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官员“言谏”行为论略

辽朝官员中虽然存在向当朝皇帝的"言谏"行为,但却没有实职性谏官。辽朝官员的"言谏"形式主要有"面谏"、"书谏"和"诏对谏"三种;"言谏"的主要内容分为:对皇帝不当言行的"言谏"、对皇帝错误决策的"言谏"、就不合时宜规制向皇帝的"言谏"、对皇帝用人失察的"言谏"以及遇法禁有乖、刑罚不当时对皇帝的"言谏"等几个方面。辽朝皇帝对待臣下的谏言最终是"纳"还是"拒",取决于多种因素。辽朝官员的"言谏"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和规正了最高统治者的行政行为,起到了纠正已错、防患未然的作用。     

试论《隆中对》方略的矛盾──兼评《诸葛亮不谏刘备伐吴的究竟》一文

公元222年,孙（权）刘（备）夷陵大战,战争以刘备的惨败而告终。史载：“汉主夜遁……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少军资,一时略尽,尸骸塞江而下”。使得蜀汉元气大伤,远在成部的诸葛亮闻知消息,叹日：“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由此看来,诸葛亮虽不属“群臣谏者甚众”之列,至少他也是不赞成刘备伐曼的。但他作为蜀汉军师,又缄其口而不谏,这千名份、常理足说不过去的。于是历代史家对此议论颇多,顾文陈先生《诸葛亮不谏刘备伐吴的究竟》一文已有叙述（文载《贵州文史丛刊》1989年第3期第33一－35页）,本文不再赘述。…     

论明代言官的权责

中国封建社会设置言官的历史甚为悠久。与历代言官相比,明代言官的权限和政治地位确是很高。他们职在监察机构之中,位卑俸微,却权倾极品。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非常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与言官的使用,先后设置了都察院和六科这两个以台谏称著的互相渗透,又互不统属的监察机关,发展了宋以来的台谏合一的趋势。给事中、御史既身为风宪官,职为“绳愆纠缪”,因此,身为言官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清修卓绝,廉清方正,否则就会使制度上的言官的职能成为具文。因此,明代前期几乎     

宪官 史官 言官——中国古代监督制度的“三套马车”及其比较

<正>监督制约是政治的本能,是一切政治制度设计之要义。中国古代监督制度是历代王朝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制度体系而言,有这样"三套马车":宪官——古代监察官员的一般称谓;史官——古代记录历史的官员;言官——古代专门提意见的官员。宪官"掌察",以法律和上命为依据,监察百官,执行法纪,又称察官、监官;史官"掌史",以"经得起历史检验"为准绳,记录国家大政和统治者言行,褒贬得失,以史制君;言官"掌言",以"庙堂舆论监督"为职任,规谏帝王,纠劾百司,又称谏官。     

也谈“玉版十三行”

子建才名冠天下,累千年而不衰,尤以一篇《洛神赋》,洋洋洒洒近千言,为历代文人所重。晋人王献之即好写曹植这篇文字,便有了草书、真书诸帖流传。北宋时内府尚存数品,唯其小楷正书已“不完”(见《宣和书谱》),仅残存“于是科焉纵体,以邀以嬉”之“嬉”字以下,至“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句“飞”字以下十三行两     

“和亲”探源

“和亲”是两个不同民族政权或同一种族的两个不同政权的首领之间,出于“为我所用”的目的所进行的联姻。和亲始于何时?按班固的看法,“和亲之论,发于刘敬”,即始于汉初;按司马光的看法,“盖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未闻与之为婚姻也。”也就是说,西汉以前并没有和亲。历代学者受班固、司马光的影响,大都认为和亲始于西汉,终于清代。     

“靖康耻”是怎样造成的?

一、“靖康恥”本是可以避免的关于“靖南恥”,王夫之在在《宋论》里说过这样一段话:“宋即此时,抑岂果无可借以自振者乎?以财赋言,徽宗虽侈,未至如杨广之用若泥沙也。尽天下之所输,以捍蔽一方者,自有余力。以兵力言,他日两河之众,村为屯、里为寨者,至于飘泊江南,犹堪厚用。……以将相言,宗汝霖固陶侃之流匹也;张孝纯张叔夜刘子羽张浚赵鼎俱已在位,而才志可征;刘张韩岳,或已试戎行,或崛起草泽,而勇略已著。用之斯效,求之斯至,非无才也。有财而不知所施,有兵而不知所用,无他,惟不知人而任之,而宋之亡无往而不亡矣!”     

