工、木桩及草绳等不同种类的遗迹现象。这些遗迹为我们研究顺黄坝的构筑方式、水工技术、明清时期黄河在清口地区的变迁以及黄河与淮河、运河和洪泽湖等水系相互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民初“南粮北运”中的政府参与及其局限——以漕运局的设废为分析中心

1914年漕运局的设立是北京政府为应对纯粹商运下米粮运京的缺陷,并为借助"漕米"名义以减少米粮转运的阻力而采取的一项举措。1919年为接济京津民食,北京政府复设漕运局,但江苏省官民因此举可能妨碍本省民食而强烈反对,漕运局的运米计划始终难以进行,于1920年被迫裁撤。漕运局的设立表明民初时期国家权力并未完全退出或放弃对北京地区粮食供应的参与,而该局由设立到裁撤的过程及其实际作用亦反映出政府在这一参与中的乏力与局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京政府权威的弱化。     

幻景中的沉城记忆:清代黄淮运交汇区的湖市蜃楼

沉城之灾是水环境变迁引发的极端事件,湖市蜃楼以祥瑞的幻景方式重复着沉城的灾难记忆。黄淮运交汇区湖泊水系众多、河工频繁,为明清时期蓄清、刷黄、济运的水利核心区。尤其清代以后,治河无须兼顾护陵,湖泊环境的剧烈变迁引发洪泽镇、泗州城等沉入水底,给当地环境社会带来深远影响。史籍中有关湖市蜃楼的记载多见于湖面急剧扩大的清代,在洪泽湖、高宝诸湖上均有发生;蜃景发生时多被与时间空间上最近或影响最大的沉城事件联系起来。沉城再现的湖市蜃楼固然不可信,但幻景中包含了百姓的灾难记忆,提醒人们历史需被记忆,灾难不应遗忘。     

明代黄淮运交汇区域的水系结构与水环境变化

明代大运河的启用,使黄淮运交汇区域成为治水的关键区域。官方为了维护运河的畅通,采取了使水系结构与水情产生变化的措施。明前期的河道基本上沿袭了元代河道多股并流、迭为主次的特点。随着运河、淮河与黄河的治理,特别是筑堤的兴起,黄河各水道有一个从面到线,再从一线到清口一点的集中过程。第一阶段是黄河北流断绝,第二阶段是徐邳河道与上游固定于一线。黄河固定集中于徐邳一线以后,嘉靖年间河多决于徐州的上游,嘉靖四十四年以后,河多决于下游。黄运合一区域的河道治理,从一个跨越南北的扇形面,发展到南部半个扇形面,再集中于一线,最后集中于清口。总体的治理过程,基本上为保运服务。从面到点,从大区域的治理到小区域甚至于一点的工程治理,这是明代黄淮运水利工程的水流控制特色。这种随水环境变迁而进行的治水工程调整,充分体现出古人大区域地利用水环境的智慧,具有鲜明的生态特色。     

邳州市发现京杭大运河古船闸遗址

１９９５年在邳州市发现的一处京杭大运河古船闸遗址,对于了解明末至清徐州的水利、清运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妈祖信仰在河北省及京津地区的传播

河北及京津地区的妈祖信仰 ,随着漕粮北运自东南沿海传播而来。代表妈祖信仰存在的第一座天妃宫在元泰定三年出现以后 ,至清代 ,天妃或天后宫庙的数量已达 35处之多。这些宫庙绝大部分为元、明两代所建。根据这些宫庙的形成时间及分布情况推测 ,元代的妈祖信仰是沿海河、北运河及天津以北渤海沿岸地区传播的。到明代 ,沿海继续向北推进到山海关 ,沿滦河向内地推进到长城南侧 ,并由天津向南沿南运河两侧扩展。妈祖信仰在河北及京津地区分布的时空特征 ,是由于当时全国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的分离 ,需要东南大批漕粮北运而形成的。元、明海、河运输路线的差异 ,以及两朝国都所在地区军事形势和军事力量布置上的差异 ,使明代妈祖信仰分布的范围与元代有所不同 ,并比元代有所扩大     

明清临清贡砖生产及其社会影响

明清两代修建北京皇宫各大殿和紫禁城城墙,以及皇家陵寝所用大青砖,绝大部分是山东临清州烧造。从明初到清末的四五百年中,临清因京杭大运河的贯通而成为北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和漕运咽喉,又因其便利的交通和适宜的土质等特殊优势成为明清两朝的贡砖烧造基地。临清的贡砖生产虽间有停废,但一直受到朝廷的严格掌控,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管理制度和生产方式。大规模的贡砖烧造一方面促进了临清工商业的繁荣和生产结构的改变,同时也加重了民众和漕运官军负担,对明清时期的临清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明清时期安徽沿淮女性的生活选择

明清时期安徽沿淮地区女性出现了游走乞讨与守家耕织的生存方式,既说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滞后,又显现其存在着发展空间,反映了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徘徊不前.部分女性施舍行为凸现了该区域贫富分化的加剧.沿淮女性的生存方式突破了传统社会"男耕女织"的理想模式,女性在经济活动中享受了与男性一样选择职业的自由.     

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徽商

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以其便利的交通,优良的棉、麦、梨、枣等土特产和市场活跃的工商业城镇,吸引大批徽商来此货殖;他们主要集中在临清、济宁等区域中心城市,从事布帛、食盐、典当、杂货、中药等行业的经营;徽商在侨寓地还进行联姻、入籍、科考、捐资等活动,树立起了"义利兼顾"的"良贾"形象.徽商在山东运河区域的长期居住经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些城镇的居民结构,而且促进了山东运河流域的南北物资文化交流,带动了这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明代运河“水脊”的形成及其意义

明后期以降的史籍普遍认为南旺自元代起一直是会通河沿线的制高点“水脊”,元明会通河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是否选择了南旺“水脊”作为分水口,这种观点不正确。南旺湖原本是梁山泊最后的余绪,地势低洼,明初宋礼引汶水到南旺济运后开始淤积,成化年间确定南旺分水核心地位后,挑出的泥沙堆积在运河和小汶河两岸形成土山地貌,构成明后期以降人们眼中的“水脊”意象。即南旺“水脊”形成于明代中叶,是汶水泥沙淤积和人工挑浚堆积的结果。据此,需重新审视元明会通河成败的原因,讨论明代中叶南旺“水脊”的形成对会通河水源从暴虐黄河水到安稳汶河水的转变的意义及其对明中叶以降治黄原则的深远影响。     

明清时期山西地区的水稻种植

通过对地方志等历史文献的系统梳理,发现明清时期山西水稻分布范围有一定的扩展,除中部汾河谷地外,北部大同府、东南潞安府及辽、沁直隶州也有种稻的记载。明清山西水稻生产的两个高峰期出现在明成化至万历前期和清康乾时期。受水利等条件的制约,明清时期山西水稻种植面积普遍较小,难以形成大规模的水稻产区;水稻种植的推广多得益于地方官员的倡导。     

清代京杭大运河全图初探

本文将收集到的国内外清代京杭大运河全圈作为史料处理,结合相关文献一一解读各幅运河图本身蕴涵的信息。在此基础上,挖掘出清代在绘制运河全图时常用的一些绘制手法,井就运河图的载体、装订形式加以分析。进而根据绘制风格等的差异,将清代运河全图的绘制划分为前期和后舰又依据用途和内容的不同,划分为运河河工图、漕运图、运河泉源圈和运河景观图四种。作者试图通过分析论证,挖掘出地图的史料价值,找到一个利用地图学视角观察社会历史景观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