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袁州府志》與《永樂大典》所存南宋《宜春志》考辨

宋代《(寶慶)續修宜春志》的部分内容保留於明清袁州方志中。其流傳線索有二,一是嚴嵩編《(嘉靖)袁州府志》時對文淵閣“嘉定志”的利用,二是嘉慶、道光年間,袁錫光從《永樂大典》抄出“嘉定間《袁州志》”,成爲編修《(道光)宜春縣志》、《(道光)萍鄉縣志》、《(道光)萬載縣志》的材料。這兩種“嘉定志”實際上都是《(寶慶)續修宜春志》。李榮陛《厚岡文集》對《大典》中的《宜春志》也有所引用,但與袁抄本並不存在傳抄關係。明清袁志中源出宋志的唐宋詩文,可補《全唐詩》、《全宋文》、《全宋詩》之闕,並有助於進一步推考《全唐文》篇目來源。     

唐元和詩人邢允中辨誤

職官制度對古籍整理與研究意義重大,《剡川詩鈔》直至《全唐詩續拾》相繼製造的"唐元和詩人邢允中",即因未及究細北宋武階官左班殿直,而將北宋邢允中誤作唐人。歷代學者未能詳繹虞世美《護國院記》碑形成的三個不同歷史時間(這通刻立於南宋嘉定十一年的紀念碑,保存了一篇唐代佚文《護國院記》),從而導致這一錯誤知識的産生、流傳。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综述

“以孤篇压倒全唐”的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现在可以说是人人皆知的名篇,国内有不少专家和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和探讨,并且提出了许多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看法。在尽量掌握这些材料的基础上,本文试着就《春江花月夜》这部作品的历史命运、主题思想、艺术美以及其他三个值得我们重视的细节方面做一些综述。     

近體詩律標準模型校考

基於唐詩生成的兩種近體詩律模型,爲律絶創作、詩體研究和文獻校勘提供了基本準則。通過對《全唐詩》全部五七言四八句詩歌的格律統計發現,林庚和啓功先生所提格律模型呈現率相對較高,但整體上完全符合標準模型的詩作比例較小,只是隨着拗變量的增加而覆蓋面益廣。鑑於中土文獻有關標準詩型的記載出現較晚,本文基於現有詩例,從句、聯、篇等層面分類分期考察了詩律模型的生成與演變。前人受限於文本形態和技術手段,難以實現全樣本、精確化的聲律統計。將《全唐詩》、《全宋詩》甚至近體詩歌作爲一個文本集來統計,可以超越抽樣分析而把握近體詩律的要素特徵與歷史演變,避免將標準模型作爲字音研判、異文辨析、體式分别的先驗標準。唐宋詩歌的標引計量與實證分析,有望將相關研究命題交叉驗證、關聯共現,從更多維度刻畫和揭示古典詩歌的聲律特徵。     

话说苌弘

苌弘,字叔。他是我国东周时期一位神话般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我国的史籍《左传》、《国语》、《庄子》、《史记》、《汉书》、《华阳国志》等,对苌弘都有记述。他与思想家老子友情甚笃,他对教育家、思想家、我国历史上的大圣人孔子,有过帮助和指导。他是东周王朝的大忠侄,是古蜀国有历史记载、最早的一位历史名人。他是东周时期的一位政治家‘、阴阳家、天文学家和音乐大师。     

《吴中小志丛刊》出版

“丛刊”是苏州市志办继《再读苏州》后推出的《苏州地方历史化读物》丛书之二。2004年11月由广凌书社出版。丛刊收录的志书篇幅都很小,《半塘小志》仅数百字,《石潮志》也仅4．5万字。这些志书的内容都有关吴中人,很有参考价值。但由于分散收录在一些丛书中,不便查找,单独成书又不很现实,为此特将其汇集整理。本办主要做了加标点、作校注、附作传、增主题词目录、增补相关内容,并添了一些图片资料等工作。     