略论明代科道官的“风闻言事”

所谓“风闻言事”,指监察官可以不必根据任何书面告发材料,根据一些传言之词,即可弹纠举事。又称“风弹”。监察官可以风闻弹人,是我国古代监察制度中独有的一项规定。据宋人洪迈考证,“盖自晋宋以下如此”。此后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沿用,并不断加以完善,使之成为封建监察机关的一项重要的弹劾制度。笔者拟就明代科道官风闻弹人的特征及其作用略加叙述。第一、科道官“风闻言事”时开时禁。明代是否允许科道官“风闻言事”呢？迄今尚无定论,或曰明代一直倡行此制;或言明代废止了此项特权。然揆诸史实,此两说均不确切。史称,明初言路…     

崔琰被杀原因考辨——兼论曹操的用人

《曹操论集》及近几年一些论著,对崔琰的死因无人专门论述,仅散见于某些论著中的观点也很混乱:或言是因为曹操平冀州后崔琰犯颜直谏而得罪了曹操,曹操“心中不平”,终以“言论罪”杀之;或言曹操“忌刻残忍”,崔琰是其“暴戾恣睢”的牺牲品;或言是因为“误会”被曹操列入所要打击的汉朝遗老而被误杀;或言是曹操犯了杀掉“可以不杀,或不应该杀”者的错误,从而“削弱”了自己的“威望”。     

“高高下下”解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七“国语注” 谓:《国语》之言“高高下下”者二:周大子普谏灵王曰:四岳佐禹:“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 谓不堕高,不堙卑,顺其自然之性也.申胥谏吴王曰:“高高下下,以罢民于姑苏.” 谓台益增而高,池益浚而深,以竭民之力也.语同而意则异.(重点为笔者所加.)是十分确切的.但解释的并不清楚,使人不易理解,其意不同,可从原文看出.     

晚清名臣忠节公袁昶

著名史学家蔡东藩著的《清史演义》中有言：“袁昶名臣也,以忠谏至祸,同罹惨刑。丹心未泯,碧血长埋。”袁公忠谏至祸是谁为之?他的一生功过究竟如何?我们在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清朝宫中官员履行》、《光绪皇帝石朱批》以及《清史稿》中,找到了答案。     

《晏子春秋集释》管见

《晏子春秋》一书,疑误甚多,校释之事,殊为艰巨.吴作虞先生所撰《集释》,今又重印,收入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读后谨志所见,以供参酌.1.寡人之病病矣.《内篇谏上》42页按:“病病”应作“疾病”.《说文·疒部》:“病,疾加也.”段注:“析言之,则‘病’为疾加;浑言之,则‘疾’亦病也.”“疾病”,古之常语也,谓病困不能起.《左传·昭二十年》亦记此云:“今君疾病,为诸侯忧,是祝、史之罪也.”可证.     

清钱维城九如图轴

“九如”一词的典故出自《诗经·小雅·天保》六章,注云:人君以“鹿鸣”诗赐臣后,臣即歌此诗以答其君。诗言天下安定,犹如永恒的高山和不息的河川。有第二章曰:“天保定尔,以莫不兴。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又言天下获福,犹如月盈日出和南山之寿、松柏之茂,均相继而长新。有第六章曰:“如月之恒,如月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由于诗中连用九个“如”字,后人遂将“天保九如”联用,     

用巴黎公社原则根治当今腐败

中国古代大致从秦汉开始,就建立了御史和言官制度,作为帝制下制约腐败的特殊机构和制度。但是,专制和腐败是一对双生子,专制必然滋生腐败,腐败也必然依赖专制。监察权根本不能独立于皇权,古代法制虽然详密,却不能真正以法治代替人治,监察权既是皇权的附庸,就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制约腐败。尽管如此,古代监察制度不仅给今人留下了失败的教训,也留下若干可资借鉴的经验。第一,从制度的规定看来,古代的台（御史台）官和谏官不但可以论事,也可以论人,不但可以纠劾百官,也可以批评皇帝。“文死谏,武死战”,文官以谏,武官以战而死…     