李商隐诗文集中一种典型的脱误现象——从《为尚书渤海公举人自代状》题与文的脱节谈起

《苑英华》卷六三九荐举下载李商隐《为濮阳公陈许举人自代状》、《为怀州刺史举人自代状》、《为尚书渤海公举人自代状》、《为荣阳公奏王克明等充县令主簿状》、《为荣阳公举人自代状》、《为盐州刺史奏举李平判官状》、《为濮阳公陈许奏韩琮等四人充判官状》、《为安平公兖州奏杜胜等四人充判官状》,共八篇。上列诸状又均载於清编《全唐》,     

《全唐詩》所收殷堯藩《喜雨》證僞

<正>據陶敏先生考證,《全唐詩》所收殷堯藩詩,相當一部分詩來源可疑,當是書商作僞以牟利(見陶敏《〈全唐詩·殷堯藩集〉考辨》,《中華文史論叢》第四十七1)。其中於殷堯藩《喜雨》一詩,陶敏先生指出第四句"浙東飛雨過江來"係襲用蘇軾《有美堂暴雨》中的名句,疑爲僞作。其後陶敏先生《全唐詩人名彙考》指出《喜雨》詩第七句"千里稻花應秀色",用南宋曾幾《蘇秀道中自     

把郑智化收藏起来

每个歌手都会唤起一种通感。想起郑智化．我就想起遥远的台北的夜、路灯、血红的玫瑰、哀伤的女郎、《将军族》、《孽子》、火车站、流浪的少年。     

《唐女郎魚玄機詩》版本源流考

唐女郎魚玄機的詩歌至少在五代時已集結行世,約刻於南宋中晚期的臨安陳氏書棚本《唐女郎魚玄機詩》是至今保存下來的惟一宋刻本。在書棚本之前,當有一個與之差異較大的本子,這個本子部分地爲《唐人萬首絕句》和《才調集》保存了下來,但錯訛尤多。明清及民國的刻本或影印本都是據書棚本或書棚本的臨寫本而來。諸本中,以書棚本爲最佳,流行最廣。其仿刻本中,以清沈恕、沈慈刻本,江標刻本最爲逼真。明本改竄最甚,然也有可取之處,如所補缺字,就爲他本所不及。《全唐詩》本雖有訛誤,然又是收録詩篇最全的本子。葉德輝仿刻本還將諸家題跋和印章以宋體字迻録。當代整理本有兩種,但在利用底本或校本上都有缺憾。故對其版本的源流梳理和優劣比勘,對校注《魚集》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新旧《唐书》著录《陶潜集》考异

《陶潜集》是东晋陶渊明的文集,是研究其思想的重要依据。新旧《唐书》对其都有记录。由于抄录人员的资质问题,或者誊录时的笔误等原因,年代久远后,必定会有前后说法不一致的现象。     

《史记》《汉书》的东夷王者观

这篇论文,作为批判中国正史东夷传记事史料的第一步,整理了《史记&;#183;朝鲜传》、《汉书&;#183;地理志》、《汉书&;#183;王莽传》的朝鲜观、朝鲜王者观。作为中国正史朝鲜关系记事的发端的《史记&;#183;朝鲜传》其史料价值从来都被人们所重视。可是,其记述是以汉武帝出兵朝鲜为中心,对朝鲜的历史几乎没有表示关系。而且,其东夷王者观是理念化的,中国亡命者都变成其地的王者,并在统治东夷诸族的同时,作为藩属的王而服从于汉王朝。在《汉书》里,朝鲜观及其王者观是多样化的,但与《史记》一样也是理念化的,未客观地描述实际情况。《汉书&;#183;朝鲜传》几乎原封不动地借用了《史记》的记事,在《地理志》郡县条分注里,把箕子、卫氏两朝鲜国,异民族的真番、朝鲜、高句丽诸国安置于乐浪郡、辽东郡、玄菟郡,设定了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朝鲜国。在《地理志》分区条里认为,包括朝鲜国在内的东夷诸民族是顺从的,他们之所以彬彬有礼,是因为遵守了箕子之教,由于中国人亡命者变为王者并进行了教化,因而出现了理想化的境地。在这里,可以说找到了朝鲜王者的理想像。与之相反的东夷王者观在《王莽传》中可以看到,王莽把高句丽侯驺认定为异民族的王者,将其抹杀是皇帝的任务。《史记》《汉书》的朝鲜观和东夷王者观不是从客观的史实产生出来的,其记事的史料价值也并不那么高,但给予后世正史的影响却是极大的。     

《毛诗》经学化的过程及其特点与得失

本文主要论述三个问题：一、西汉前期,有经学的指导思想,但没有《诗经》经学的范本。即《子夏序》是不存在的,并从六个方面加以证明。二、《毛诗》经学化的过程。三、《毛诗》经学化的模式及其特点与得失。     

柳亚子与汪精卫

柳亚子先生在《南社纪略》等书中,多次提到“荃蕙化茅,不乏旧侣,最所痛心。”这“荃蕙化茅”出于屈原的《离骚》。“荃”和“蕙”都是香草,茅则是茅草,比喻好人变成了坏蛋。柳亚子先生用来指某些南社社员动摇变节,成为了汉奸国贼,其中汪精卫属于变节分子中的代表人物。早年柳亚子对汪精卫十分钦佩、推崇,引为南社的骄傲,后来对他则痛心、痛骂到痛疾深恶。柳亚子对汪精卫等人的爱憎,决不是由于私恩或者私怨,完全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大义：     

卵生徐偃王传说试解

一个世代传承的文化母题早在两三千年以前,今苏北大地上曾经存在过一个历史悠久、国力强盛、文化发达的古徐国。而在徐国的历史上,徐偃王无疑是一位声名最为显赫、影响最为广泛的国君,《荀子》、《韩非子》、《淮南子》、《尸子》、《楚辞》、《论衡》、《说苑》以及《史记》、《后汉书》、《水经注》等早期的文献都曾记载过他的事迹,有的其至还将他和尧、舜、周公、伊尹、周文王、孔子等     

陈伯华回忆录（十六）

在总理家做客 1957年以后,我的身体条件和嗓音条件都处于比较良好的状态。由于巡回演出的几出新戏获得了成功,我创作的欲念越烧越炽热,一连排了《三请樊梨花》《穆桂英智破天门阵》《状元媒》《百花亭》（即《贵妃醉酒》）和《墙头马上》等推陈出新后的传统戏。     

《史》《汉》之际史书编撰形式的发展

《史》、《汉》之际史学的发展表现有二:一是思想上正统化观念不断加强,前人已多有论述;二是史学自身的发展更多体现在史家对史书编撰形式的探索上。纪传体体例逐渐"整齐",起居注著录渐成常例,地方史的撰述得到提倡,学术史、人物专史、杂史、制度史等都以专书的形式出现,"史氏流别,殊途并骛",史书编撰出现多途发展趋势。     

读瞿林东著《史学志》

瞿林东《史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是《中华化通志》“学术典”中的一种。《中华化通志》以志的体例和旨趣,意欲勾勒中华化的整体面貌。其中《史学志》则致力于反映作为中华化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史学的面貌、成就与特点。     

《篆隶万象名义》两种版本的差异

日本沙门大僧都空海编撰的《篆隶万象名义》在《玉篇》系文献乃至整个汉文辞书领域都具有重要地位.传世《名义》为日本高山寺藏卷子本,通行的《名义》主要有两种版本:一是《崇文丛书》本系列,中华书局本影印的底本就是《崇文丛书》本;二是东京大学本.由于影印时代与页面处理的不同,中华书局本与东京大学本存在不少差异,而这些差异是《名义...     

章学诚《释通》与《答客问》写作时间考订

《释通》与《答客问》是章学诚论史的重要文章。过去从事于章学诚著述史研究的学者,如胡适、姚名达以及钱穆等,多依据两文同载《庚辛间草》,而将其定在乾隆五十五、六年之庚辛间。然由于《庚辛间草》内所有文章并非同时写成,同时,无论是《释通》篇的内容,还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朱锡庚钞本《章氏遗书》提供的新材料,都证明《释通》与《答客问》诸篇不可能写于乾隆五十五、六年,而应当写于乾隆四十九年之前。