曹操纳谏

曹操被《三国志》作者陈寿称为“超世之杰”,但他为人处世却很谦恭,能善待部属之谏。为了广开言路,让部属敢于说话,曹操在建安十一年（206年）,先后下了两道《求言锄,规定“诸掾属、治中、别驾”,要在每月初一就所存在的问题各自写出书面意见上报,以供他阅读、善待。     

人言的份量

“人言可畏”，见诸阮玲玉的遗书，又见诸鲁迅的杂文，这已是一个甲子前的事了。时间并未使这句话衰朽，却还历久弥新似的。“人言可畏”出自《诗·郑风·将仲子》。那是描写一位女子受到环境压制而不能自主的烦恼。她爱她的情人仲子，却慑于“人言”，请求仲子切莫跨进她的乡里，因为“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切莫越入她的家墙，因为“诸兄之言，亦可畏也”；切莫跳进她的家园，因为“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这么多“人言”，象一张密网，紧紧笼罩住这个弱女子，她怎敢自由表达自己的爱情呢。后来，“人言可畏”，好像更多地用于政治生活方面…     

王鼎尸谏:一场黑色政治幽默

正传统中国政治,君主高高在上,群臣环而拱之,这种等级关系自然造成了君臣之间的不平等。故常言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过,偶尔也会出现"臣要君听,臣不得不死"的例外。此例外的祖师爷名叫史鱼。他是春秋时期卫国的大夫,自认作为大臣,"不能进贤而退不肖",于是病故前嘱托儿子勿在正堂治丧,以此警醒卫君亲君子远小人。《韩诗外传》赞史鱼"生以身谏,死以尸谏,可     

云无心以出岫 鸟倦飞而知还——《归去来圈卷》赏析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首《归去来兮辞》系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归隐时所作。辞中诗人用平淡质朴的语言叙述了他脱离官场,欣然归隐享受田园生活的乐趣。辞中诗人所表现出来的厌恶仕途生活,不与庸俗官僚为伍的高尚情操以及乐知天命、乘化归尽的人生观受到其后历代文人雅士的极力推崇。     

李贽《答耿司寇》是一封“集束型”书信

一 引言 李贽《焚书》卷一《答耿司寇》约六千字,是《焚书》中最长的信,也是李贽驳诘耿定向篇幅最大的一篇论战檄,历来受到人们重视,将其视为《焚书》或李赞思想的主要代表作之一,人们谈及或研究李赞反伪道学的思想,每常予以称述和引录。袁中道《李温陵传》云：“与耿公往复辩论,每一札,累累万言,发道学之隐情,风雨江波,读之高其识,钦其才,畏其笔。”今流传本《焚书》李赞写给耿定向的信,多在数百或千余字左右,袁中道所说“万言”之札,实际上指的就是《答耿司寇》,“累累万言”,则属夸张。此说代表了后人重视《答耿司寇》的一般情况。     

王审琦铁券与“杯酒释兵权”“太祖誓碑”新解

王审琦铁券与“杯酒释兵权”“太祖誓碑”等宋初重大政治疑案有着内在的关联。表面上看,太祖三言两语就让开国武将元勋们放弃了禁军统领权。实际上,太祖是以法外政治特权及其象征——铁券赎买了他们的军权。作为连锁反应,太祖又以“誓碑”的方式安抚了其他开国功臣。三件事情不仅在时间上非常接近,而且在逻辑上构成了太祖解决开国功勋震主问题层层递进的序列。“誓碑”原本内容只有“誓不诛大臣”,其中“大臣”仅指二品以上高级官员。宦官或言官被纳入“誓碑”,纯粹是曹勋误传和妄改的结果。士大夫站在自身立场不约而同地选择相信“誓不诛大臣、言官”,并对其不断地演义、改造,最终形成了符合士大夫群体利益的“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